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企业海外投资动机与偏好
根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24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627.8亿美元，非金融类投资为1438.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0.1%和10.5%，增速居新兴经济体前列。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非金融类投资达337亿美元，同比增长5%，占总额的23%；对东盟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3%，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受全球经济放缓、地缘政治紧张及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全球跨国并购规模降至十年来最低。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宣布海外并购422宗，总额307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5%和31%，较2019年下降35%和61%，创五年新低。从行业看，并购集中于先进制造与运输、电信媒体科技以及采矿与金属业；从区域看，亚洲连续六年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最大目的地，非洲、日韩、北欧等地区增速较快。
过去十年，“一带一路”沿线绿地投资呈现多元化、产业链延伸和本土化趋势。但2024年该区域并购交易仅184宗，金额130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5%和33%，与非金融类投资整体增长形成反差。同时，跨境并购完成率偏低，约60%未实现预期价值（麦肯锡，2017、2020）。
研究显示，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研发强度、流动资产占比越高，越倾向选择并购方式出海；相较美国企业，中国企业更偏好并购规模大、负债高的目标。国际化经验、母国制度优势、政府支持等因素与并购活跃度正相关。经济周期波动、政策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推进程度、双边贸易关系等亦显著影响投资决策（蒋冠宏等，2017–王孝松等，2024）。
基于彭博数据库分析发现：相比2019年，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额收缩，行业集中度提升，战略导向转向“轻资产、重技术”。上市公司更偏好并购模式，其海外并购金额降幅（-10%）远小于整体水平（-31%），并购金额和数量占比分别升至79%和70%。除“一带一路”外，其他主要市场绿地投资普遍下滑，反映上市公司对监管、贸易摩擦和地缘风险更为敏感；而在“一带一路”地区，投资重点集中在消费、信息技术及材料、采矿与金属业，表明双边关系稳固、东道国支持力度增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中国境内企业海外投资结构性变化：行业分布更均衡、更贴近东道国发展战略
海外并购投资：行业分布更青睐材料、工业和公用事业，交易溢价更加合理
2024年，在境内外上市的中国境内企业宣布海外并购总额242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10.4%；交易数量293宗，下降11.7%。披露金额的交易为176宗（2019年为201宗）。
按并购金额排名，前三大行业为材料（19%）、工业（14%）和公用事业（12%），合计占比45%。材料和公用事业取代金融与可选消费进入前三。信息技术、公用事业和材料行业占比增长最快，必选消费、能源和可选消费降幅最大。
按交易数量统计，前三为工业（19%）、金融（18%）和材料（14%），合计占51%。材料取代可选消费位列第三。材料和必选消费占比分别增长5.2和4.7个百分点，能源与综合企业数量降幅最大。
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支付溢价明显降低。除外部环境不确定外，也反映出企业议价能力提升，更重视商誉管理、减值风险控制及投后协同效应实现（黄涛等，2023）。
海外绿地投资：可选消费、信息技术和材料为热门行业，生产本土化、产业链一体化趋势更明显
2024年中国企业宣布海外绿地投资总额64.9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46.7%；交易数量163宗，下降30.6%，其中披露金额的有101宗（2019年为125宗）。
按投资金额计，前三行业为可选消费（29%）、信息技术（22%）和材料（16%），合计占66%。可选消费和材料替代通信服务与金融进入前三。必选消费、材料和可选消费占比增长最快，其他、能源和工业降幅最大。
按项目数量计，前三为信息技术（21%）、材料（16%）和医疗健康（15%），合计占52%。医疗健康和材料取代可选消费与通信服务进入前三。材料行业占比增长11.8个百分点，金融增长6.4个百分点，通信服务和信息技术数量下降最多。
从头部企业实践看，无论传统行业（纺织、汽车、光伏等）还是新兴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电动车），海外绿地投资普遍趋向全产业链、全生态链布局，推动本地化深化与产业链延伸。
重点关注区域：中国境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绿地投资稳步增长，海外并购更为青睐发达经济体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投资进一步集中于数字基建与新能源消费
2024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宣布并购金额11.8亿美元（2019年为26.0亿），占比由10%降至5%；数量23宗，同比下降17.9%。
按金额计，前三行业为可选消费（32%）、工业（30%）和信息技术（24%），合计占87%。可选消费和信息技术取代电信服务与房地产进入前三。信息技术和可选消费占比分别增长22.1和31.6个百分点，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和金融降幅最大。
同期绿地投资金额达15.6亿美元（2019年为11.6亿），占比由10%升至24%；项目数16宗，虽少于2019年的27宗，但单笔平均金额显著上升。
按金额计，前三为可选消费（64%）、信息技术（22%）和电信服务（5%），合计占91%，较2019年提升19个百分点。信息技术主导地位凸显“数字丝绸之路”深化趋势。可选消费增长最快，主要受东南亚新能源车厂建设及电商本地化驱动。新兴市场关税较低、战略地位强化，为中国企业提供新增长曲线，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行业集中度提升体现企业规避地缘风险、聚焦数字基建与新能源的战略取向。
中国香港地区：从多元化投资转向聚焦高价值与核心功能
2024年内地企业在港并购金额77.0亿美元（2019年为46.6亿），占比由17%升至32%；数量41宗，同比下降28.1%。
按金额计，前三为公用事业（39%）、电信服务（29%）和房地产（19%），合计占86%。公用事业与电信服务取代金融和综合企业进入前三。公用事业和电信服务占比增长最快，综合企业、能源和金融降幅最大。房地产业连续位居前三，反映其在港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同期绿地投资金额6.9亿美元（2019年为12.3亿），占比维持11%；项目数16宗，较2019年30宗明显减少，但单笔金额小幅上升，反映香港已由多元化门户转型为高价值离岸枢纽，跳板作用持续强化。
按金额计，前三为材料（64%）、金融（18%）和信息技术（6%），合计占88%，较2019年提升28个百分点。材料和信息技术取代可选消费与能源进入前三。材料行业快速增长或因大宗商品离岸枢纽地位加强及绿色金融需求上升。金融稳居第二，凸显香港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窗口的重要地位。
欧盟地区：投资紧扣欧盟数字与绿色“双转型”战略布局
2024年中国企业在欧盟并购金额69.8亿美元（2019年为80.7亿），占比由30%降至29%；数量51宗，同比下降17.7%。双降趋势或与欧盟加强反垄断审查有关。
按金额计，前三为材料（52%）、工业（22%）和金融（8%），合计占82%。材料取代必选消费进入前三。电信服务和材料占比增长最快，综合企业、必选消费和房地产降幅最大。材料与工业合计占比74%，体现技术驱动特征，与中国产业链整合能力互补。
同期绿地投资金额24.6亿美元（2019年为63.6亿），占比由55%降至38%；项目数21宗，较2019年14宗增加，但单笔金额明显下降。
按金额计，前三为电信服务（36%）、信息技术（32%）和金融（20%），合计占88%。信息技术取代能源进入前三。整体格局变动反映中国企业紧贴欧盟数字与绿色“双转型”战略，契合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加速出海趋势。信息技术占比增长27.7个百分点，主因欧盟数字主权政策推动（如5G、AI）、规避贸易壁垒的本地化投资及中欧车企技术合作（智能驾驶等领域）。
美国：仍以技术自主化战略为主开展并购，绿地投资集中度提升
2024年中国企业在美并购金额30.6亿美元（2019年为28.2亿），占比由10%升至16%；数量21宗，同比增长61.5%。
按金额计，前三为材料（84%）、金融（8%）和医疗健康（4%），合计占96%。金融取代可选消费进入前三。金融和材料占比增长最快，可选消费、综合企业和电信服务降幅最大。材料行业占比高达84%，反映企业以并购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推进技术自主化的战略导向。尽管CFIUS对关键技术审查趋严，但金融领域相对宽松。
同期绿地投资金额2.9亿美元（2019年为13.1亿），占比由17%降至11%；项目数21宗，较2019年31宗下降32.3%。
按金额计，前三为医疗健康（57%）、可选消费（24%）和信息技术（12%），合计占94%。可选消费取代工业进入前三。集中度由77%升至94%。医疗健康和可选消费分别增长29.3和16.2个百分点，工业和电信服务降幅最大。投资格局变化反映中国企业全球战略从资源与市场寻求转向技术获取、人才吸纳与品牌国际化，聚焦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增长潜力且政策影响较小的行业。
投资前后：财务指标特征与经营业绩改善
企业异质性，尤其是“企业特定优势”和“可转移优势”，影响其海外投资方式选择与绩效表现。分析显示，生产率高、资本密集、研发强度大、流动资产比重高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采用海外并购模式，体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正向内涵式增长、创新驱动转变。
以研发费用占营收比例衡量，开展海外并购的企业研发密度高于绿地投资企业，且近五年持续提升，价值链改善效应显著。2024年，媒体、软件服务和医疗保健行业收购方研发投入占比最高；2019年则为金融服务、可选消费品和日常消费品行业。
以资本开支占营收比例衡量，海外并购企业资本密度优势不明显，但五年内有所提升，符合并购重心由资源型国家向技术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势。2024年，公用事业、医疗保健和电信服务行业资本开支占比最高；2019年为工业产品、可再生能源、银行保险。
从资产规模看，海外并购企业总体小于绿地投资企业，且五年内规模有所下降，反映部分重资产行业绿地投资快速扩张。资产规模越大，资金实力越强，融资渠道越广，越有能力承担绿地投资风险。2024年，公用事业、硬件与半导体、电信服务行业收购方资产规模最大；2019年为银行、保险和公用事业。
从流动比率看，两类企业差异不大，但并购企业近年略有上升，可能与交易结构设计、融资渠道多样化有关。2024年，材料、公用事业和电信服务行业流动比率最低；2019年为保险和可选消费品。
从出口收入占比看，近五年并购企业出口增长慢于绿地投资企业，说明后者应对逆全球化、绕过贸易壁垒、开拓市场的动机更强。2024年，金融服务、软件服务和日常消费品行业出口占比最高；2019年为硬件与半导体、可再生能源和材料。
对比境内并购企业，出海并购企业具有更高流动比率、研发密度、资本密度和出口收入占比。具备这些特征的企业，在2019–2024年间更积极寻求海外并购机会，不少成功案例实现了并购双方业绩双增。
思考和建议：全周期战略管理与全方位政策引导
本文基于彭博数据梳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的动因、特征及结构性变化。尽管数据存在局限性和滞后性，难以全面刻画所有企业画像，但研究表明：并购成功关键在于事前战略匹配、事中风险管控、事后整合执行，以及政策支持体系的协同配合。
对于具备自主研发能力、资本实力雄厚、以技术跃迁或深度市场拓展为核心目标的企业，并购是高效协同的优选路径。而随着国际知名度提升和产业链优势积累，企业可通过绿地投资输出影响力，构建覆盖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物流的全链条布局，或由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集群式出海。
第一，优化境外投资模式决策机制与并购路径。企业应系统评估战略目标、业务特点、资源禀赋与东道国环境，确定最优投资模式。绿地投资可依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将低附加值环节布局于“一带一路”欠发达经济体，注重区域内互补优势，提升全产业链融合能力。
高研发强度、强资本实力、具跨境经验的企业，若以技术吸收、人才引进、新兴市场渗透或战略性布局为目标，可优先考虑并购模式。应聚焦制度差异大但市场成熟的经济体，筛选拥有管理体系、前沿技术、成熟渠道的目标企业，快速获取客户资源与品牌资产。有意并购企业需明确战略目标、重点行业、区域分布、交易架构与融资方式。
第二，建立健全跨境并购多维度风险管控和治理机制。企业应建立系统性风控框架，应对政治、社会经济、合规、运营整合与税务风险。地缘政治可能导致投资中断；文化、劳动力、汇率、准入限制等因素易侵蚀资产价值；监管审批与税务合规常成关键制约。尤其对长周期绿地项目，须深入可行性研究与风险评估。
应开展法律、财务、技术、税务、人力等方面的尽职调查，合理设计控股与融资架构，强化合规管理。并购企业可考虑多元化经营、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投保并购保证保险与境外投资保险。从本地化到区域本地化升级，要求企业加深对当地政策、法律、文化理解，加强与政府、社区、本地伙伴合作。
第三，拓展并购后整合与全球价值创造路径。投资完成后，应构建国际化、专业化组织，推进能力整合。并购不会自动带来竞争优势，企业异质性导致效果分化。须在组织优化、本地化运营、流程整合、数字化能力建设、股东决策落实、协同效应实现等方面持续发力。绿地投资企业也应顺应本土化深化、行业多元、链条延伸趋势，推动资金流、人流、物流在当地集聚深耕。
从“全球卖”到“全球造”“全球买”“全球投”，从“产品输出”到“产能”“品牌”“文化”输出，中国企业需消除“信息差”“资源差”“文化差”“沟通差”“运营差”，通过“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提升“借船出海”质量，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在文化、标准、责任层面塑造国际影响力。
第四，建构精准有力的政策引导与支持体系。相关部门应规范、引导和支持企业海外投资。可建设跨境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境外投资保险与并购保证保险机制，培育复合型人才与专业服务机构；对企业在技术研发、品牌使用、营销网络拓展等方面的合理支出给予财税支持。
整合商务部、外汇局、行业协会数据，建立国家级对外投资信息系统与动态风险预警处置机制；优化外汇管理工具，推广远期外汇、货币期权、套期保值等工具，推动人民币在并购中计价使用，加快国际化进程。
深化与主要经济体务实合作，制定全流程投资便利化清单，推动投资环境改善、壁垒减少、程序简化、服务效率提升；推动国际商事调解与投资仲裁改革，促进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互认，提升中国在全球投资治理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