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有一个人，一生中承担了太多角色。
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文艺一点，就是“香山居士”；讲政治一点，“江州司马”；要是想后现代一点，还有“诗魔”、“诗王”……他退休时，官居刑部尚书，以职权论，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部长，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
他就是白居易。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诗人，但唐代首席大法官这个角色，已几乎被我们遗忘了。今天，长安君（微信ID：changan-j）就跟小伙伴聊聊，作为大法官的白居易。
白居易并非生于盛唐。他出生时，“安史之乱”刚刚结束没几年，李唐王朝如同一枚悬挂在枝头、艳丽诱人的透熟苹果，丰饶中，已经透露出衰败的味道。
白居易登上历史舞台的这75年中，历任拾遗、翰林学士、江州司马、苏州刺史等职。我们，也许更习惯他是一位诗人，但他自己可能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官员。
白居易有生之年，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我们总以为，白居易只是对所见有感才写诗。但从官员的视角看，他的诗，也是他的“政治”。更具体地说，是作为一名臣子，以此补察时政，向皇帝提建议。
最典型的就是
组诗《秦中吟》，如利剑一般，直刺时弊。
《重赋》，谴责了官府为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
《轻肥》，写尽了权贵赴宴的骄奢，和酒食的丰美，最后却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歌舞》，写公卿们日中宴饮、夜半歌舞，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买花》，写长安富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
这组诗，是对中唐黑暗政治的鞭笞和揭露，让为官者的玻璃心碎了一地，“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文字的力量，就是这样大。
事实上，他的建议也多获采纳，尽管，令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对唐诗稍有感悟的人或许能察觉到，唐诗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气象：初唐盛唐时，诗人能够关心自身在社会乃至宇宙中的价值，这是多少物质财富堆砌起来的安全感造就的。到了中唐，这种安全感逐渐丧失，诗中风骨渐少。到了晚唐则借古讽今居多，或者干脆一头扎进软妹的怀里，消极避世。
面对连年战火、满眼离乱，白居易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撒手不顾；要么，还是要做点什么。白居易选择了后者。
（图：白居易《长恨歌》）
作为一位诗人，白居易的诗作中处处充满了社会的失序；而作为一位需要务实的官员，他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被破坏的社会规则，重新建立起来。
法律与政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分家的。即使是一位民政官员，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司法实践工作。官场浮沉，令白居易对唐代律令产生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独有特色之一，就是“礼”与“法”的结合，而且“德主刑辅”。然而，白居易面对中唐社会的变乱形势，阐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在他看来，以道德统御社会，首先就是将每个人都默认为“圣人”，可以通过“礼”的教化，来约束自身行为。可问题来了：如果大家都那么有觉悟，也就没“安史之乱”什么事儿了。“礼”在白居易认知中，是比较高层次的行为准则，但并非所有人都那么高层次，“礼”教导人向善，却不能教导所有人不作恶。那么依靠什么来防止恶人“秀下限”呢？
自然是依靠法律。白居易主张“礼”和“法”应该交替作为统治的手段，把法律，上升到与道德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
古代中国社会，讲求的是“出礼而入刑”和“先礼而后刑”。先教导一个人当“圣人”，他如果不符合要求，那就直接被判“不是玩意儿”。白居易觉得这不行，心灵配置太高了，不会有人遵守的。他宁愿先告诉人们，法律的界线和刑罚的作用——把“丑话”先说在前头。当道德楷模不容易，不做坏事难道还不容易吗？先不要求社会产生多少“圣人”，不做坏事的人多了，社会风气就自然好了。防止道德沦丧，靠的，就是用法律来拨乱反正。
（图：中国古代法律的象征——獬豸。）
在《白氏长庆集》中，卷六十六和卷六十七，收录了100多则“书判”文字。学界称它为“白居易甲乙判”，里面收录了许多奇葩案例。它们的体例是：先模拟一段庭审，再下一个“判决书”。说白了，就是白居易的土制“模拟法庭”，案件都是他根据多年司法经验，加上个人艺术发挥编成的。不要小看“白判”，这可是从唐后期直至宋元明清历代“司法考试”（明法科）的参考教材，其重要性不亚于当代司考“三大本”。
长安君在这里摘录几个案子，让大家体会一下：
甲休了妻子，后来前妻犯了罪。前妻同甲的儿子当了官，可以得到国家恩荫，为母亲免刑。前妻请求免刑，甲怒而不许。判决书写道：“凤虽阻于和鸣，鸟岂忘于返哺？”夫妻关系破裂，不等于母子关系脱离。孝顺母亲出于天性，故应该给母亲免刑。
乙的妻子亲人去世了，她有孝服在身，可乙却在她身边弹琴奏乐，妻子忍无可忍，将乙告上法庭。判决书写道：“俨衰麻之在躬。是吾忧也；调丝竹以盈耳，于汝安乎?”我丧服在身，心内忧伤；你拨弄琴弦，于心何忍？乙的无德无理，跃然纸上。
丙深更半夜在外游荡，犯了宵禁令，被巡查官捉住。丙解释说：“我有公务在身，准备早点上朝。”判决书是这样写的：“非巫马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又不是奸臣当道，犯得着这么披星戴月赶时间为国家锄奸吗？既然那么想尽忠，干嘛不在家打个盹儿休息好了再来呢？这样的判决，估计既能让犯人心服口服，也能令观者莞尔一笑。
（图：白氏长庆集）
“白判”行文引经据典，通变古今，随事立义，体现了白居易身为司法工作者兼文艺中年的个人修养。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试图撰写这些判例以供学法者借鉴的的白居易，意识到了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性。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局不稳，宦官、女宠、藩镇、朋党乱作一团，突然有人告诉他们“你们要遵守法律”，保不齐会受到群嘲。在这大背景下，士大夫轻视法学，司法人才奇缺。没有法律人才，法律制度无法运作，国家就只能威信扫地。
白居易提出，应该将法学奉为上科，要提高法学学生的地位。通过什么来实现呢？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加大法律内容的比重，以此让全国考生更重视法律的学习。同时他也呼吁为法学学生提供更好的岗位，这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整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
若是穿越的话，白居易或许能同苏东坡志趣相投。“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两位文豪最大的共通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想求得精神上的超脱和飞升，却一次次被国家的现实和百姓的嚎哭，拉回尘世。白堤本非白居易所修，却因为他的治水功绩，被百姓算在了他头上；苏轼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用淤泥筑堤，成就“苏堤”美名……治政之难，他们没有躲避，明知坚持的东西很难实现，却依旧坚持着。
（图：苏轼）
这就又要说到白居易于杭州刺史任内的轶事。离任前，它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用作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黄巢抵达杭州，一把火烧掉州府，基金不知去向。随着李唐王朝的缤纷瓦解，白居易在政治舞台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也随之消散。
今天，社会制度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千年之后，估计很少有人记得一位老法官，在试图用法律匡正社会秩序的路上，踽踽独行过。尽管，他可能并不在乎人们是否记得。
尽管大多数人，仍旧认为，他只是一位诗人。
（图：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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