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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CEO基辛格,接手Intel后才发现衰败程度超乎想象!英特尔未来的技术、市场与战略的博弈

前CEO基辛格,接手Intel后才发现衰败程度超乎想象!英特尔未来的技术、市场与战略的博弈 AI驱动数字化转型
2025-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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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英特尔的故事,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科技史诗。它曾攀上巅峰,也曾坠入低谷。它向我们展示了巨头如何因傲慢而迷失,又如何在危机中挣扎求生。最终如何,还是要看他能否抛弃旧日的路径依赖,用全新、更开放、更系统化的

英特尔前CEO帕特·基辛格一番话,说得非常直白,甚至有点残酷。他说,2021年当他回来接手这家公司时,才发现衰败的程度远比他想象的要深。这话从前掌门人的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这不仅仅是谦虚,更像是一种清醒到近乎痛苦的认知。

基辛格说,在他回归前的五年里,英特尔没有一项产品是准时交货的。这句话简直是晴天霹雳。对于一家以精密和执行力著称的科技公司,这相当于一个五星级大厨承认自己过去五年炒菜没一次按时上桌。这背后暴露出的问题,是系统性的崩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组织惯性病”,“基本纪律”被抛诸脑后,公司仿佛连最根本的芯片工程都不会做了。

黄金时代:当“Intel Inside”成为一种信仰

想当年,英特尔何其风光。从1968年由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伊斯两位传奇人物创立开始,这家公司就注定不平凡。他们的名字“Intel”,取自“Integrated Electronics”(集成电子),预示着一个微缩世界的开启。

最初,他们靠着存储器芯片站稳脚跟,比如在1970年推出的1103 DRAM,几乎凭一己之力敲开了DRAM市场的商业大门。但真正让英特尔封神的,是1971年推出的全球第一款商用微处理器4004。这块小小的芯片,像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种,点燃了个人计算的革命之火。

接下来的二十年,是英特尔高歌猛进的时代。8086处理器被IBM个人电脑选中,开启了“Wintel”联盟的霸权时代。到了1985年,面对日本厂商在存储器市场的激烈绞杀,时任CEO安迪·葛洛夫做出了一个堪称“壮士断腕”的决定,砍掉存储器业务,全力押注微处理器。这个决策,让英特尔彻底转型,也为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基石。

九十年代,是英特尔的黄金十年。1993年,奔腾(Pentium)处理器的问世,伴随着那句魔性的“Intel Inside”广告语,让英特尔的品牌深入人心。那时候,拥有一台“奔腾芯”的电脑,是无数家庭和企业的梦想。英特尔不仅是一家芯片制造商,更是一种科技信仰,是性能和可靠的代名词。

那时的英特尔,就像一位武林盟主,手握最强的神功秘籍(x86架构),制定着整个江湖的规矩。它不仅自己设计芯片,还自己建造工厂(Fab)生产,这种被称为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整合设备制造商)的模式,让它在技术和产能上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帝国的裂缝:从傲慢到迷失

然而,没有永恒的王朝。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的浪潮汹涌而至,英特尔这位PC时代的王者,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它错过了整个智能手机时代,眼睁睁看着基于ARM架构的芯片凭借低功耗的优势,占领了几乎所有人的口袋。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内部。在最核心的制造工艺上,英特尔引以为傲的“Tick-Tock”钟摆战略开始失灵。这个战略曾让它每隔两年交替升级制程工艺(Tick)和微架构(Tock),稳步甩开对手。但在10纳米节点上,英特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瓶颈,一拖再拖,反复“优化”,硬生生把14纳米工艺打磨了好几代。

这就像一个原本百米跑9秒的飞人,突然在起跑线上摔了好几次,怎么也爬不起来。而就在他挣扎的时候,身边的对手们,比如台积电和三星,却借助极紫外光刻(EUV)技术,一路狂奔,从7纳米、5纳米,再到3纳米,把英特尔远远甩在了身后。

制造工艺的落后,直接导致了产品竞争力的下滑。CPU性能提升缓慢,功耗居高不下,被老对手AMD凭借台积电的先进工艺步步紧逼,市场份额不断被蚕食。到了基辛格回归前夕,英特尔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将自己部分核心的CPU和GPU芯片,外包给曾经的“小弟”台积电生产。据估计,到2025年初,英特尔外包给台积电的晶圆比例一度高达30%。

这无异于公开承认,自己的武功已经跟不上时代,需要找外援了。基辛格口中那“比认知更深也更严重”的衰败,正是指这段痛苦的时期。公司内部弥漫着一种失败主义情绪,失去了昔日的执行力和创新精神。

临危受命:基辛格的“五年五节点”豪赌

2021年,帕特·基辛格的回归,被视为英特尔的“救赎”。这位在英特尔工作了30年的老兵,技术出身,懂产品,更懂英特尔的文化基因。他上任后,迅速祭出了一套组合拳,核心就是IDM 2.0战略。

这套战略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重振自家的晶圆厂,通过一个激进的“五年内推进五个制程节点”计划(从Intel 7到Intel 18A),目标是在2025年重夺制造工艺的领先地位。第二,扩大使用第三方代工,也就是继续和台积电等厂商合作,确保产品竞争力。第三,也是最大胆的一步,成立“英特尔代工服务”(Intel Foundry),把自家的晶圆厂开放出来,为其他芯片设计公司提供代工服务,直接与台积电、三星抢生意。

这是一场豪赌。基辛格试图让英特尔这头沉睡的巨狮,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英特尔开启了疯狂的“烧钱”模式。仅在2022年,研发支出就高达175亿美元,2023年也维持在160亿美元。同时,在美国本土大兴土木,计划在亚利桑那州和俄亥俄州等地投资上千亿美元建设新的晶圆厂。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新工厂的建设进度并非一帆风顺,俄亥俄州的项目就因各种原因从原定的2025年投产推迟。而开放代工业务,想从台积电口中夺食,更是难上加难。基辛格自己也承认,迟迟等不到大客户,因为信任需要时间来重建。毕竟,谁会轻易把身家性命交给一个过去五年连自家产品都无法准时交付的代工厂呢?

台积电高管“带枪投靠”?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就在英特尔奋力追赶之际,一桩震惊业界的事件,将它与台积电的竞争推向了白热化。

台积电前资深研发副总裁罗唯仁(Wei-Jen Lo)在退休后不久,加入了英特尔,并担任副总裁,负责技术开发。这位罗先生可不是一般人,他在台积电任职期间,深度参与了从10纳米到3纳米等多个关键节点的研发,是台积电先进制程的核心人物之一。

此事一出,台积电立刻拉响了警报。他们迅速在台湾对罗唯仁提起了诉讼,指控他可能泄露了包括2纳米、1.4纳米(A14)等未来关键技术的商业机密。据传,台积电的内部调查发现,罗唯仁在离职前曾指示下属提供敏感技术文件,并可能携带了大量手写笔记离开。尽管有人辩称这些只是个人笔记,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引发惊涛骇浪。

英特尔对此当然是矢口否认,表示相信罗唯仁的清白,并强调公司有严格的政策防止使用第三方机密。但这场风波,无疑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本已紧张的半导体产业神经上。

这起事件,与其说是一场简单的个人跳槽,不如说是地缘政治、技术霸权和人才争夺战的缩影。基辛格曾多次公开警告美国过度依赖亚洲,特别是中国台湾的芯片制造能力,甚至引发了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的公开批评,说他“有点不客气”。现在,英特尔直接从对手的核心研发团队“挖角”,其背后的战略意图不言而喻,就是要用尽一切办法,缩短自己与台积电的技术差距。

对于英特尔来说,如果能从罗唯仁那里获得哪怕一点关于台积电先进制程研发路径、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灵感”,都可能让它的追赶之路省下数年时间和数十亿美元的试错成本。这就像在一场黑暗的马拉松比赛中,对手的领跑员突然拿着一张地图投奔了你。

当然,商业机密诉讼往往旷日持久,最终结果难以预料。但无论结果如何,这件事都暴露了英特尔在追赶过程中的焦虑和急切,也让它与台积电之间原本“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变得更加剑拔弩张。

未来之路:在废墟上重建,还是另起炉灶?

英特尔的“五年计划”已经是冲刺阶段的收尾。按照路线图,其Intel 18A制程应该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为自家和外部客户生产芯片。这是决定英特尔未来命运的关键一战。如果18A能如期量产,并且在性能、功耗和成本上具备与台积电2纳米相抗衡的实力,那么英特尔就还有翻盘的希望。

在产品层面,英特尔正在全力押注AI PC。从Meteor Lake到未来的Panther Lake,新一代的酷睿Ultra处理器都集成了专门的AI处理单元(NPU),试图在终端侧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以应对英伟达在云端AI的绝对统治力。但这条路同样拥挤,AMD、高通,甚至苹果,都在摩拳擦掌。

而在更广阔的AI加速器市场,英特尔的Gaudi系列虽然在特定场景下表现不俗,但面对英伟达构建的CUDA生态壁垒,依然像是拿着大刀长矛的步兵,在挑战装备了星际战舰的帝国舰队。要撼动英伟达的地位,短期内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英特尔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在我看来,英特尔站在一个迷茫的十字路口。它不能再仅仅想着“在废墟上重建”那个曾经辉煌的IDM帝国。因为时代已经变了,单纯依靠制程工艺领先就能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未来的竞争,是系统级的竞争,是生态的竞争。

英特尔必须学会更“聪明”地战斗。IDM 2.0战略的方向是对的,但执行起来需要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它的代工业务,不能仅仅满足于成为“另一个台积电”,而应该利用自己兼具设计和制造能力的独特优势,提供一种“系统级代工”服务。也就是说,不仅提供晶圆,还提供先进封装技术(如Foveros和EMIB)、芯粒(Chiplet)IP库以及软件工具链,帮助客户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构建自己的芯片系统。这才是它与纯代工厂相比,可能存在的差异化优势。

它的产品业务,必须摆脱对CPU的路径依赖。AI PC是一个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要构建一个开放的软件生态,让开发者能够轻松地利用其CPU、GPU、NPU的协同算力,而不是让它们各自为战。在这方面,英特尔的oneAPI战略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推广力度和生态建设仍需加倍努力。

而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局,基辛格的呼吁虽然刺耳,却也道出了事实。芯片制造过于集中在亚洲,确实存在风险。美国推动的芯片法案和本土制造回流,为英特尔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关起门来搞“小院高墙”,正如基辛格所说,除非发生“经济版图位移”,否则根本性的改变不会发生。这意味着英特尔必须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找到一个精妙的平衡点,既要利用好本土政策的东风,又要维持与全球供应链伙伴的合作,包括那位既是客户又是对手的台积电。

英特尔的故事,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科技史诗。它曾攀上巅峰,也曾坠入低谷。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家巨头如何因傲慢而迷失,又如何在危机中挣扎求生。英特尔最终如何,还是要看能否真正抛弃旧日的路径依赖,用一种全新的、更开放、更系统化的思维,去拥抱这个被AI重新定义的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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