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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体育记者在写稿?

还有多少体育记者在写稿? 传媒评论
2025-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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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刚刚落幕的大湾区全运会,社交平台被赛事爆款短视频刷屏。热闹背后,体育媒体人张宾观察到,专业体育新闻尤其是优秀的文字报道少了,即便有,流量也不大。



刚刚落幕的大湾区全运会,社交平台被赛事爆款短视频刷屏。

热闹背后,体育媒体人张宾观察到,专业体育新闻尤其是优秀的文字报道少了,即便有,流量也不大。其在文章《全运会,没有多少人还在写稿了》中提到:

体育记者们还在现场,还在踊跃提问,只不过坚持写稿的记者似乎不多了。无论是电视台记者,还是文字记者,都在拿着设备怼着明星运动员的脸拍。

实话实说,《羊城晚报》的全运会特刊质量还是非常高的。但如果不是我恰巧发现了酒楼前台一个角落里乏人问津的这沓报纸,我几乎没有任何机缘读到上面的文字。

大多数记者关心的是张雨霏有没有吃虾饺,而没有太多人在乎她200米蝶泳是否会输给于子迪。更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这个项目上击败了于子迪和张雨霏的陈露颖,尽管后者也有着较高的颜值,符合现在的流量思维。

由此,作者在文章中表达了焦虑:

“毫无疑问,专业的内容报道在当下正因为稀缺,反而显得珍贵,也并不会缺乏读者。但与短视频平台动辄几亿、几千万的播放量比起来,这种文字报道掀起的浪花太小了,甚至没有全红婵发挥最完美时压出的水花大。”

“这就是时代当下的样子,专业的体育媒体人要么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要么‘打不过就加入’。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选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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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全运会上,在汪顺夺冠后,有记者问其早上为什么没刮胡子。

专业报道没流量,赛事采访泛娱乐化,二者矛盾如何化解?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闫清瑶在给《全媒体探索》杂志的投稿《赛事采访泛娱乐化的表征、成因及优化之道——以巴黎奥运会赛后采访为例》中,分享了其观点,摘编如下。

体育赛事采访是连接赛事与受众的重要桥梁。近年来,部分记者偏离竞技本质与体育精神,过度聚焦运动员场外生活,其采访呈现泛娱乐化倾向。

2024年巴黎奥运会赛后采访效果分析揭示了,巴黎奥运会体育赛事采访问题的结构性矛盾:尽管专业内容仍占主体,但具有娱乐化倾向的提问已规模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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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全运会期间,游泳运动员潘展乐接受媒体采访。

一、巴黎奥运会赛后采访效果分析

(一)对运动员关系戏剧化解读与私人领域过度窥探

“人际关系的戏剧化解读”与“私人领域的过度窥探”共同构成对体育专业性的消解。

一些记者提问侧重于对运动员关系的扭曲想象和戏剧化解读,通过制造虚假冲突、扭曲人际关系,将体育竞技异化为满足猎奇心理的娱乐闹剧,对体育精神的传播与行业生态造成系统性破坏。

如有记者问游泳运动员潘展乐:“你觉得队里谁最帅?”将专业能力评价异化为“颜值排序”,实质是用娱乐工业的“偶像评选”将体育赛事的集体奋斗改写为满足受众娱乐欲望的“选美秀”,与《奥林匹克宪章》倡导的“通过体育教育青年”宗旨背道而驰。

又如记者提问潘展乐“游泳队成绩普遍不好你怎么看?”此类问题预设“团队失败等于个体责任”的对立框架,将集体竞技的复杂因素简化为个体矛盾,暗含“队内存在责任推诿”,若回答不慎极易在社交媒体上发酵为“队内不和”“甩锅争议”等话题。

这种“制造对立”的提问逻辑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中的“团队协作”价值观,将竞技体育精神异化为满足受众猎奇心理的“情感快餐”。

(二)提问浅层化与体育话语空心化

体育赛事采访泛娱乐化的本质是提问从“专业探究”向“娱乐消费”偏移,体现为采访问题的浅层化与体育话语的空心化。

当采访内容停留在表面现象,缺乏对竞技核心规律、技术细节和体育精神内核的挖掘时,体育传播就会丧失作为知识生产与精神传递载体的本质功能,沦为满足受众即时情绪需求的快消品。

如某体育记者采访攀岩运动员伍鹏时问:“累不累?想放弃吗?”看似围绕比赛的提问,实则用情感符号代替技术提问,将攀岩运动的专业价值简化为“体力消耗” 的情绪表达,虽获得一定点赞量但评论区仅集中于“心疼伍鹏”的情感表层反馈。

这种提问方式剥夺了运动员展示专业智慧的机会,阻碍了公众对攀岩运动与精神的认知。

香港TVB一记者对游泳运动员潘展乐的提问则体现了深度提问的价值和专业性。提问包括:“巴黎奥运会一直有传言,中国游泳队10多天接受200多次尿检说法,这是真的吗?”“这里游泳池比较浅,浪会不会影响到你发挥?”这些提问要求运动员以专业知识作答,能够引发专业讨论。这些揭示运动员的战术智慧和竞技精神维度的深度呈现,需要记者具备专业主义的提问逻辑。

二、巴黎奥运会赛事采访泛娱乐化的成因剖析

(一)资本驱动下的提问异化

新闻商业化对体育赛事采访的塑造,本质上是受众商品论在体育传播领域的具象化演绎——媒体将受众注意力打包售卖给广告主,而娱乐化提问正是提升交换价值的手段。

当媒体的生存逻辑转向“流量至上”,点击率、广告收益成为硬指标,记者的提问策略难免向“眼球经济”妥协,体育报道的价值天平也难免向娱乐化倾斜。

无论是“制造对立”提问的泛滥还是提问浅层化,本质上都是商业逻辑对体育传播的侵蚀,运动员乃至受众本身都被纳入资本增值的链条。

例如,追问“全红婵买奢侈品”争议,将采访重心从赛事转移到运动员私人事件,以满足受众对娱乐元素的追求。这种利益驱动下的提问虽能在短期内带来流量的飙升,但偏离了对体育精神和竞技水平的呈现,损害报道专业性和公信力。

(二)平台逻辑下的内容规训

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特性构成泛娱乐化的技术驱动,其算法机制与内容消费逻辑从根本上重塑了体育采访的提问方式。

短视频平台数据显示,前3秒包含“争议”“情感爆点”的视频完播率比普通视频高出2.3倍,这迫使记者提问必须具备强情绪冲击或猎奇属性,将复杂的竞技过程简化为强冲突、高情绪的片段化表达。

如在对体操运动员张博恒进行采访时,记者开篇即问:“落地失误后,有没有情绪崩溃?”刻意聚焦运动员的“失败瞬间”与“情绪崩溃”,试图以情感冲突快速抓住受众注意力。

(三)受众年龄及结构的反向塑造

以18—30岁为主的年轻群体构成新媒体平台体育内容的核心受众,其娱乐化消费特征通过市场反馈机制反向影响着体育采访的内容生产逻辑。

以微博平台为例,据新浪体育数据,巴黎奥运会期间涉及运动员个人衍生热搜占总量66%(3602个),而赛况相关热搜仅占35%(1919个),印证了年轻受众对娱乐化内容的强烈需求,其娱乐化消费偏好直接影响采访的提问设计。

如Z世代热衷的“CP文化”,导致一些媒体在采访中刻意强化异性运动员关系的暧昧化,窥探运动员私人感情领域。例如,某体育记者采访射击混合团体搭档盛李豪与黄雨婷时频繁追问:“李豪会照顾雨婷吗?”再如,运动员孙颖莎被记者问及“王楚钦单打失利后会不会安慰他”。类似提问刻意模糊竞技关系与私人情感边界,强化异性运动员关系的暧昧化。

在粉丝文化主导的传播语境下,运动员异化为情感投射符号,记者的专业角色发生严重错位,沦为粉丝文化的附庸。部分记者自身亦深陷粉丝文化,将采访视角从“竞技专业性”转向“娱乐话题性”,甚至主动制造争议性提问以引发舆论关注。

当“有什么话想对粉丝说”取代“如何突破技术瓶颈”成为高频提问,当“夺冠后最想感谢谁”比“比赛中战术调整”更受关注,体育赛事采访便沦为粉丝文化的附庸。这种转变不仅消解了体育传播的专业性,更使体育精神在娱乐化浪潮中逐渐失去本真价值。

三、体育赛事采访泛娱乐化的治理路径

在“流量至上”的媒体环境中,破解泛娱乐化困局需要从“记者—平台—行业—受众”等维度形成合力,构建“专业导向、价值平衡”的新型传播生态。

记者作为信息传播的枢纽,需要在娱乐化浪潮中守护好体育传播的本质价值,注重专业化能力重塑,深耕体育知识体系。

传播平台亟须优化传播机制,让“价值引导”优于“算法主导”。

全行业要加强粉丝生态治理,如发布《体育粉丝公约》明确禁止“拉踩”“炒CP”等行为,重塑以专业主义为核心的行业生态。

受众要提升认知,将体育明星从情感上的投射变成专业上的共鸣,提升个人媒介素养,理智追星。

综上,唯有多方合力,体育赛事采访才能回归作为体育精神传播者的本质角色,真正实现《奥林匹克宪章》中“通过体育活动促进人类和谐发展”的崇高目标。


来源:全媒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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