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列显伦（Henry Litton）为香港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
01
世界上所有国家，除非是失败的国家，都有法律保障自身国家安全。
Every nation on earth, unless a failed state, has laws prot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香港现存一些源自殖民地政府（colonial government）的法例，但并非完整针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复杂事项。这些法例，可见于《刑事条例》第一部分，《社团条例》以及《官方机密条例》。
没有人会认为这些法例足以应付今天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事实上，当年参与起草《基本法》的人士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因而特别制定了《基本法》第23条（the drafters of the Basic Law: Hence Article 23），要求于1997年7月1日成立的香港特区政府，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prohibit treason）、分裂国家（secession）、煽动叛乱（sedition）、颠覆政府（subversion），以及禁止外国政治组织或团体与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prohibition of foreign entities forming political alliances with entities in Hong Kong）。
在主权移交前不久，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曾试图为《国家安全法》（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制定一个升级版本，以减轻未来特区政府的工作，但有关行动没有得到当时的立法局支持。
2002年9月，特区政府就23条立法起草咨询文件，为立法提出充分理据。文件指出：“环顾世界各国……均在其法典内明订条文，防止和惩处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罪行。作为公民，一方面享有受其国家保护的权利，另一方面亦有相应的责任不作出威胁国家存亡的刑事行为，并支持禁止该等罪行的法例，来保护国家”。
咨询文件的建议已经全面考虑到宪制上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可免于被任意逮捕的自由、不得擅闯民居等。
The proposals took into account the whole range of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of personal freedoms: speech, expression, the press; and freedom from arbitrary arrest, invasion of the home, etc.
咨询文件公布后，由于内容的争议性，社会各界本应就内容展开广泛和深入讨论。遗憾的是，很多声称代表市民的社会领袖只固守一个意识形态立场（an ideological stance），声称有关立法是损害香港自治。这些信息更被一些主流媒体广泛报道，甚至扼杀了许多意见领袖发表意见的空间。
其后出现的大型示威游行导致这条《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在2003年向立法会提交表决时被迫撤回。
当时的国际环境还是相对和平的。即使行政长官已经经历两次轮替，但香港就23条立法宪制责任的问题仍一直搁置。
时移世易，贸易战的威胁、网络战争演存在变成公开冲突的可能，这些都让国与国的关系变得高度紧张 。南海爆发军事冲突，也变得不再是危言耸听。
The world scene has since totally changed. The tension between nations has vastly increased, with the threat of trade war, cyber war possibly escalating into open conflict. The clash of nav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regarded as a real possibility.
02
处身这样的环境，提升和完善国家安全法，可以说是刻不容缓的。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need to upgrade and improve upon national security laws seems a matter of common sense.
今天的香港问题，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一如过去，传媒马上随着新闻拍子起舞，并没有深入了解相关内容，只是关心每天的新闻需要。试问，今天报道事件的人，又有谁曾认真阅读特区政府2002年9月发出的咨询文件？
事实上，自去年10月以来，香港的立法机关已经无法正常运作。除了一些财务事项外，立法机关实际上已无法履行其职能。5月18日在立法会发生的事件足以说明这一切，当天的立法会议员们就像在操场上打群架的小孩一样，一名议员被强行逐出立法会的照片更是传遍全球。
这件事除了让动荡的香港社会更加蒙羞以外，是否反映出更深层的含义？
这层含义是：有人希望香港不要通过任何法律。
香港的内部安全日趋恶化，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香港有恐怖分子活动，意图打垮香港警察及推翻特区政府。
同时，反政府运动似乎资金充足，令人怀疑资金的来源。
The anti-government movement seems well-funded and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as to the source of the funds.
自去年10月以来，香港已存在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而特区政府对此也直认不讳。香港出现这种威胁，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显然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Since October last year a state of grave public danger has existed and been recognized as such by the government. A threat of this nature to Hong Kong — a region of China — clearly constitute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正如香港特区政府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5月25日所说：由于香港20多年来仍未能制定国家安全法例，因此，香港会轻易成为外国敌对势力的目标，透过破坏其公共秩序，利用香港诱发更广泛的冲突。
当中央政府看到香港政府变得无能为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答案就在5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交的建议上体现出来了：通过颁布保护香港和国家的法律。
有关草案强调背后的基本政策：“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The draft decision emphasizes the cardinal policies that lie behind the proposal: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people governing Hong Kong; an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or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在法例通过后，将由香港法院根据普通法制度行使司法管辖权。普通法制度基于无罪假设及在毫无合理疑点情况下，并且必须排除不相关的偏见性证据，才能推定有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发表的说明文件中，有对香港法律界和司法机构作出的告诫：“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Efforts must be made at the state-level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 of the HKSAR”.
在地区层面——香港层面，全球也看见其执法机制已失去效力。社会动荡和街头暴力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只是新冠肺炎带来的危机令暴力冲击稍微缓和。不过，示威者已犯下非常严重的罪行。
新冠肺炎危机在今年3月爆发，在此之前，法院还能正常运作的时候，却只有少数被捕人士被定罪，而且没有人因企图谋杀、严重身体伤害、纵火、刑事损坏交通基建等罪行而被定罪。
03
示威者使用欺凌手段，威吓警察家属，破坏被视为“亲中”的商店，市民被吓得噤若寒蝉。
当市民看到许多律师对骚乱者表示同情时，更加感到困惑。他们不禁会问：香港社会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When people see that lawyers as a whole seem sympathetic to the rioters they get confused. Wherein lies the true values of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普通法是“一国两制”政策的核心，也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
The common law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and is the foundation for Hong Kong’s success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假如这个政策能够融合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就没有理由不把“一国两制”持续至2047年后。
There is no reason why such policy should not go beyond 2047 if it harmonizes with the broader national interests.
因此，年轻律师为了自己的前途，必须支持并努力让“一国两制”成功，因为到2047年，正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高峰（at the high noon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ves）。至于较深资历的律师，作为业界翘楚，则有责任致力营造有利年轻一辈律师步向成功的氛围。但实际上他们这样做了吗？
显然，社会各个界别层面都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并不止于司法层面。
Clearly radical changes at all levels are called for, no less than in the judiciary.
各界必须一开始就要接受一个关键概念：香港仅仅是中国其中一个地区，中国版图上一个小点，14亿人口中的740万人而已。为了使香港在世界上变得更强大及更有影响力，社会各界必须真诚地培育和接受这个观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说，为了“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而需要推行的必要改革。
I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to go into aspects of reform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 of the HKSAR”, in the words of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NPCSC.
然而，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我们法律界和司法界必须郑重正视，以之作为自省和策动的暮鼓晨钟。
But those words must surely sound as a wake-up call for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judiciary.
推 荐 阅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