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诸多资产,为什么选择黄金?
本轮金价牛市呈现两大反常特征:一是风险资产(如美股)与无风险资产(如黄金)同步上涨,打破传统“避险—风险偏好”此消彼长关系;二是黄金表现显著强于美债、美元等传统无风险资产。
市场“用脚投票”选择黄金,背后反映的是对宏观逻辑的深层共识。回归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复盘黄金百年演化路径——从全球政治周期、经济周期与技术周期切入,可厘清不同时代下黄金被选中的根本动因,为理解当前宏观环境与市场预期提供历史镜鉴。
复盘:穿越历史,为什么选择黄金?
金本位时期:黄金本身就是价值尺度
19世纪,英国率先确立以黄金为唯一本位的货币制度,并借工业化与国际贸易扩张形成金融主导力,推动金本位在主要经济体间普及。其核心机制清晰:货币价值以法定含金量为锚,汇率可通过黄金重量直接换算;金币自由铸造与流通,纸币仅为兑换凭证;黄金承担国际储备与最终清算职能,可跨境自由流动[2]。
此时黄金即货币,非商品亦非投资资产,而是价值尺度本身。“金本位制”指一国本位货币以固定量黄金表示,各国货币价值由含金量决定,从而构建起稳定固定汇率体系。金价在此阶段无波动,变化的是黄金对商品、薪酬及信用扩张的购买力[2]。
纯粹金本位利于贸易与币值稳定,但受限于黄金储量恒定,在战争与危机中难以满足流动性需求。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冲击下,各国被迫中止黄金兑换、实施资本管制,经典金本位于1930年代瓦解。战后,44国于1944年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新锚定机制:美元按35美元/盎司固定挂钩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形成“美元—黄金”间接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美国凭借战后最强工业产能与黄金储备,使美元成为全球核心储备与结算货币;IMF与世界银行同步设立,为国际收支调节与重建提供制度支持[2]。
周期一:商品属性驱动的抗击通胀牛(1970–1980)
20世纪70年代主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与“滞胀”。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欧佩克石油禁运与提价,重创西方经济;叠加“特里芬难题”激化美元信用危机,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3]。
第一轮黄金牛市始于1970年,导火索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该体系依赖“美元—黄金”双挂钩,但美国在冷战军备、社会福利与外部竞争压力下持续财政赤字与货币宽松,“大炮加黄油”政策导致国际收支恶化、美元信用受损。各国央行抛售美元、挤兑黄金,体系陷入系统性危机[3]。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暂停美元兑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解体;1973年2月,美元再度贬值,主要国家放弃固定汇率,体系正式终结[3]。
此后两次石油危机(1973年、1979年)推升油价与输入型通胀,美国陷入“滞胀”,资本外流加剧美元贬值。同期美联储货币政策摇摆失当,通胀预期失控,CPI同比涨幅由1976年4.9%飙升至1979年8月11.8%。黄金抗通胀属性凸显,开启快速上行[3]。
本轮行情历时超9年(1970–1980),涨幅约23倍,为超级牛市。三轮主升浪分别对应体系解体、第一次与第二次石油危机。需求结构以珠宝为主,但金币、金条等投资需求增速最快;金价与通胀高度相关,商品属性主导[3]。金油比基本稳定,进一步印证商品逻辑为主驱动力[3]。
行情终结于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后强力紧缩政策成功压制通胀:密歇根大学1年期、5年期通胀预期于1980年1–2月见顶,CPI同比于同年3–4月达峰回落。此时经济仍处衰退,失业率攀升,表明金价见顶并非源于避险情绪降温,而是高通胀环境消失后,黄金作为“保值资产”的商品逻辑根基瓦解[3]。
此后黄金进入长达20年熊市,跌幅逾60%。主因包括黄金冶炼技术进步推升供给,以及经济复苏、冷战结束、互联网革命等削弱避险需求。19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推动增长,全球化与科技股繁荣提振风险偏好,美债取代黄金成为主流无风险资产,非美经济体增持美债、减持黄金[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