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全 桂娟 王益亮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层展厅，河北游客隰建明执意让儿子和身后的青铜器合影。这位40岁的中学美术老师小时候就从历史课本里得知，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是“国宝”。
这件叫作“司母戊鼎”的青铜器，为长方体，四足，两耳，高133厘米，陈列于展厅中央，外面有一层玻璃罩保护，用来恒温保存。解说牌上写道：它重达832.84公斤，约在公元前14世纪到前11世纪，中国的商朝晚期制造。
“鼎”本来是一种炊具。考古学家通过鼎上铸造的动物图案（牛、鹿、虎、蛇）来判断，它起初是古人用来煮肉的“锅”。在商代，鼎更是一种礼器，用来象征社会等级和王权。鼎的这一角色，延续至今。
“鼎越大，等级越高，”国博志愿讲解员杨小俭说。他说，司母戊鼎可能不是展厅里最漂亮的青铜器，但是论体积和重量，这个大鼎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这件在抗战时期出土的文物，它的命运和这个国家一样，历经劫难。或者说，使文物免遭劫掠也是一次抗战。“司母戊鼎”的故事，是抗战大历史中一段有意思的插曲。
出土
1939年3月19日，18岁的吴培文和十几个村民，在河南安阳武官村自家祖坟地下几米深的地方，花了几个晚上，挖出一件巨大的青铜器，它有四足，只剩一只鼎耳，因为外形酷似马槽，村民就管它叫“马槽鼎”。
而在3年前，国民政府领导的考古队就在离武官村不远的小屯村挖出了上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那是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也是使用至今的汉字的前身。
吴培文少年时期照片。 吴苏桉提供
然而考古工作因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而中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4个月后，距离北京500多公里的安阳城沦陷。
日军对这座小城进行了烧杀和掠夺。据史料记载，攻城当日，日军就杀死了1000多名老百姓。几日之内，仅安阳县城就有2299名同胞遇难。抗战8年，安阳的伤亡者总数达到12.73万人。
“这在整个华北战场都非常少见。”安阳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朱贵强说。他认为日军如此残暴是因为他们在安阳遭到正面战场的阻击。战争初期，国民党部队在安阳大约有5万兵力，与日军势均力敌，但两年后，兵力减少到一、两万人，伤亡巨大。共产党军队也在此开展游击战，陈赓将军曾在日记中写到：在豫北地区每天都要打仗。
朱贵强还说，除国共两党的部队外，日伪军、土匪等势力也聚集在此，再加上当时赶上大旱，安阳的局面十分复杂。
同时，随军而至的日本“学者”明火执仗地盗掘、掠夺安阳丰富的地下文物。
天生胆小，又是家中独子的吴培文很害怕这个大鼎给家里带来杀身之祸，所以和村里人商量，想把大鼎卖掉。
北平一个古董商想买，但要求把大鼎拆解并运送到北平。吴培文他们尝试用锯和铁锤砸，但没能把大鼎砸开，只把仅剩的一只鼎耳砸掉了。
吴培文不敢声张，但是汉奸通风报信，还是引来了日军对吴培文家的搜查。
第一次，日军无功而返，因为他们想不到，吴培文把鼎埋在了院子里的马棚底下，并在地上堆放了马粪、柴草和垃圾，给日军的搜查设置了障碍。
图片为吴家大院，最右侧立牌处为司母戊鼎第二次埋藏地——西屋马棚（现已拆除）图片由吴苏桉提供
第二次，吴培文又买来一件仿制青铜器，故意藏在屋里让日军搜到，让他们误以为拿到了宝物。
据吴培文的孙子吴苏桉回忆，吴培文说过自己做过最坏的打算。他当时把鼎耳藏在兄弟家，目的就是一旦日军在吴家搜到大鼎，待战争结束后，后代子孙还可以拿着鼎耳去日本追索，证明这是被抢走的中国文物。
吴培文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据当时的中国政府统计，日军在华掠夺文物计1879箱、360万件，破坏古迹700多处。
“其中甲骨文片至少有5万件流失在海外，而绝大部分都在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说，“这还是最最保守的估计。”
为了躲避日军的纠缠，吴培文决定离开安阳，逃到南方。他在安徽当上了煤矿工人，直到1949年才回到安阳。
吴培文在煤矿务工时的证件。 吴苏桉提供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作为战胜国首脑的蒋介石决定复兴文化事业，他要求组建博物馆。1946年，河南驻军从吴家挖出大鼎，并献给蒋介石作为他60岁的贺礼。蒋立即要求把大鼎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展示，一时轰动全城。
吴培文的工友看到新闻，便问他知不知道大鼎的事。他们没有想到，竟是身旁这个个头不高的河南人挖出了这件“国之重器”。
1949年，蒋介石撤离大陆逃往台湾时，用飞机和轮船带走了大量文物，而司母戊鼎却没有被运走。至于原因，今天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有传说是因为鼎太重，也有传说是共产党暗中把大鼎留了下来。
1946年，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博物院参观司母戊方鼎。当时司母戊鼎两耳皆无。图片由吴苏桉提供
1959年，司母戊鼎从南京被运送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砸掉的鼎耳被文物工作者修复上去，并据此复制了另一只丢失的鼎耳。2002年，司母戊鼎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曲折
司母戊鼎留下来了，但吴培文的生活却难以安定。
“文革”时期，吴家被划为“地主”，藏鼎的经历，没能让这个曾是世代行医的家族免遭红卫兵抄家。这也直接影响了吴家后代的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有人愿意与“地主”的子女成亲。
同村的人，还曾顶了他的名，编故事说保护大鼎的人不是吴培文，把他说成是“汉奸”。
一些文物专家以当时的法律为据认为，吴培文和当时参与挖鼎的村民的行为是“盗掘”。中国国家博物馆青铜器专家于成龙博士称，吴培文和其他村民私挖文物，欲贩卖文物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他的理由是，早在1930年，中国政府就颁布法律说，所有地下发掘的文物都属于国家财产，任何个人没有权利发掘并占为己有。
儿女们也把现实生活的不济归咎于吴培文挖出大鼎，把家里的“风水”破坏了。他的孙子吴苏桉说，爷爷常常自责挖大鼎破坏了祖坟，对不起前辈，也对不起后代。
2011年，史学界对司母戊鼎的名字提出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根据鼎里的铭文，也可以叫做“后母戊鼎”，这样鼎的身份显得更尊贵，相当于国王为纪念“母后”“戊”而铸造的鼎，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思念。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它已经被称之为“后母戊鼎”。
唐际根认为，商朝人重祭祀是因为他们相信活人与死人是相通的，祭祀是希望得到先人的保佑。
2006年，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即商王朝的首都遗址，也是中国最庞大最久远的考古遗址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除了甲骨、王陵墓葬以外，司母戊鼎是重要的申请依据之一。
图为殷墟王陵遗址，复原司母戊鼎发掘现场图。 王益亮拍摄
“它反映了当时人们手工青铜器制造的水平，也佐证了商朝的王室关系，”唐际根说。他长期担任殷墟考古队队长。“它把很多重要的发现都串在一起，记录了一段消失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对于商王朝也只有2000余字的记录，可以说，司母戊鼎是申遗中的‘拳头产品’。”
2005年，司母戊鼎回到安阳展览，吴培文被允许可以摸摸大鼎，吴家曾经埋藏大鼎的院子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吴培文也首次因“在‘司母戊大方鼎’保护过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政府颁发的奖金2000元人民币。这距离他挖出大鼎时隔67年。2006年12月，84岁的吴培文因哮喘病去世。
2005年9月22日，司母戊鼎回安阳展出，吴培文与司母戊鼎合影 图片由吴苏桉提供
有的学者依然坚持对他的批评。2008年，历史学家、《南渡北归》一书作者岳南在一篇博客中写到，吴培文在日军搜查之前想卖鼎赚钱，而战争结束后又不愿意把鼎交给政府，想据为己有。
标志
鼎在古代被视为传国重器，这种文化心理影响至今。今天，司母戊鼎已经成为安阳的文化标志。在这个以钢铁、铸造而闻名的工业城市，几乎所有的党政机关楼前都伫立着一个司母戊鼎的仿制品。安阳当地的银行、宾馆和博物馆的标志也都能看到鼎的影子。
在日益繁荣强大的今日中国，鼎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曾铸造“世纪大鼎”赠送给联合国；在四川广安的广场上，树立着一个“实事求是”宝鼎，以此来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一位农民为庆祝取消农业税，自费铸造了一个“告别土地税鼎”，并捐赠给中国农业展览馆。
吴培文的孙子吴苏桉开了一家制作青铜器复制品的工厂，一大家子人都在他厂里帮忙。但是，自2012年中国新领导层大力倡导清明政治以来，订单减少了一大半。他现在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把爷爷吴培文的故事制作成连环画，拍成电影、电视剧。
他把“司母戊鼎”、“后母戊鼎”都注册了商标，这一举动引起了文物界人士的不满。而吴苏桉甚至有一个更大的主意：建一座巨大的以司母戊鼎为外形的宾馆，四条“鼎腿”装上电梯，人们可以乘电梯“爬”到“鼎”里边。
现在在国博青铜器展厅里，在司母戊鼎的旁边，有一尊圆形、三足、同样出土于河南的青铜器鼎“子龙鼎”。它在20世纪20年代被掠夺到日本，2004年一位日本收藏家在大阪展出“子龙鼎”，并报出上亿元的价格，最后历经波折，中国政府从香港收藏家那里买回。
“子龙”青铜鼎。图片来自国家博物馆网站
“爷爷说过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没有把鼎交给日本人。”吴苏桉说。
（置顶图为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司母戊鼎。黄梓生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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