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流媒体“工作室模式”的变革动因与常规重塑

传媒评论

2025-12-05

导读：摘要“工作室模式”是媒体机构为适应新型传播生态，对内部生产关系进行的一次“常规化”调试。

摘要

“工作室模式”是媒体机构为适应新型传播生态，对内部生产关系进行的一次“常规化”调试。本文结合北京日报长安街知事编辑部搭建工作室的实践，系统性地阐述其产生的技术、市场与组织动因，探讨工作室模式如何重塑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组织管理、品牌建构等。

文献综述

“工作室模式”作为一种内容生产与组织运营形式迅速崛起。2016年前后，中国主流媒体也开始了相关尝试。从中央到地方，工作室已经成为主流媒体改革的重要常用抓手。

作为长安街知事编辑部的所属单位，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也在工作室搭建中进行了积极尝试。2022年3月，集团印发方案，鼓励采编人员跨部门组建融媒体工作室，正式成立“胡同里的北京”“有医说医”“光影记忆”等首批7个融媒体工作室。长安街知事在集团的批准和支持下，不断发展工作室版图，目前已经形成了三类工作室：

（1）报社内部跨部门共建工作室，如“知事会客厅”“长安观察”“名家书房”“纪事书场”等；（2）对外共建的工作室，如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的“人大观澜”，与北京团市委合作的“做一天朋友”等；（3）以工作室机制建立的大型报道项目，如“长安街”“我们的一九四五”“千年永定”等主题报道项目。

文献表明，工作室模式在提升内容垂直性、运营效率与灵活性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本文探讨在媒介深度融合、平台经济崛起以及受众注意力稀缺的宏观语境下，工作室为何成为诸多主流媒体一致的改革手段。

王斌、孙晓在对新闻编辑部的平台生产实践的研究中，从时间常规、空间常规、消息源常规以及平台环境下新出现的呈现方式常规这四个层面，考察了媒体的平台生产实践，并由此讨论平台对新闻编辑部生产的潜在影响。

结合目前的实践来看，“工作室”在媒体内部主要发挥着如下职能：

时间层面，工作室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生产序列，让一些重要的、可供继续挖掘的新闻能被迅速提出且“包干到户”；叙事层面，工作室将千篇一律的新闻内容风格化、个性化，使其更具“人味”；组织层面，工作室的成立，让编辑部的选题策划话语权进一步下放至记者与编辑，让创意主导内容生产，在一定情境下突破了既往选题策划模式。

研究样本：长安街知事编辑部。北京日报旗下的长安街知事编辑部是从工作室“生长”而成的部门：2014年11月，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创办。初期，该公众号在报社内部遴选兼职写手维持运营，后逐步固定了主编和记者，依附于新媒体部，这一工作室初具雏形。因其“提供靠谱的政事分析，解读注意不到的新闻细节，脑补有趣有料的政治常识”这一具有差异化的定位，迅速积累了一批受众。

2019年，随着北京日报社机构改革，拆解了新媒体部，整合了融媒体中心，设立了长安街知事、北京日报客户端、视频直播部、微博微信编辑部等新媒体部门，“长安街知事”由此从一个非正式的工作室重新定职、定制、定责，完成了自我改造。

长安街知事在成为独立、固定的编辑部后，依旧运用工作室生产模式提升报道质量、打造自身品牌。在北京日报现有的20个固定跨部门工作室中，长安街知事编辑部参与了其中4个。同时，还与外单位合作搭建了多个工作室，并在有特殊报道任务时临时搭建工作室。可以说，编辑部内的9名记者都有着丰富的工作室工作经验——几乎每人都有一个工作室负责人身份，除了维持公众号上日常新闻的更新，还需保证自己所在工作室的稳定输出。

这一管理模式的可行性在数据层面被验证。2024年以来，长安街知事在主流媒体所办新媒体生产传播效果排名中，连续10次进入全国省级微信公众号前十名，其中5次第一、5次第二。因此，将长安街知事编辑部作为考察主流媒体“工作室模式”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突破常规：变革的动因

新闻常规的变革，缘于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这些变化迫使媒体组织寻求新的生存策略。长安街知事搭建工作室的背后，同样蕴藏着多重现实因素。

“流量”与“能量”的双重“危机”。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当下，主流媒体普遍面临着“流量”与“声量”的双重压力。在实践中，长安街知事逐渐发现，对“流量”的极致追求，与“能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此处“能量”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选题导向上的社会正能量，二是指媒体机构自身的原创能力与品牌价值。举例而言，负面的、猎奇的信息往往天然具备“流量密码”的属性，而真正承载价值、需要深度挖掘的正能量内容，在传播速度与广度上往往不占优势。当一味地迎合算法博流量，则专业媒体的自主掌控能力也会随之流失。因此，主流媒体所承受的，远不只是获取流量的压力，还承载着将“大流量”有效转化为“正能量”的使命。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工作室机制的探索应运而生，其核心使命正是试图破解这一“双重压力”的困局，通过打造差异化、高品质的垂直内容，寻求“流量”与“能量”之间艰难的平衡点，推动正能量与大流量的真正“双向奔赴”。

受众呼唤更多“人味”。年轻一代的受众青睐更有“人味”和互动感的内容、更具有人格魅力和个性的创作者，想要吸引新一代受众，就必须对内容的叙事风格做出调整。而工作室模式正是为多样的叙事风格、内容形式提供“试验田”。在工作室这片园地中，主笔记者或核心编辑的个人风格得以彰显，将媒体品牌转化为一个可触摸、可对话、可追随的人格化IP。

同时，矩阵号和不同的端口之间的壁垒，也需要“人”来打通。在主流媒体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中，技术平台与账号矩阵仅是骨架，而真正赋予其生命活力、实现有机协同的关键在于“人”的能动性。当前，许多媒体虽建立了看似庞大的矩阵号集群，覆盖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多个端口，但往往无法形成有效的协同，因为不同端、号“各自为政”，让矩阵建设流于表面。想要打通壁垒，便需要更专于某类内容、某个领域，而非某个平台的专家型记者。这正是工作室的优势所在：它以特定的“人”为核心，组建起灵活而专注的团队。他们能够站在全局视角，对核心新闻素材进行二次甚至多次策划和创作，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分发”，让不同端口的产品既符合平台特性，又能相互导流、彼此赋能。

主题报道的长期需求。主题报道与系列报道，是主流媒体的“重武器”。不同于自媒体与平台媒体，主题报道是主流媒体必须承担的使命。这类报道项目往往周期较长、投入人力物力较多，需要协调多方，内容分发多个端口。在这一特殊需求之下，若沿用部门壁垒分明的传统架构，极易产生内容重叠与内耗。若每次主题报道都临时搭建队伍，则容易权责不清，需要从头磨合。同时，主题报道的长期性与重要性，要求媒体必须具备持续产出高品质原创内容的能力。

工作室模式像一个灵活的“特战小队”，能够使得不同部门的编辑与记者，围绕特定主题，横向打通文字、视频、数据等不同形态的采编资源，并针对微信、微博、短视频等不同平台的调性与用户习惯，提升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整体效能。此外，明确的赛道与较为固定的人员构成，也能为工作室的编辑和记者创造一个深耕专业领域的环境。近年来，长安街知事编辑部在“长安街”“千年永定”“我们的一九四五”等多个大型主题报道中尝试使用工作室模式，建立起多个部门跨界组成的报道组，从策划、生产、传播、运营、经营等多个维度完成了全链条闭环。

工作室模式对传统新闻常规的重塑

工作室模式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一场深刻的、发生于新闻生产过程之中的变革。“工作室”的出现，至少从时间、叙事、权力结构三个维度对新闻生产的常规进行了重塑。

重塑时间常规：提升响应速度。工作室通常拥有更高的选题自主权，能更快地响应社会热点或深耕特定垂直领域，这使得新闻生产源头更具灵活性与个性化。

以长安街知事下属的工作室“知事会客厅”为例，它以组织专家对谈的会客厅形式迅速响应国内国际热点事件。这一过程中，突发的重要新闻事件或议题被从既有的时政快讯生产线上剥离下来，由专人负责进行继续挖掘，使得“深度”与“速度”得以并行。

同时，知事会客厅在直播连线中生成的内容，可以在包括长安街知事微博、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微博等多个账号进行同步分发。此前，在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宣布意图创建“美国党”的事件中，“知事会客厅”迅速组织了线上专家连线。该场直播以“#马斯克从政”为话题，融合了两位相关领域专家的权威分析与记者的现场观察，形成了长达1.5小时的深度对话，成功吸引了超过140万观众实时观看。次日，其推出的配套解读文章《有钱能使“马从政”？》在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上推出，进一步扩大了事件的传播半径与影响力，形成了“响应—深挖—延展”的完整内容链条。

这种模式经过反复实践已趋于娴熟，并创造了显著的传播声量。在高风险国际事件中，该工作室同样被迅速激活，通过策划并执行题为《突然掀桌子，印度开了危险先例》的直播对谈，及时为公众提供了专业的局势研判。直播《伊以冲突会引发新的中东战争吗》经由长安街知事与北京日报两个官方微博账号同步推送，累计获得了高达1800万的观看人次，并成功登上多个社交平台热搜榜，充分彰显了工作室模式在聚合注意力、设置公共议程层面的强大效能。

重塑叙事常规：从“流水线”到“手工坊”。在媒体融合大背景下，舆论呈现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受众早已不满足于过去传统媒体所提供的标准化内容，对于信息的需求呈现个性化的趋势。因此，工作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逻辑，让内容更富“人味”。长安街知事的一系列工作室实践中，始终紧扣着“人”展开。

首先，作为新闻报道的“支线”，工作室有更多空间尝试新颖、自由的文风，让内容更具“活人感”。以长安街知事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的“人大观澜”工作室为例，这个搭建于2025年4月的年轻工作室，定位是“将文史哲轻量化传播，结合大思政做大文章”。每月，双方共建选题会商，整合既有的力量资源，合作生产新媒体评论。与传统的文史哲科普账号和新闻评论账号不同的是，“人大观澜”运用高校教师在文史哲方面的专业积累，以更宏阔的眼光和视角积极介入舆论事件之中。

“人大观澜”的内容主要包含几个方向：（1）针对值得思辨的社会现象进行引导。如随着人工智能兴起，“新闻学无用”“文科误国”的质疑四起时，该工作室发文《文科不死》《文字不是配角》，为文科学子打气支撑。当“书生精神”在互联网遭受质疑时，发文《什么是横渠四句》，旗帜鲜明地弘扬中国古代文人的哲学抱负与人格境界，倡导儒家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和入世精神，充满人文情怀的内容得到网友广泛认可。（2）针对别有用心的论调进行批驳。8月初，日本分别在广岛和长崎以“原子弹受害国”身份举行纪念活动，“人大观澜”推出了《日本没资格》一文，回溯历史，联系现实，讲清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活动应该为谁设立，到底谁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受害者。（3）针对有重要影响的时局时事发声。比如，《西方的毒药》《万斯成局，马斯克的悲歌》等文章，便是通过剖析政治人物的沉浮，厘清底层逻辑。

其次，相较于媒体机构或部门而言，工作室处于更细分的赛道，具备更鲜明的性格，因此成了培育个人IP的沃土。在长安街知事的工作室实践中，“网红”型媒体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凭借其专业素养与个人魅力，成为媒体品牌与用户之间新的情感连接点。例如，“知事会客厅”工作室中出镜最频繁的记者刘晓琰，通过持续数十场的高质量直播实践，成功打造了个人IP。基于其广受认可的形象，工作室为其定制了AI数字分身，用于生产部分轻量化、标准化的视频内容，同时围绕刘晓琰策划并推出了面向海外平台的评论类视频栏目“北京观察”。这一案例表明，工作室模式通过系统性的培育与运营，能够将记者个体的专业成长与媒体机构的融合转型战略紧密结合，使个人IP成为提升媒体“四力”的重要支点。

重塑话语权：从“科层权威”到“创意权威”。灵活自主，是工作室模式最常被提及的优势，而工作室能突破时间、突破条线、突破叙事风格，是因为组织内既有话语权结构的“让步”。为了保证工作室具有更迅速的反应能力，拥有更鲜明的个性，决策者往往主动将话语权让渡于工作室负责人乃至一线创意人员。在这一背景下，“创意”崛起为一种新的权威：谁有好的创意、谁的内容能产生价值和影响力，谁就在项目中拥有更大的决定权。

以“知事会客厅”为例，几位常驻的记者都会在日常工作中捕捉可供转化为直播连线的新闻议题，一旦有重大事件、巧妙落点，就可以迅速筹备并落地。在这一过程中，记者与编辑享有充分的实践空间。而与北京团市委共建的原创纪实类视频栏目“做一天朋友”，主打深入嘉宾的日常轨迹，让主持人以朋友而非记者的身份介入嘉宾的工作生活中，“在共同的经历中激发自然而深度的对话”。显然，这一类型的节目是否精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嘉宾是否具备话题度与故事性。因此，谁能想到“有趣有料”的话题、请到“重磅”的嘉宾，谁就对该期节目享有最大的话语权。

媒体会给予工作室这一创新部门一些资源扶持，而在固定的资源面前，媒体内的各个工作室，以及工作室内的不同项目，需要像创业公司一样向管理层展示自身的发展可行性和潜力。这也在客观上突破了媒体既有的资源分配模式，以竞争鼓励新闻创新。

结语

“工作室”是传统媒体在数字时代进行适应性变革的一个典型缩影，不是对旧有体系的抛弃，而是一种更为务实的“微调”。这一调整释放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进而以原创内容重塑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说，工作室模式展现了主流媒体在面对媒介环境变化时的韧性。

当然，工作室模式也并非百试百灵。大浪淘沙，有诸多媒体内部的工作室因传播效果不佳、缺乏稳定盈利模式、内部资源分配不均、记者过劳等问题而难以为继。作者认为，工作室模式能否奏效，关键在于媒体能否在拥抱流量的同时，不忘维护新闻公共性的内核；在鼓励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协调多方的资源和人力，对工作室进行“供血”。

毋庸置疑的是，工作室模式对新闻常规的重塑，将深刻地影响新闻业的未来走向。

（作者郭涛系北京日报社长安街知事编辑部主任，葛书润系长安街知事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