在赫德森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的一次演讲中，Palantir公司CEO亚历克斯·卡普 (Alex Karp) 发表了一场引人深思的讲话。这场讲话超越了常规的科技行业论述，深入探讨了在人工智能时代，权力结构、社会意识形态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根本性重塑。
卡普是一位以“非传统”著称的人物。在同事的介绍中，他不仅是“科技巨头”，更是“西方的捍卫者”、“技术共和国的作者”和“硅谷的哲学家”。这场演讲，与其说是一次技术展示，不如说是一场关于权力哲学的宣言。本文将以旁观者的视角，基于演讲内容，深度解析卡普的核心观点及其背后的哲学逻辑。
形似“邪教”的文化：解构Palantir的“非主流”基因
要理解卡普的宏观论述，必须首先理解他所构建的企业文化，这在演讲的介绍部分（由其同事Sham Sankar发表）得到了充分的“剧透”。介绍者将卡普视为其“导师”和“大师” ，并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极度“非传统”的领导者形象。
这种非传统体现在他对事物“第一性原理”的极致追求上。例如，他从“法国餐厅为何如此出色”这一问题中，提炼出了“前线部署工程” (FDE) 的理念。他认为，优秀的法国餐厅，其服务员也是厨房团队的一部分，他们理解食物的制作技术、方法论和原理。
卡普将这种理念移植到了Palantir。他所塑造的Palantir，并非一个标准化的“工厂”，而是一个“艺术家部落” 。在这个环境中，推崇的不是对流程的墨守成规，而是“创造性的反叛” 。这是一个鼓励冒险、旨在发掘、培养和支持“艺术家”的地方。
介绍者承认，这使得Palantir感觉像一个“邪教” ，而卡普也曾自嘲，自己是一个“邪教领袖”，只是没有享受到与此相关的“好处”。
此外，卡普深受某些书籍的影响。他将《薄伽梵歌》 视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商业书籍”，并经常引用其中克里希纳 (Krishna) 在战车上向阿诸那 (Arjuna) “有选择地揭示真相”的例子。同时，他认为最重要的商业电影是功夫片《少林三十六房》。
这些看似怪异的文化符号：艺术家部落、第一性原理、对《薄伽梵歌》和功夫片的推崇，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卡普的世界观是精英主义的、推崇个人创造力的，并且坚信少数“觉醒者”（无论是艺术家、工程师还是哲学家）应该被赋予挑战旧规则、建立新系统的权力和资源。这种“邪教”般的文化，正是他后续所有宏大叙事的微观实践基础。
技术的“上游决定论”：哲学如何成为建筑的下游
卡普的演讲核心，始于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哲学论断。他本人曾计划以哲学为职业，但他指出，传统观念高估了哲学本身。
他提出了一个“技术决定论”的哲学观：哲学是“下游” 产物，它源于那些在世界上被“建造” 出来的实体事物。
他用建筑学来佐证这一观点：是“现代建筑”的出现，催生了“现代哲学”；同理，“后现代建筑”的兴起，导致了“后现代哲学”的诞生。
这一论断的引申含义是革命性的。如果哲学（即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只是对既定物理和技术现实的“事后总结”，那么真正定义一个时代的，就不是哲学家、理论家或人文学者，而是那些“建造者”：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领袖。
卡普将此逻辑应用于当下。他指出，当今许多看似“难以理解” 的文化趋势和政治动荡，实际上都源于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下游效应。
这一观点，为他后续的权力分析奠定了基础：谁掌握了AI的“建造权”，谁就掌握了定义下一个时代“哲学”的话语权。
权力的地缘政治：AI时代的“美国例外论”
在确立了“技术决定哲学”的前提后，卡普迅速将焦点转向了这场“建造”竞赛的唯一主角。
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当今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在AI领域“真正重要”，那就是美国。
他列举了美国在这种“全面统治” 中的具体表现：从芯片、到“本体论”（Ontology，此处指数据构建和理解的框架）、到大型语言模型 (LLM)，再到人才、风险投资以及最关键的：“组织人才的方式”。
卡普承认，这种局面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因为从历史上看，大型语言模型所依赖的数学基础（如概率论）始于德国的莱布尼茨，并在法国和俄罗斯（两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发扬光大。
然而，最终将这些理论转化为全球主导性技术力量的，却是美国。
这个“悖论”的答案，在卡普看来，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文化”。美国的特定文化，即前文所述的，那种鼓励冒险、崇尚个人创造力、能够高效组织精英人才的文化（以Palantir的“艺术家部落”为缩影）：成为了AI发展的唯一“合适土壤”。
因此，卡普的逻辑链条是：
技术（建造）决定哲学（意识形态）。
AI是当今最具决定性的技术。
美国在AI领域拥有无可匹敌的文化和组织优势。
结论：美国不仅在技术上，更在未来的全球意识形态上，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
“精英的内战”：AI如何重塑社会权力结构
卡普接着用他的技术决定论，来解释一个困扰西方社会的政治现象：为什么那些在常春藤盟校接受过“人文科学训练”的“高度特权”阶层，会投票支持那些“似乎违背他们利益”、并且“毫无执政经验”的政治人物？
这是一个关于“权力转移”的深刻洞察。
首先，卡普定义了他自己所信奉的“古典进步主义” 。他认为，真正的进步主义意味着“政府必须有效运转” 。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依赖“最优秀的人才”，即那些“拥有运营复杂组织经验”、“懂软件”、“理解并能执行法律”的专业人士。
这番话的潜台词是，传统的“人文精英”，那些擅长言辞、理论和法律的阶层，在过去是“古典进步主义”所依赖的“最优秀的人才”。
然而，AI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卡普指出，这些“疯狂的”政治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分析“AI领域正在发生什么”、“谁在创造价值”以及“他们如何创造价值”来解释。
这里的核心逻辑是：一个社会中“创造价值”的群体，最终将掌握该社会的权力。
在工业时代，或许是资本家和律师；但在AI时代，“创造价值”的群体，正迅速转变为那些“建造”AI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
卡普所描述的“常春藤人文精英”，正是一个正在失去“价值创造”核心地位的阶层。他们不再是“最优秀的人才”，因为他们既不懂软件，也无法运营未来的复杂AI系统。
因此，他们“疯狂”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是一种面对权力被“技术新贵”（即卡普和他的“建造者”们）夺走的恐慌性反应。这是一场“旧精英”对抗“新精英”的文化内战，而AI是这场战争的催化剂和主战场。
“必须的拥抱”：AI的“双重用途”与西方的生存
如果AI是权力的核心，那么如何对待AI的“危险性”？卡普对当前盛行的AI“末日论” 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沉迷于“末日论”，是因为他们无法在不“拥抱美国及其文化的优越性”的前提下，去解释AI的“承诺” 。
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论断：承认AI的巨大潜力，就等于承认美国（作为AI的唯一摇篮）的文化优越性。那些不愿意承认后者的人，宁愿选择“AI末日论”这种悲观叙事，以此来回避承认美国的主导地位。
卡普强调，AI“永远都只会是一种双重用途技术” 。它既有危险，也有承诺。
面对这种双重性，唯一的出路就是“拥抱” 。美国“必须”拥抱其构建AI的能力，必须拥有芯片、拥有软件、构建大型语言模型，并且“非常、非常快地奔跑”。
为什么必须如此？卡普引用了亨廷顿 (Huntington) 的冷酷逻辑：“如果我们不是控制暴力的一方，我们就无法制定法治”。
在AI时代，“技术”就是“暴力”的最高形态。
卡普将赌注提升到了文明存续的高度：“如果我们不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技术文化，我们在这个文化中所珍视的东西，以我们的宪法，特别是在我们的前四条修正案中体现的东西，那些东西将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毫不妥协的“技术-现实主义” 宣言：技术主导权是法律、自由和价值观得以延续的“前提条件”。
在这种逻辑下，“自卫”是唯一的选择。卡普从Palantir的经验中总结道：“没有人会来保卫你。你必须保卫你自己。”
革命性的工具：“美国式精英制”与“关爱的能力”
如果说，美国必须赢得这场AI竞赛，那么“如何赢”？
卡普给出的答案，既不是依赖传统的“专家”，也不是靠人多势众。他认为，Palantir之所以成功，一半的原因是他们“积极主动、组织严密，并且非常精英化 ”。
他将“精英制” 称为“有史以来所有企业中，最被低估的、强大的革命性工具”。
但卡普所推崇的“精英制”，并非简单的“唯分数论”或“唯履历论”。他以同事Sham为例，称其得以晋升的两个原因，一是他（卡普）认为Sham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二是他看到Sham与他兄弟的互动。
卡普的结论是：“在一个‘美国式精英’的基础上，识别和提升那些‘有能力去关爱’的人，是单一最具革命性的工具。”
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定义。卡普所倡导的“新精英”，必须具备两个特质：
精英能力 ：拥有顶尖的“建造”技能（如Palantir的工程师）。
关爱的能力：对某种宏大事业具有强烈的情感投入和责任感。
这种“冰冷的能力”与“炽热的关爱”相结合，才是卡普眼中美国赢得AI竞赛的核心动力。
内部的“感染”：对“反精英主义”的批判
在演讲的最后，卡普将矛头指向了内部：那些他认为正在“感染”和“撕裂”西方，特别是“进步主义”阵营的“反精英主义” 思想。
他以一个“前进步主义者”的身份发问，为什么他“以前的政党”（即民主党）会被那些“不相信”（精英制）的人所感染？
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激进陷阱”理论：当你（温和派）接受了“你永远不能投票给某个持有你不同意的信仰结构的人”这一逻辑时，你实际上“正在授权给你自己党内的激进分子” ，而他们最终将控制一切。
他以德国的移民政策和美国的边境问题为例。他特别指出，他所定义的“进步主义者”“从来没有人相信开放边境”，因为这“破坏了工人的价值及其劳动力价值”。
在他看来，这些“反精英主义”和“反进步主义”的价值观正在摧毁西方社会自我防卫的能力。他警告：“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变成欧洲”。
他呼吁“民主党的朋友们”必须“站起来” ，必须去“战斗” 。
结论：作为文化工程的Palantir
卡普的演讲，最终回归到了Palantir的使命。
他最自豪的成就，是Palantir已经“将硅谷的文化从怀疑美国转向了爱国”。
在过去，那种“为美国在战场上提供不公平优势的工具”的想法，被视为“异端” 。而现在，这已成为“常识” 。
这就是卡普的终极哲学：通过践行他所定义的“精英制”，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你就能够“真正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归根结底，亚历克斯·卡普的演讲，描绘了一个由技术（特别是AI）驱动的、冷酷而清晰的权力图景。在这个图景中，哲学和意识形态只是技术现实的附属品；全球权力正在围绕“AI建造能力”进行重组；而“旧精英”正被“新精英”（有能力且有关爱的建造者）所取代。
他的演讲，不仅是对Palantir公司使命的辩护，更是对整个西方世界发出的“文化动员令”：要么拥抱“精英制”并赢得这场技术竞赛，要么在“反精英主义”的内部感染中，失去定义未来规则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