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翔：持有野生动物就是盗猎

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意见

周海翔（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委员，辽宁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副会长，沈阳理工大学 生态研究室 ）

修改意见指导思想：

原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原法），历经20多年的实行，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已经明显滞后，给现实的保护工作带来诸多的难题和阻碍。

中国已经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历史，没有人必须依靠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维持生计了，因此原来的以如何利用野生动物为宗旨的保护法，应该变成真正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我们的立法必须有前瞻性，决不能因为个别地区或少数人保留有吃野生动物的陋习，就将我们认为的不重要的物种商业化。只有我们不再凌驾于各种野生动物之上，彻底终止对陆生脊椎动物的商业利用，才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目前本法的修改，应在充分了解我国当前野生动物生存状态基础上（现状极其严峻），在自然大生态理念的基础上（不是还停滞在狭隘的以人为本） ，才具有先进性。法律也必须有可操作性，没有量化指标的法律是毫无意义的文字而已，我们不希望在即将出台的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再出现言语不详的官腔，不然一部法律的精神无法实践。

我们赞同将部分濒危物种定义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并希望通过这些旗舰物种的保护，实现对其所在的生态系统的全面保护，而从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看，我们必须对所有物种及其生境实施有效的保护。

在长期的反盗猎及栖息地保护工作中，我们深切体会到，盗猎现象的屡禁不止，源于我们的立法中忽视了打击盗猎的关键环节——市场。只有将持有野生动物与盗猎等罪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第一条 为何有盗猎问题存在，是因为有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大多数是食用，然而现代社会中，我们的生存是否还需要以狩猎为生呢？显然不需要。关于生物链、生物塔、生物多样性的宣传教育，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做了很多，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事了，但是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人没有自觉意识，在中国就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因而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来约束，所以我们应该将原法宗旨为野生动物的“利用法”，变成真正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二条 盗猎环节是很难取证的，但它与市场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野外的盗猎的情况很难被抓到，反盗猎在此环节上下功夫确有困难。但市场方面对盗猎进行取证却容易得很，把市场和盗猎等同看待，在市场环节做起来很容易。之前存在的困难主要是，林业局的管理不当，给盗猎充当了保护伞，而只有当林业局变成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局而非利用局时，才有可能在市场环节采取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行动。

措施：首先是取缔原法中三有物种的界定。”三有动物”源于经济价值主导的动物保护观念，三有物种是指 :有益的、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有科研价值的物种，其中有益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在自然界这个大生态系统中不应该存在有益或有害之分（如果非要分的话，只有人是有害的），而经济价值的重要与否，完全在人的观念和欲望，没有量化指标的“重要”，也就成为了毫无意义的文字而已。所以在三有物种的盗猎问题上，各地林业局都采取绕着走的策略，即使上万只的大案，国家林业局也会以非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为由而置之不理，结果就是不能处罚，导致在市场管理层面上对盗猎的处罚很难实施。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取消所有三有物种的名录，将所有陆生脊椎动物、两栖类及部分濒危水生动物等野生动物都要定义为保护物种，水中的多数鱼类暂时还不能定义为保护物种，因为在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中，鱼类依然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但也必须是要有限的利用。

总之，不能再按商业价值人为定义哪些物种重要与否，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将濒危物种定义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便于日后量刑的参考和生境的保护。

第三条 将盗猎的链条的各个环节等罪化。所谓等罪化，就是将持有列入犯罪。比如，你的手里拎着野生物种，只要无法证明来源，提供不出上线或者销售野生动物的人，那么，就认定你是第一盗猎人。就是把运输、销售、购买、食用，都等同于盗猎，要保证在各个环节把盗猎行为卡死。

第四条 禁止一切野生动物（脊椎动物及部分水生动物）的商业性驯养繁殖，确实因科研与救助的需要，要严格管理，由省级林业局审批，报国家局备案。科研也要严格定量定期的从野外获取种源，科研必须有度，避免不断从野外获取种源。获取训养资质的单位，严禁以各种借口搞任何商业活动，禁止制作动物实体标本，鼓励使用仿真标本做环境教育展示。

第五条 所有疑是问题出现后，实施举证倒置制和信息公开制。由被告举证自己无罪的证据，而不是原告（无不法行为污点的公益组织和国家相关部门，均可作为原告）。

第六条 国家森林公安局不应该放弃对原法中非国家重点物种的管理。首先不以国家重点和非重点来定义，而是以不同濒危级别对应不同数量来定义，修改后应依量而刑。除接受举报外，要求各省市必须在案发后三日内，将达到重点案件数量标准的案子，上报至国家局，对达到数量标准的案件，国家局可直接查办（国家级案件标准建议可列入实施细则，比如: 国家一级1只，国家二级3只，省级三级5只，其它野生动物30只）。

第七条 现在公众的保护意识很高。应采取公众举报奖励制度。按处罚比例予以奖励（具体比例可参考保护等级及处罚情况，见实施细则）。

第八条 取缔个别省市制定的禁猎区和禁猎期，实行全国无限期禁猎。（例如，在天津规定了禁猎期和禁猎区，但候鸟等野生动物的市场交易依旧猖獗，在禁猎期依然数量巨大（灾难），买卖者可以说是在划定的禁猎区外捕获的，或者是从外省市贩运过来的，但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国家法律。但按地方法律却不能处罚，所以要实行全国无限期禁猎） 。

第九条 无论保护区内外，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野生动物都应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如有触犯也应等罪处罚，在野生物种上不分保护区内外，只是在生态系统的保护上有所区别。

第十条 将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达到1%（参照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的栖息地，实施绝对禁止开发制度。无论是否已经是保护区或者核心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只要是在此区域达到1%的数量，要实行绝对禁止开发令。

第十一条 对于危害公众利益及人身安全的野生动物，需要猎杀的，要上报至国家林业局进行审批。例如，在此区域经常出现野生动物伤人事件，对此地区人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危协，要报到国家林业局进行处理。但是人身安全正在受到威胁的情况除外，允许正当防卫，事后要上报至国家林业局备案，作假者严惩。

第十二条 对于制售猎具，即为捕猎用的工具（包括超声波高压捕兽器、猎套、鸟网、猎夹、毒药等）实行绝对禁止制售，如有发现，以一当百进行处罚，即制售一个捕猎用具，按猎捕一百个目标物种处罚，即为以一当百进行处罚。

第十三条 对于网络销售猎具及野生动物制品的，除追究销售者的责任，对提供网络平台的也要追究其连带责任。

第十四条 取缔以各种借口实行野生动物驯养供商业拍摄的场所。比如将鸟类抓来在摄影棚中拍摄或驯化后在野外拍摄，无论出于任何借口，只要作为商业拍摄就是不允许的。（不包括子五代以上的野生动物）

第十五条 对罚没的野生动物要做无害化处理，绝对禁止流入市场，确实无法放归的活体，可以转交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或动物园，这些机构不得以展示为由圈养具备放归条件的野生动物。

第十六条 对于市场销售的动物及制品，如出现“野生”字样，或叫卖中的口头证据，一旦被取证就当成在售卖野生动物处罚。例如，拿养殖动物充当野生动物售卖，但检查时又称是养殖的，就要当成售卖野生动物进行处罚。

第十七条 从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之日起，公园展示的野生动物来源，除原有的母体繁殖外，只能是救助及罚没待放归的和无法放归的。

第十八条 对于盗猎链条中的任何一环实施举报减半制。例如，举报出上线或者下线，罪责进行减半。例如，从上线购买50只，举报后罪责为25只，不能减至无罪。

第十九条 对于忽视管理或者庇护盗猎者的管理者实施罪责连带制，明知故犯者追究刑事责任（在今年几起案子的办理中我们有深刻体会，基本上都是管理者明知故犯的）。

第二十条 禁止一切商业性放生活动，宗教活动中的买卖野生动物放生属于违法行为，禁止购买野生动物进行放生，禁止在所放生物种的非分布区放生。正当动物来源的宗教放生活动，要严格控制数量及来源，报地方林业部门审批，建议将救助及罚没的野生动物作为放生对象。

第二十一条 由国内外的动物研究及保护专家，组成第三方专业委员会，负责新动保法落实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专业把控。例如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各学科专家组成（包括具有专业基础的NGO组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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