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壮我们的社会组织

这次抗疫，中央政府调集党政干部、军队、社区物业和外省医护等，执行几乎所有工作，竭尽全力保障更多人免于感染，稳定了社会秩序。

政府做得很辛苦，点赞无数，但一些片段令人记忆深刻。湖北孝感有工作人员进入村民家里，扇人耳光。各地小区保安套上红袖章，冷漠生硬，引发对管控过度的不安。当中央领导进入社区查看物资供应，市民喊出“假的假的”。随后，网友又曝出环卫车辆运送肉菜，引燃更大怒火。

政府的群团组织武汉市红十字会，被质疑管不好一个仓库，物资堆积发不出，医院拿不到物资。舆论普遍认为：分发物资、送菜等事务性工作完全可以交社会组织或私营部门去做，政府毫无必要把大小事都揽在自己身上，还要冲到第一线。

为社区民众提供专业、耐心和周到的服务，这是各类社会组织的立命之本。2017年，民政部推动培育大量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此外，全能政府下，面对不断增加的公共需求，政府能力和资源根本无法应付，往往捉襟见肘，疲于应对。

社会组织在筹款筹物方面展现独特价值。截止3月中旬，各类慈善组织筹款超300亿元，有力支援了湖北抗疫。

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在网络上召集各类组织，做好授权、分工和协作。两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一个叫郑壹零，一个叫心舞，各自构建一张全球网络，竟然对接和调配物资上亿元，甚至温州苍南县一个社会组织也筹集2208万元，浙江公羊会直接向湖北空运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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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中国基本控制局面，但新冠病毒全球爆发，并持续变异，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现在，国外疫情持续输入中国，有可能引发新的感染高峰。

整个中国卷入一场漫长持久战，超级城市群已经经受冲击，压力层层下落在2851个县（市区），包括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和乡村。

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堪称不幸中的万幸，孩子父母回家，家家囤积物资过年，乡村避免了人道主义极端事件。

炮竹硝烟未散，长三角包车来接走劳力，令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传统问题袒露。

2020年是精准扶贫收官之年，扶贫干部将撤出乡村，对乡村的投入将大幅减少。一个疑窦是，前期扶贫成果是否可持续？2020之后贫困是否会卷土重来？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叠加疫情，各省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出现较大下滑，将直接影响对县域的财政转移支付。

中西部某县，人口不足26万人，2019年财政收入4亿元，财政供养8000多人，各类支出28亿元，主要依靠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转移支付。该县收入来自土地出让和税收，但复工缓慢，店铺关门。疫情直接毁损弱小分散的乡村经济。城市消费流失，物流中断，一些家禽饿死，果菜溃烂。

去年3月，财政部部长刘昆说政府要过紧日子，中央和地方要大幅压减一般性支出。该县去年压缩行政支出15%，今年据称压缩30%。

有担忧称：疫情和它带来的一些列效应，将激发老人空巢、孩子留守、病患医疗、低收入人群和心理等问题——有可能越来越多脆弱人群需要关切、服务或帮助。

县域政府财政困难，私营部门需要收费才能提供产品或服务，那社会组织呢？

除了官方背景的县慈善总会、县红十字会和最新兴起的党员志愿服务队，我们调研发现较活跃的社会组织大多来自民间草根。创始人多是本地热心人，来自医生警察老师等其他职业，因为某事或某场景获得某种觉醒，开始帮助人。

没有权力和财政支持，一切开支都是自己承担。它们必须要为本地提供服务或解决问题，换得信任和捐赠。它们酷似1980年代的民营企业，努力奔跑，打拼市场，辛苦而倔强生存。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合法性解决了，但专业匮乏、能力不足和收入短缺，导致大多数县域社会组织无法稳定运营，更不能进化一个现代社会组织，也就挑不起更多社会服务或者治理的担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王超说，我们踏进了一个剧变时代（VUCA时代），疫情只是其中一个顽劣问题，更多、更不可预料的新危险正在涌现。

政府正在减税降负，竭力保障基本民生，私营部门积极复工生产，社会组织也要强壮起来，多方协作，共同应对危机。

社会组织强壮起来，它们才能更专业、规范地激活和放大社会活力，组织人民自己动手来纾解一部分民生困苦，节约政府开支，却不占用政府编制、工资和保障。

2019年底，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所以，我们倡导“抱团守土，保我家乡”，组建团队，提出“强壮县域社会组织计划”—— 

2018年，杭州富阳区政府划拨土地，支持我们建立花开岭公益村（开放实验室），为县域提供儿童福利、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服务。

我们目睹一个自信政府连接商业和社会推动共创共治，我们也乐意梳理和总结长三角等地社会治理的一些思考、工具和方法，供中西部县域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