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司法改革“加减法”，加加减减是为了啥？

经统计，长安君发现在司法改革中做了减法的突出代表，有吉林、江苏等地。

其中，吉林检察机关首创“大部制”改革，精简机构；而江苏则一改传统“人海战术”，精简人员。“减法”做好了，效率自然也就上去了——

吉林：减官削权加责 检察机关首创内设机构“大部制”

吉林的“减法”，集中体现在机构精简上。为什么要精简机构？吉林称，一是案多人少但办案的人更少。二是多级审批影响责任制落实。三是“官本位”制约职业化建设。四是叠床架屋导致职能碎片化。

为强化检察各项职能运行，省检察院将原来的34个局（处室）整合为“九部一委”，开启“大部制”改革。改革后，原来的“行政官”回归“检察官”，同时机构调整人员分流，使综合管理机构向精干高效转变。改革后，原来的“行政官”回归“检察官”，同时机构调整人员分流，使综合管理机构向精干高效转变。经过重新洗牌，办案力量更加充实。通过减考评、放权力、购服务，全省把行政人员压缩到政法专项编的10.1%。司法办案力量达到干警总数的近90%。办案效率大幅提升，办案质量明显提高，诉讼监督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江苏：员额制改革不论资排辈

江苏“减法”，体现为改变传统法官的“人海战术”。实行法官员额制后，法官人数必然进一步减少。但在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中，江苏法院坚持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不搞论资排辈、迁就照顾，压缩了立案庭、审监庭等审判任务相对较轻部门的首批员额法官数。

为了给领导入额做“减法”，江苏推出一系列措施：一是明确不分管审判业务的院领导、不在审判业务岗位的审委会委员首批不得入额；二是入额人员结构充分体现以一线审判骨干为主的特点；三是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入额后一律要办案，并多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啃硬骨头”。对入额院庭长，要求实质性审理案件，亲自承担阅卷、主持庭审、合议庭以及起草、签发裁判文书等职责，防止出现“挂名办案”现象，院庭长仅参加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不计入直接办案数。

2015年员额制改革前，8家试点法院辞职14人；今年上半年员额制改革实施以来仅辞职4人。

做“加法”，不仅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加入新点子，为司改增添新的活力。更是指切实地加强责任、加强监督。比如，在重庆，加的是内外部监督，在贵州，加的是司法责任制改革，而在云南，加的则是少数民族法官——

重庆：检察机关内外兼修 打造立体监督制约格局

重庆的“加法”，集中体现为重庆检察机关打造的内外监督体系。注重对检察官履职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着力构建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多位一体的立体监督制约格局。

内部监督方面，重庆建立随机分案为主、重大疑难案件指定为辅的案件承办机制，防止人为选案；建立了检查官司法档案制度，客观记录检察官办案数量、质量、规范、效率、效果情况，以及职业操守、业务研修等内容，避免检察官权力不受约束；建立检察长更换检察官机制，督促检察官积极履职、正确履职。

外部监督方面，重庆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增强人民监督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将监督范围拓展到反映不立案、超期羁押、违法处置涉案财务等11种情形。

贵州：用“权力清单”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

贵州的“加法”，集中体现为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在全国率先制定、下发了省、市、县三级检察院“权力清单”。

这项清单，全面梳理了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1606项权限配置。对不同级别检察院的检察官权限内容进行划分，以正面清单的方式列举了检察长行使或委托行使的12个业务类别权力，未明确的各项审批权，采取一般性授权方式，授权给检察官。同时，贵州省检察机关还建立重要执法事项，重点执法环节“全程留痕”制度，实现执法办案的全程、统一、实时、动态管理和监督。

云南：选“两官”向少数民族倾斜

云南的“加法”，集中体现在从少数民族中增选“两官”。众所周知，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云南就有25个，少数民族人口居全国第2位。一些边疆、民族、偏远地区，有着不同于城市的法治生态，需要法官深谙当地社情民意，不仅仅会用法言法语解释法律条文、法律概念，还要会当地的“土话”、民族话。

云南省在司改方案中明确，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要有当地主体少数民族的“两官”入额，并可享受考试适当放宽等待遇。而各地在配备审判团队时也向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法庭倾斜。云南省首批入额的检察官和法官中，少数民族人员占20.9%。推进司法改革进程中，云南高院从实际出发，把选拔培养少数民族法官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不断探索既符合司法规律，又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多样化法治道路。

改革从来不是单线的，更多地方是“有加有减”。长安君盘点发现，在业务重的地区加人手，在业务轻的地区减人手，已经成为一些试点地区的改革常态。此外，破除终身制，“减”掉不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加”入外部新鲜血液，也成了一项宝贵的改革经验。具体情况，请看广东和上海——

广东：动态员额 压力面前信心不减

广东的“加减法”，集中体现在“动态员额”上，在任务相对重的地方实行“加法”，在任务相对轻的地方实行“减法”。2014年11月，广东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按照中央规定，广东法官员额比例为39%，但广东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如果搞“一刀切”，那么珠三角地区可能加班加点都难以完成审判任务。

针对省内实际，广东明确提出全省统筹法官员额分配原则，适当向基层、办案任务重的法院倾斜。在办案任务重的地方，员额达到了40%左右。

上海：有进有出，入额不是进入“保险箱”

上海的“加减法”，体现在对入额法官、检察官的考核上。这种考核，按照评优比例确定每位检察官年度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的考核等级，从而破除“一次入额、终身入额、能进不能出”的难题。

检察官如连续两年评定为不称职、因故意出现严重错误承担司法责任的、违法违纪给予纪律处分或执法办案受到记过以上纪律处分的，将会被依法免除检察官职务，这就打破了检察官终身制，实现动态管理。

7个试点地区的加减法，只是这场轰轰烈烈改革的缩影。

但滴水折射海洋，在正确的道路上，各地实践“百花齐放”，尊重现实、知难而上、扎实推进。加加减减是为了啥？在长安君看来，都是为了实现法官检察官“责、权、利”的统一，“让法官更像法官”，“让检察官更像检察官”，让司法在公正道路上一路前行。

致敬，改革的亲历者！致敬，政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