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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作为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新规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执行。最高法出手，意味着什么？
后疫情时代要为企业踩油门
而不是踩刹车
最高法新规一出炉，想必大家和我们一样先是一阵叫好：司法认可的民间借贷利率大幅下降，从24%降到15.4%，直接少了8.6%，10万块钱借一年，可以少还8600元。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头，借款人虽然表面上受益，利息交得少了，可站在出借人的角度，利率低意味着收入变少，必然会降低放贷的意愿，而资金供给少了，借款人就比过去更难借到钱了。两者相比，借钱代价高与借不到钱，很难说后者比前者更好。
按我们的猜测，最高法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有这几个方面：
有效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整个市场利率下行，有效恢复经济增长
规范民间借贷行业的健康发展。民间借贷行业实际上是持牌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补充，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很多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实质上是违法放贷的放贷机构和行为，客观上增加了一般大众对于民间借贷的负面认知，因此很有必要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法律法规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为民间借贷行为制定一个具体的评判标准。近年来，与民间借贷相关的纠纷越来越多，但各地法院没有相关的评判标准能公平公正地处理案件。
现在随着这次利率的调整，非持牌放贷机构会受到直接冲击。因为过去很多非持牌的放贷机构都是踩着24%的利率红线来进行放贷的，有的甚至把利率放大到24%-36%之间。新的司法保护上限实行，对打击那些“高利贷”“套路贷”“虚假贷”“涉黑涉恶贷”等会有很大的效果。这些人中就包含了那些职业放贷人和一些有门路的个人、企业，凭借着跟行长的裙带关系，可以低息套取银行贷款，转过身又高利转贷给中小微民企，有的企业甚至会向单位员工集资后又转贷牟利。这些蛀虫割的都是人民的韭菜，笔者非常赞同对他们狠狠打击，让他们尝尝铁拳的厉害。
但我们又必须看到职业放贷人的钱都是从银行套过来的，而正常民间借贷的钱却有很多是自有资金。人家之所以愿意冒着拿不回本金的风险，把钱借给热锅上的中小微企业，就是因为有高收益的诱惑。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基础，很正常。以前，只有利率超过24%的借贷才被定义为高利贷，法院不会给与保护。而24%—36%的贷款属于自然之债，如果当事人愿意给这部分的利息，法院也不会反对。现在实行新规后，民间借贷的司法保护上限整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后超过15.4%的利率部分，就会被认为是高利贷，不受司法保护了。放贷人不能要求这部分的利息返还，就必然惜贷，而目前最刚需的借款人是那些融资陷入困境的中小微企业，这对它们也自然是极大的打击，但又无可奈何。
中国的银行体系向来是垄断行业，工商、建设、农业、中国银行这几大巨头都是由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管控，市长的“批条”在那里不一定好使。但是地方性的商业银行，是地方政府掌控人事任命权的，有很大的控制权。2015年，中国全面放开存款利率的浮动空间，银行的贷款利率通常都是维持在4%-6%。当时是可以用20%~25%的利率对外放贷的，但由于上面的限制它们只能以4%-6%的利率对外放贷，何况贷给一家民企风险确实比贷给国企要高，于是很多时候银行就放弃了这一块业务，这就把中小微企业逼上了绝路。
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8000万小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进行融资。现在有了新规，就会有大量正常的民间借贷资金也撤离，导致融资成本更高。即便民间资金不撤出，也有可能会出现砍头息，借你10万，实际只给8万，补偿一下法律风险。所以在借贷上，最关键的招数并不是要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而是要真真切切地去解决民企融资难的问题。
为此我们认为应该设置更加合理的利率上限。由于民间借贷市场和正规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的分割线，作为正规金融利率锚的LPR并不一定合适，必须一方面需要找好民间借贷基准利率的锚，另一方面需要确定合适的倍数管制方法，这一倍数应该是根据实体经济情况灵活调整的，以便提高相应管制的智能性。
其实，对这个问题管理层也一直在想办法，今年2月15日，管理层就给了一个重磅政策。这个政策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商业银行你们大胆贷款，即使增加不良贷款我们也能容忍，希望银行增加给制造业的贷款。这个政策算是很给力了，但是作用却有限。因为虽然上面给银行开了口子，银行却不敢给一线贷款审批人员开口子，银行总不能对一线贷款审批人员提出，允许你们批出XX笔不良贷款。如果这个口子一开，搞不好就会被一些银行内部人员搞成利益输送，那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因此从今年1月开始，尽管管理层的货币政策定义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宽裕”，但截止到5月底央行却从银行净回收了50000亿的基础货币，其中两个较大的回收时间为2月与4月。2月抽回12000亿货币还能够理解，因为疫情导致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幅度下降，但是4月经济复苏期还在缩表回收货币，这只能说明在经济下行不景气的时候，银行因为风控要求根本就不敢增加贷款！
为了进一步鼓励商业银行扩大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央行再放大招。2020年6月1日，央行联合其他四部委，发布了《信用贷款支持通知》。宣布人民银行将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以促进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投放，支持更多中小微企业获得免抵押担保的信用贷款支持。这意思很清楚，就是央行亲自下场购买银行发放的中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给中小微企业发放的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可以直接转手卖给央行，所有的不良风险统统由央行承担，商业银行做中间商可以纯赚一笔利息差价。这个政策真是非常非常给力了，可惜额度只有4000亿（央行也不敢给太高的额度，因为这类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出去不良的概率会很大），与每年投放上百万亿的商业贷款相比只能是杯水车薪，对于经济的作用很有限。
这真是左难右也难，企业怎么办？毕竟决定一个企业最终高度的往往并非起点，而是拐点，机遇都在拐点，这个拐点在哪里？
顺势而为加强与政府合作，
趋利避害敢于创新贸易模式
我们知道，双循环有四大关键词：统一市场、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其中，启动内需的核心是深入推进和落实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包含了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大数据，只有这些生产要素的活力释放出来，内需才能起来。
中国现在有4.7亿的中产阶级，2025年中国会出现5亿新中产，是当前的主流消费者，抓住了他们，就抓住了整个中国市场。因为这些人是意见领袖和口碑冠军，是中国消费的风向标人群，他们定义了品牌，引领了潮流。如果我们进口食品贸易商能锁定这个阶层，用匠心品质和创新理念开创差异化价值，并把握住时间窗口引爆品牌，就能改变市场格局，赢得定价权利，主导市场标准，主导市场份额，从而从根本上摆脱当前的困境。
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到33条，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到30条，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量创造了条件。
比如外资金融机构，国内保税区以前在外资金融机构准入前的条件上面管的比较多，没有做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后在股权注册上面也往往规定不能控股，不能超过50%等等有股权限制的比例。另外，如果注册登记已经形成的外资金融机构，它的营业范围跟我们国内的金融机构营业范围相比也有所限制。现在由于管理层放宽了股权比的限制，减少了负面清单的约束，从而在整个的经济范围方面，国内多个地方保税区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外资投资的格局，比最高法强行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效果好得多。
再比如以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是最高管理层的既定方针，现在我国已经形成了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其重要使命就是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货品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的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目前More-V正在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筹备建立进口食品贸易中转基地，要以自贸港为依托，利用当地联运提单付运的转运货物不征税、不检验等优惠政策，建设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国的巨大的市场潜力，把欧盟、东南亚、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吸引到中国来。中国现在每年进口达到2万多亿美元，今后的15年将会有30多万亿美元的进口；中国现在每年进口的服务贸易有5000亿，15年也会有7万多亿美元的服务从国外进口，所以从现在到2035年的大概率上说，中国对外的服务和货品的采购进口会超过4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订单，这种订单是需要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的，我们只有加强跟政府的合作才能成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整个人类科学界在过去几十年逐渐形成的新趋势，就是局部论的分析科学正在逐渐地过渡到整体论的复杂性科学。而整体论正是中国过去数千年文明的一块基石，无论是太极、易经还是道德经，无处不在地都体现了整体论的特征。这个特征目前对于我们生意人来说，就是要善于在最高法的新规上趋利避害，另辟蹊径地把自己的事做好，届时谁拥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谁的市场大，谁就是老大，所谓融资贷款的新规旧律就都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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