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通过电商发展，引入城市和乡镇商业信用体系，改变生产方式；通过产品上行及消费下沉，将城市与乡镇商品链通。
“城市和乡镇经济复苏，劳动⼒从三四线流向城市再回流。在电商未普及之前的信⽤体系下，造成了城市和乡镇产品市场的分割。”日前，在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北斗会论坛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表示，通过电商发展，引⼊信⽤体系；通过产品上⾏及消费下沉，将城市与乡镇商品链通。
电商发展打破中国市场分割
“过去中国国内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在此背景下，物流基础设施硬件建设与电商商业模式的软件二者相结合，共同推动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完善。”徐奇渊表示，我国在技术和文化上都有大一统的基因，古代四大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本质上也是信息的传递，属于古代的“IT产业”，指南针是交通运输业的关键一环，与现代的高铁同属于交通运输业。建立在现代互联网技术、物流、IT产业的基础上，形成的电商商业模式，则是基础设施和信息建设的结果。
与文化技术的大一统基因相悖，我国的商品市场的分割曾经一度相当严重，这种市场分割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徐奇渊认为一方面，地方政府陷入了中央的考核、锦标赛体制当中，谁经济搞的好谁上。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地方竞争加剧，地方市场分割严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种现象到现在也仍然存在。
“80、90年代的时候，一车水泥车从某个城市运到另外一个城市，就有可能碰到一个关卡，是当地政府设的，不让你过去，因为要保护本地的水泥企业。”徐奇渊表示，每个地方对自己的保护色彩很浓厚，所以大一统的文化和技术的基因没有渗透到市场当中，中国并没有天然融合的大市场。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呢？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最重要的助推就是电商的发展。“没有电商之前分⼯、信⽤体系是割裂的，电商出现后，乡村建⽴的信⽤体系的桥梁，打破地⽅保护主意。电商让国内变成了统⼀的市场，不仅能解决消费问题，还激活了中国的内部动⼒。”
电商消费解决信用问题，打通中国内生动力
徐奇渊谈到，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修铁路修公路，为技术上的物流、资源配置带来一种可能性之外，电商模式将一套信用体系引入到商品市场当中，特别是我国欠发达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资本、劳动力的投入，还需要投入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包含有型和无形两种类别，有型的基础设施容易建起来，高铁、公路、机场。中国很容易就能帮助有些国家建起来。而无形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就是完善的法律体系、教育体系、金融体系、信用体系等等。很多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这些无形的基础设施，因此迟迟未能获得发展。”徐奇渊说。
他认为，无形的信用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00年代初的时候，发展瓶颈之一实质就是信用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商业信用的缺失，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阻碍了储蓄转化为投资。而在过去10多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以京东为代表的电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信用体系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这种公共产品。电商不仅为消费者获得海量商品信息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还通过自身的品质背书使消费者在线上购物的品质得到保障。
以京东为例，自营的B2C模式是通过长期的品牌积累，释放了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京东这样的平台，以自己的声誉提供品质背书和对消费者的保护，逐步建立信用体系。这样的信用体系建立起来之后，连接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两端，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而C2C的商业模式，通过第三方支付系统，也同样推动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在没有统一市场中的信用体系之前，两地企业做生意，卖货的要不回来钱，跑到别的地方打官司，地方政府则往往包庇不付款的当地企业。这就导致大家不敢互相做生意，最后都去跟老外做生意，都去出口。同时也会导致国内产品卖得比国外还贵，这个价差一部分是税收因素，一部分也反映了信用体系的风险溢价。”徐奇渊说，“现在有了电商模式之后，国内信用体系建立起来了，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市场环境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徐奇渊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信用就是口碑，还敢再去二次消费，甚至有更多的人慕名而来；而对生产者来说，信用意味着正常的现金流和可预期的经营环境。“比如资金流转一次，利润只有1%，但是在一个健全、稳定的信用体系下，资金可以加速流转，比如一年流转12次，那么商品卖出去12次，利润就有12%，非常可观。所以现金流速度加快，信用体系通常，就像一个人一样就很健康。”徐奇渊说，“电商在建立信用体系，加快信息流、商品流、资金流方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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