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整理冰箱贴。
国家博物馆，至少去过三次以上。印象最深的一次应该是在春节期间，大年初二，或者初三。我和妹妹一起，带着两个孩子。从博物馆望向天安门广场，人流如织，人头攒动，人潮如涌，人山人海，叹为观止。
后来还有一次，也是春节，只有我跟丫丫两个。雨夹雪，阴冷。站排，队伍好长，一眼望不到尽头。担心孩子冻着，我把围巾摘下来给她围上。但是雨雪越来越大，最后还是放弃了。
这十二枚冰箱贴究竟是哪一次买的，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
这5枚还好，有说明。
下面7枚，包装上没有任何信息。
只能求助网络和朋友。
遗憾的是，
没有找到所有的谜底。
前5枚来自2011年4月举办的为期一年的
主题展《启蒙的艺术》。
《启蒙的艺术》展览由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展出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和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三家博物馆出借的约600件展品，其中包括霍多维茨基、弗里德里希、弗斯利、庚斯博罗、戈雅、格拉夫、格勒兹、霍加斯、乌东、考夫曼、皮拉内西、雷伯恩、席克、蒂施拜因、维尔内特和华托的作品，从绘画、雕塑和版画到手工艺品和服饰，乃至昂贵的科学仪器，全方位展示启蒙的艺术。展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18世纪艺术的中心主题，生动再现对艺术的欧洲式解读和艺术家的自我解读至今仍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时代。《启蒙的艺术》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关于启蒙艺术的独一无二的展览。
——中国国家博物馆
克里斯蒂安•戈特利伯•希克（1776～1812）
海因里克•丹内克，1802年
柏林国家博物馆，国家艺术画廊
希克画中的人物是他亦师亦友的约翰.海因里希.丹内克的年轻妻子，这位女士坦率大方的眼神与她放松的姿态融为一体。希克在此前跟随法国当时最重要的艺术家大卫习画四年，他用这幅画见证了法国大革命自由潮流影响下女性新的自我意识：尤其是这位年轻女士身上的裙子，正是法国蓝白红三色旗的颜色。
卡尔•爱德华特•毕尔曼（1803－1892）
韦特峰，1830年
布面油画，116×38.5厘米
柏林国家博物馆， 国家艺术画廊
几百年以来，阿尔卑斯山的高山地区对人们来说既荒芜又危险，但如果要去南方的意大利旅行，就必须克服这个障碍。十八世纪末的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开始对阿尔卑斯山展开了大规模的自然科学考察。科学研究和艺术与文学的描写，使整个欧洲都掀起了阿尔卑斯山热。
卡尔•爱德华特•毕尔曼的艺术生涯是从柏林开始的，他在卡尔•格罗蒲斯（1793－1870）（伸克尔的学生）那里做陶瓷和装饰画。1829年毕尔曼经瑞士到达蒂罗尔和意大利。多幅阿尔卑斯山风景画便是这次旅行的产物，这些画的构图效果十分强烈。，其中包括这幅韦特峰景观画。画中表现了从罗森劳眺望罗森劳冰川，大小维尔浩恩，以及伯尔尼高地的韦特峰的景色。两位猎人正从山谷往上走着，沿途是急流而下的溪水、悬崖陡壁以及被风暴折断的树木。
1830年，这幅画在柏林美术学院展出，银行家约阿希姆•海里希•瓦格讷（1782－1861）买了这幅画。后来他把这幅藏画捐赠给新成立的国家博物馆。在瓦格讷的收藏目录中，这幅画题名为“透过零落云雨的山峰在最强光下闪烁”。
——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774～1840)
雪地里的石冢，1807年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当代大师画廊
弗里德里希是浪漫主义风景画的奠基人，浪漫主义绘画不再以古典主义为主题，而是着力表现基督教中世纪的题材。具有象征意义的单个素材如十字架、坟墓、岩石和树木成为画面的中心，创造孤独或者渴望的意境。此处这对绘画作品是一组对比画。光秃秃的橡树和异教徒的墓碑构成的冬景提示着基督教历史以前的往昔。夏日的易北河谷呈现的是当下之景，常青的云杉树和岩石也许可以解读为对基督教信仰的坚贞。
这两枚，没有找到藏品名称。只是在网站上展示的“纪念品”中，确认属于《启蒙的艺术》主题展。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西汉
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1963年陕西省兴平县出土
中国古代做成动物形的酒尊不乏其例，如商时期铜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周代铜器中的驹尊、兔尊、鸭尊等。到了汉代，肖形尊虽已不太流行，但仍为人们所钟爱。这件铜尊采用犀牛的造型，犀牛昂首伫立，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熠熠生辉，华美无比。
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在北方迅速减少，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以至王莽辅政时，曾用贵重的礼物换取南海黄支国的活犀牛。
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鼎腹内壁上所铸三字："后母戊"
后母戊鼎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中国国家博物馆
铭文：后母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