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中国话剧的“剧场性”观念研究》

“剧场性”作为戏剧理论术语，逐渐被戏剧界接受，自觉地应用于戏剧理论与批评中，甚至逐渐演变成艺术批评的术语，但“剧场性”的本体内涵仍无定论。《中国话剧的“剧场性”观念研究》从译介出发，梳理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2020年前后“剧场性”的相关理论，以“建筑场”“演出场”“仪式传播场”为中心，结合目前各类代表性的观点，建构“剧场性”的主体性内涵，认为找到适合中国话剧演剧的“剧场性”，要认识到中国话剧的“剧场性”观念的历时性特征，将新的“剧场性”观念纳入话剧史的脉络中来，在历史与当下的对比中把握主流，还要认识到“剧场性”观念的多样性，要在主观与客观里寻求融合。

“剧场性”将我们从现实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我坚决地赋予这高贵的“剧场性”以积极的审美价值。

——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

真正的“剧场性”也在于——用适合的演剧方式来奉献戏剧作品。

——瓦赫坦戈夫

“剧场性”就是减去文本之后的戏剧，就是依据所写出的剧情梗概而建立起的一定密度的符号和感觉……

——罗兰·巴特

“剧场性”的程度是由文化决定的。但“剧场性”本身是由一种特定的观点、一种感知模式决定的。

——伊丽莎白·伯恩斯

剧场与“剧场性”今天在与艺术本身作战——就不同的艺术可以被描述为现代主义的艺术而言，在与现代主义感性本身作战。

——迈克尔·弗雷德

宋宝珍

《中国话剧的“剧场性”观念研究》是中央戏剧学院青年教师方桂林学术道路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优秀成果，也是他知识积累、思想历练的心血结晶，更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话剧“剧场性”观念演变与理论构建的重要著作。此书批阅多载，增删数次，即将付梓之际，方桂林嘱我写序，我满口答应，却运笔艰涩。作为他博士生阶段的导师，看到他发展顺遂，学业有成，确实欣欣然，特别快慰；作为学术同路人，我又不敢妄加评判，非我之能，也非我之愿。

我曾经跟学生们讲过，选择了研究戏剧就意味着终生不毕业，因为戏剧是关乎人的艺术，谁敢说我把人琢磨透了呢？学习戏剧最大的好处是——自我的人生只有一种“演出”方式，而戏剧却可以呈现出变幻无穷的“演出”情形。

方桂林的求学之路，看起来是比较顺利的，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路绿灯，顺风顺水，这充分说明他天性聪慧、功底扎实、资质良好。或许是由于这份自信，他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自选了一个理论性、思辨性比较强的题目——他告诉我他要研究中国话剧的“剧场性”。作为导师，我深知这个题目难度高、耗心力、费工夫，但还是鼓励他做下去。我一向不喜欢拾人牙慧的选题与改写式的、缩编式的写作，觉得这和浪费生命差不多。方桂林的选题对我而言，也颇有挑战式的兴趣，其实兴趣才是最好的导师，被派定的题目可能会让学生产生本能的心理抵触，而学生自己摸索出来的学术道路，才能令其找到发现的快乐并步入通途。

众所周知，“剧场性”是戏剧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它涉及中西戏剧理论的流变，涉及中国人接受过程中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审辨，也涉及不同时期、不同视角对这一概念的所指和能指的不同判断。正如本书绪论所言，“剧场性”本身也暗含了多种思辨关系及内涵，它可以是一种客观条件，也可以是一种主观意念；它可以是一种剧作特征，也可以是一种舞台呈现；它有时被视为贬义的、消极的因素，有时被视为非幻觉性、假定性、交流性的代名词。各种对于“剧场性”的讨论并不处于同一维度，各方对于“剧场性”的理解也颇有差异。在多层面的话语表述中，阐释“剧场性”的内涵显得颇为复杂和艰难。

搜集资料、牛刀小试阶段，方桂林也曾陷入各种文献、各种观点的歧义丛林，如坠云里雾中，面临思辨茫然之苦。一旦确定了学术目标，改弦更张是不可能的，好在他没有得过且过、降低难度，而是大量阅读资料，苦心孤诣思考，他的勤奋、刻苦、要强，特别是网络文献资料查搜能力，帮助他闯过一道道难关。在学术隧道的深处，他付出的是日复一日的辛苦，当然也收获了蓦然回首的快乐，找到了学术进取的路途。

在翻阅了大量理论文献之后，方桂林首先从英文、俄文、法文关于“剧场性”的解析中，探讨这一概念从海外译介到本土消化的过程，辨析其内涵的变化与拓展，从文化接受层面对中国话剧的“剧场性”做出明确的评估。一方面，他通过对戏剧史的纵向梳理，整理并勾勒出较为清晰的“剧场性”观念的演进过程，揭示了观念演变中的主导性因素；另一方面，他在横向的观念对比中，以中国戏剧文化语境为核心，结合西方现代、后现代剧场理论的发展对中国话剧的影响作用，建构起中国话剧现代性、民族性的剧场美学新理念。

“剧场性”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虽未直接使用“剧场性”一词，但其对悲剧“摹仿方式”的论述已隐含了对戏剧特性的思考，他提出悲剧通过“行动中的人物”来摹仿，这实际上触及了“剧场性”的本质。这一古典时期的戏剧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直到18世纪，狄德罗才明确将“剧场性”（le thétral）用作批评术语，用以指称舞台上夸张、做作的表演风格，此时该概念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现代戏剧理论的兴起，“剧场性”概念开始显现中性化的语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构建其表演体系时，将“剧场性”（театральность）视为需要克服的表演弊病，主张以“体验艺术”取代“表现艺术”。与此相对，梅耶荷德和布莱希特则重新评估了“剧场性”的价值——梅耶荷德倡导的“假定性戏剧”和布莱希特提出的“间离效果”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剧场性”作为戏剧本质特征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理论分野在20世纪中后期引发了持续争论，如迈克尔·弗雷德在《艺术与物性》中将“剧场性”视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对立面，而汉斯·蒂斯·雷曼则在《后戏剧剧场》中将其重构为后现代戏剧的核心特征。

当代学术研究呈现出对“剧场性”概念的多维阐释趋势。从符号学视角看，“剧场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罗兰·巴特认为它是“减去文本之后的戏剧”；从社会学视角看，欧文·戈夫曼、伊丽莎白·伯恩斯等人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表演行为、一种感知模式；从传播学视角看，“剧场性”则被定义为基于现场交流的传播模式。这种多元理论视角的交叉融合，使“剧场性”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和实践广度。

在中国，话剧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其本土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剧场性”的重新定义。中国学界对“剧场性”概念的接受始于20世纪中期，经历了复杂的本土化过程。

20世纪40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传入中国，其反对“剧场性”的观点一度成为主流话语。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戏剧家在实践中并未完全排斥“剧场性”，而是试图在现实主义框架内对其进行改造。如焦菊隐在导演《茶馆》时，既遵循斯氏体系的体验原则，又巧妙融入了戏曲的程式化表现手法，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派”演剧风格。

余上沅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翻译乔治·贝克的《戏剧技巧》，将“theatrical”译为“剧场性”，并赋予其“合乎剧场条件与人民需要”的积极内涵。这一译介为新中国戏剧工作者理解戏剧艺术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戏剧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学界对“剧场性”的认识日趋多元。谭霈生提出的“戏剧情境论”、徐晓钟倡导的“表现美学”、王晓鹰探索的“诗化意象的现代表达”，都在不同维度上丰富了对“剧场性”的理论建构。这些艺术探索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戏剧的思想资源，又扎根于中国戏曲的美学传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剧场性”理论话语。

方桂林的研究指出，20世纪中国话剧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戏剧观念尤其是“剧场性”观念的演变史。从文明戏的“幕表制”到抗战时期的“广场剧”，从“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到新时期的“探索戏剧”，每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对“剧场性”的重新认识。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剧场性”研究又衍生出新的问题域。虚拟现实技术对传统剧场空间的解构、跨媒介叙事对戏剧边界的模糊、交互式体验对观演关系的重构，都在挑战并拓展着“剧场性”概念的内涵。这些新发展既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鲜案例，也对传统戏剧观念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研究方法上，方桂林运用了文化地理学理论、符号学批评、格式塔心理学、观众心理学等，这些从理论武库里抽取的东西，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拿来主义”式为我所用。方桂林的《中国话剧的“剧场性”观念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剧场性”概念的学术史脉络，揭示其在当代戏剧研究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其研究范式从单一文本分析转向多元跨学科研究，构建了“剧场性”研究中的“场”概念和研究框架，为中国话剧现代化进程的探索提供了理性思考路径。“剧场性”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而且可以为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思想启迪作用。

方桂林的“剧场性”研究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大的学术抱负。传统戏剧学研究往往将重心放在文学或戏剧史上，而对戏剧本体的理论探讨相对薄弱。正如本书指出的：“剧场性”是戏剧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只有准确把握这一概念，才能深入理解戏剧艺术的特殊规律。剧场性研究有助于厘清长期存在的理论争议。如“剧场性”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认为“剧场性”从属于“文学性”，是“文学性”在戏剧领域的特殊表现；另一种则主张“剧场性”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可能超越“文学性”成为主导因素。通过系统梳理“剧场性”概念的历史演变和理论内涵，可以为这类争议提供更加清晰的解决思路。

方桂林在《中国话剧的“剧场性”观念研究》中提出了创新性的“三场理论”框架，将“剧场性”分解为建筑场、演出场和仪式传播场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这一理论构建打破了传统“剧场性”研究的单一视角，形成了更加立体、全面的分析模型。建筑场指涉戏剧演出的物质空间，包括剧场建筑、舞台设计和观演空间布局等要素。方桂林通过对中国现代剧场变迁的历史考察，揭示了空间形式与戏剧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演出场关注舞台上的艺术创作，包括表演、导演、舞美等要素。研究揭示了“剧场性”观念在表演艺术中的具体体现，为理解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探索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仪式传播场考察戏剧作为传播活动的特性，包括观演关系、接受心理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方桂林借鉴传播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了“剧场性”如何通过传播过程得以实现和强化。这一“三场理论”框架不仅拓展了“剧场性”研究的理论视野，还为戏剧批评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话剧的“剧场性”观念研究》采用了“概念—观念—理论—历史—实践”既首尾相顾又逻辑自洽的论述结构，形成了严谨而富有创意的学术思路。

方桂林的研究不仅在于厘清了“剧场性”观念的百年流变，更在于提供了一种从“概念辨析”到“框架建构”再到“实践回应”的研究理路。对于话剧研究者而言，此书对于理解“剧场性”观念大有裨益；对于戏剧创作者而言，它提供了运用“剧场性”进行艺术实践的理论参照；而对于关注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学者，它提供了在跨文化对话中构建本土理论话语的探索路径。

祝愿方桂林在学术道路上锚定目标，坚持不懈，不断探索，收获良多。

宋宝珍，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名誉所长、

研究员，

云南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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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性”作为戏剧理论术语，逐渐被戏剧界接受，自觉地应用于戏剧理论与批评中，甚至逐渐演变成艺术批评的术语，但“剧场性”的本体内涵仍无定论。本书从译介出发，梳理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2020年前后“剧场性”的相关理论，以“建筑场”“演出场”“仪式传播场”为中心，结合目前各类代表性的观点，建构“剧场性”的主体性内涵，认为找到适合中国话剧演剧的“剧场性”，要认识到中国话剧的“剧场性”观念的历时性特征，将新的“剧场性”观念纳入话剧史的脉络中来，在历史与当下的对比中把握主流，还要认识到“剧场性”观念的多样性，要在主观与客观里寻求融合。

方桂林，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讲师。主讲“中国话剧”“艺术概论”“戏剧经典理论选读”“阅读与鉴赏”等本科生课程，在《戏剧》《戏剧艺术》《民族艺术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数字剧场性理论建构研究”、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乡村戏剧美育策略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内容建设研究”、中央戏剧学院“西方剧场文化地理学研究述评”等科研项目。相关成果曾获第二届国际戏剧“学院奖”(理论奖)·新秀奖、第三十七届田汉戏剧奖·理论一等奖、中华戏剧学刊联盟2023年度“青年优秀论文奖”。导演作品曾获第二届浙江省大学生戏剧周导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