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主要发现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首先通过统计各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发展相关的词频构建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数,然后以2016年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简称“大数据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大数据试验区对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
1、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有效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动力,促使试验区内企业数字化指数显著提升:而相较更高层次的数字技术应用,大数据试验区对企业底层数字技术运用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对于企业转型的基础作用。
2、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改善了当地的数字生态,包括政府支持下数字化补贴范围的扩大和补贴力度的提升,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使用需求的增加,以及数字化企业和人才的集聚。
3、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更好地促进非国有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规模较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提高,但是对于基础较差企业和行业数字化程度较低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影响较小。
4、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字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越好时,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其所在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政策启示
(1) 要逐步推进和扩大大数据试验区的试点范围,充分发挥大数据试验区对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企业发展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效应。注重数字资源统筹和鼓励基础数字技术的研发,以实现关键领域技术的突破,改变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制于人的局面,推动数字经济深化发展。与世界数字经济大国相比,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普遍存在着“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因此,应积极利用以大数据试验区等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政策,高效使用政府数字补贴,改善区域数字发展环境,形成数字产业集聚,通过数字产业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以点带面促进地区整体数字经济发展。
(2)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释放数据资源的价值潜力,打造有利于数字技术和具体业务场景、产品相互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具体而言,政府不仅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技术和设备在各个地区和产业中的覆盖水平,协同推进数字技术、业务模式和规章制度的创新,还要努力推进底层技术和商业应用场景的融合创新,形成以数字技术发展促进生产率提升、以业务场景应用带动数字技术进步的发展格局。从外部条件看,金融发展环境、数字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是影响大数据试验区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推行数字化政策的同时需要考虑本地的配套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政策的完善,充分发挥政府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引导和挖掘不同
政策工具之间的联动作用,多措并举,提升政策实施效率
(3)立足不同企业和行业数字化发展特征和差异化需求,稳步推进全行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本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大数据试验区对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初始数字化水平较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时候要因企施策,引导企业强化数字化思维,提升企业数字转型能力,鼓励数字化基础较好企业在推动自身数字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帮助传统企业或基础薄弱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缩小企业间“数字鸿沟”,提升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整体水平。同时,要立足不同行业的异质性需求,针对特定行业出台专项的产业政策。为不同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推动全行业数字化发展迈上新台阶,全面提升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力。
作者:孙伟增,毛 宁,兰 峰, 王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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