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药铺常卖的“龙骨”上识出文字，从而掀开甲骨文（卜辞）研究历史的新的一页。现已发现的十几万块甲骨卜辞材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系统文字材料，所记录的内容十分可观，其中地理一项，所含信息不少，可以说是中国地理知识记录史的第一篇。
首先，有地理知识就得有地名，很难设想没有地名的地理知识是个什么样的。对大地的利用越充分，地理知识积累得越多，出现的地名也就越多。现在所发现的甲骨文，仅仅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就已经有上千个地名。而商代必然还有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只是没有保存到今天）与更为丰富的口头语言，所以商代实际使用的地名应当更多。
甲骨文中的地名有自然的山河名称，有多样的风向说明，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的东西。史学家称早期模糊的记载为“史影”，那么，在支离残缺的甲骨卜辞中，不但有人文的“史影”，也有人文的“地影”。对人文的“地影”，卜辞专家如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李学勤等都进行过研究推断，使我们对商代的人文地理态势，有了稍微具体的认识。卜辞中最常见的人文地理内容有城、邑、边鄙（郊区）、商王的田猎区、四土、邦方（方国部族）等，这几样东西构成了商代人文地理的主要框架。
甲骨文材料证明商代已经出现大地域国家的早期特征，而国家领土只要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所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类的问题。中国古代常说“王畿千里”，“王畿”可以理解为“中央”，国土若超过了1000里，就有了“地方”。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机器要建立一套管理控制大地域的办法，具体说就是“中央”管控大量“地方”的办法，地理的政治内容因此出现。（摘自《人文地理随笔》，文章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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