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法”】“榜下捉婿”与“非公务员不嫁”

在宋代，有位年轻士人，在公务员考试中（科举）过五关斩六将，成功中举。这小伙子长得不赖，还有才华，结果一下子成了“抢手货”。等等，这明明是人，咋就成“货”了呢？

长安君反正难以想象当时的场面：一放榜，只见一群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儿，就将这位士人团团围住，将其裹挟至一处高门大户。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官服的大老爷亲自出迎，见到青年就当面一揖，说道：“我有个女儿，长得还成，想以身相许你很久了，嫁给你当妻子，你看咋样？”小青年估计是给吓蒙圈了，一揖到底，回复曰：“我家条件不好，要是能给您当女婿，简直三生有幸……要不，您等我回家跟妻子商量下看咋整，好不好？”众人一听，哄然大笑，也就散了。

这故事既诙谐又机智，但绝不夸张。因为这是宋代非常著名的科举奇观——“榜下捉婿”。

公务员考试出结果当天，从放榜开始，富翁官宦士绅就倾城出动，全家动员，争相挑选新晋“公务员”们当自家女婿。其场面简直就像抢早市上的新摘菜和股市里的绩优股一样，你争我夺，乃至大打出手。史料中谓之“捉”，宋人笔记更是对这种“榜下捉婿”没少吐槽。

朱彧在《萍州可谈》里，就这样揶揄：这高门望族去榜下捉捉女婿，也就算了，毕竟门当户对。有些个土豪富商也来凑热闹，这算咋回事儿呢？而且也不是“捉”，基本就是“买”，明码标价，一个女婿千余缗。

“缗”就是“贯”。宋代虽然通膨厉害，但一贯钱差不多也相当于现在六百多块钱的购买力。一千贯钱，就是六十万，都够买套小两居付首付了。

“买”倒也不稀奇，人要是能成“货”，奇货可居也就理解了。但对于外貌年龄完全不挑，倒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有位韩南老先生，刚中了进士，就被“捉”了。媒人问他年龄，他当即作绝句一首：“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原因，“榜下捉婿”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一，曰：有钱。

宋代文科公务员（文官）是典型的“高薪阶层”。宋朝一品大员即使没有爵位，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按照前文汇率自己算哈）。这只是薪水，还没算诸如换季衣服、绢、棉、禄米等“福利补贴”。官员家属也能按照等级获得烟酒茶叶甚至马料等“恩荫补贴”。

此外，宋朝还有“祠禄之制”，就是官员可以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国家承担。如此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退休的，甚至有人为此不惜大肆贿赂吏部篡改年龄，以达到继续留任的目的。

《水浒传》的好汉们上梁山能“大秤分金银”，还有一帮好基友陪着舞枪弄棒打熬筋骨，杨志却宁愿投靠梁中书，想“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求的是高薪待遇，恐怕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原因吧。

原因二，曰：有地位。

在宋代，只要公务员考试考到一定名次以上，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且升迁速度之快、升迁地位之高，就跟坐了火箭一样，祖坟上岂止冒青烟，简直就是在喷火。

司马光和苏轼的老师陈襄，曾这样描述：现在皇上三年搞一次公务员考试。参加考试的学子，哪怕出身低微，只要有才学，是必然给官做的。做了官，不但自己的钱大大滴有，家人也能一起沾光，徭役免了，子孙想做官也有优待政策，这才是爱护士人的盛世典范啊。

唐宋以前，魏晋南北朝先实行九品中正制，后来形成士族。士族就是以血缘为中心形成的家族群体，说白了就是“门第”、“世家”。这帮人以“帮亲不帮理”而闻名于中国古代社会。比如当时的“崔卢李郑、王谢袁萧、顾陆朱张”就是有名的十二大士族。他们择偶，多是族间通婚，肥水绝不流外人田。有个武人出身的皇帝，想娶士族家的白富美当妃子，被求婚的士族鸟都不鸟他，就是这么有态度。

但到了唐宋就不一样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的阶层垄断，被科举制度打破。就像陈襄说的，只要有学识，就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宋代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90%以上。没法和士族结为亲家的人，自然而然将“捉婿”的“魔爪”伸向士子们，搏得个家族兴盛。

一人得“道”，子孙进阶。于是，新的高门大族也就形成了。

原因三，曰：有善待文人的好政策。

在宋朝，文人活得很自由。宋太祖吸取唐代藩镇亡国的教训，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并且留下了“不杀文臣”的祖训。两宋统治者对此政策，都毫不打折地贯彻下来，打造出了一个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黄金时代”。

出身庶族贫寒之家，拼才华跻身统治集团序列，高薪高福利，骂皇帝不用被杀头……这些利好在宋代法律文件中均有明确规定，真是羡煞一干围观群众，其中居然还有大宋皇帝。宋真宗在诗中不无羡慕地说到当读书人的好处，有两句诸位一定知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宋代还有一首神童诗，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皇帝都在为读书人代言了，快去捉个读书人当女婿吧！各种好评啊亲！

贝奈戴托·克罗齐，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榜下捉婿”？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是建议我们，将历史事件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评价。

“榜下捉婿”意味着宋代婚姻观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相对于门第限制极为严格的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以个人才能和财产为择偶条件，成为宋代主流的婚姻观。从这个意义看，“榜下捉婿”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然而对于今天而言呢？

长安君觉得，当代择偶观更加多元化，变化更迅速，几乎每十余年就要“转型”一次。五十年代，姑娘们都想嫁给工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军人和干部成了抢手人士；八十年代是文艺青年的春天；九十年代经商人士成为热门……而如今，不管同哪类人牵手成功，相似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爱好和人生追求，越来越成为择偶观的主流。

而且当代中国社会是法治社会，崇尚公平公正，推崇“机会均等”。宋代高薪人人称羡的“公务员”是特权阶层。而今天的公务员，是社会和人民的服务者。工资待遇透明化、财产上报公开、养老金并轨等制度的出台，正是公平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再搞什么“榜下捉婿”，可就是一种陈腐且功利化的不健康择偶观了。

然而当代却仍旧有一些人，也是以金钱、名利、社会地位为择偶条件；更有一些心怀叵测、好逸恶劳人士，专钻法律空子，通过婚姻，攫取对方的金钱，损人利己，令人不齿。

长安君想说，《婚姻法》调节的，是婚姻中的人身以及财产关系，它对感情是无能为力的。但法律终究是社会伦理的底线，是社会道德的标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提醒人们：无论是法律关系，还是情感本身，都要守规矩，绝不能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世上没有无来由的恨，也没有无来由的爱。爱归根结底，都是讲条件的。美貌、金钱、地位、权力是条件，兴趣爱好、价值观、道德情操也是条件。我们选择人生的另一半，应当以那些内在而高尚的条件为标准，方不会误己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