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安杰世泽合伙人诸韬韬律师：磨砺前行，初心不改

Q1：您从业之初就业于外资所，后来转入内资所，对于两者的区别，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研究生毕业后，于2005年进入一家非常有名的日资所（森·滨田松本）在上海的代表处工作，一直到2011年转入内资所世泽，后来合并为今天的安杰世泽。严格来说，20年来我只换过一次工作，虽然都是律师事务所，但外资所和内资所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外资所的服务性，总体来讲是要强于内资所的，外资所更愿意为客户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法律的服务，让客户更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2000年代，外资进入中国仍然呈增长趋势，外资所无微不至的服务，会更容易获得那些对中国尚不熟悉的外国投资者的信赖，这个时期，也是外资所最好的时期。当然，律师行业，不仅要讲服务性，更要讲专业性，而在这方面，内资所的专业性，会比外资所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对于初从业者的培养，个人认为外资所会相对体系一些。律师助理会得到包括写作格式在内的系统培训，虽然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今后的律师生涯，实际上会有很大的、无形的帮助。内资所在这方面，总体来讲，是比较不足的。另外，外资所更像一个公司，我们并不需要担心案源的开拓，而内资所则不同，作为律师必须要时刻将开拓案源放在心上。但我认为这并非是外资所的长处，在一个舒适圈呆久了，就容易缺乏前进的动力。

但我从外资所转入内资所的最大原因，还是基于外资所的从业限制。法律是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行业，一个国家的法律市场不大可能对其他国家的律师事务所完全放开。在外资所工作，很多业务并不能从事，感觉只是半个律师，这种状态是我不愿一直持续下去的。因此，我在外资所工作了6年后，最终选择了内资所。

Q2：您一直以来以日资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请问您觉得是作为客户导向型律师更容易，还是专业导向型更好？

这个问题，和中国的对外开放、律师行业发展的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增长迅猛。在这个时期，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法律不熟悉，中国法律自身也存在诸多不完善。因此，这个时期的涉外律师，很多都是客户导向型的，尤其是一些需要小语种服务的市场，更是以客户导向型为涉外律师的优势之一。只要你是做日资业务的，日本企业就会过来找你，当产生信任后，只要是法律相关，所有的事情都会来问你。

但随着律师行业的发展，以及外资企业逐渐的本地化管理，专业能力显得更为重要，外资企业也不再所有的事情都只依赖于一个律师了，而是会在了解律师专业领域的前提下分别选择律师。因此，专业导向会显得更加重要。

当然，我认为，这两者其实并不是完全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专业导向是主要的，我在外资所的时候，其实就是以并购重组等非诉业务为主要专业的，转入内资所后，除了老本行外，更多地侧重于劳动法、诉讼、企业合规这几个领域。我认为，集中做好几个专业领域，是这个时代做好律师工作的必要条件。但于此同时，客户导向也仍然重要，将有能力服务特定群体（包括国别、行业等）的客户作为一个辅助优势，当然有利于律师业务的开展。

Q3：您在上海和广州都工作过，您觉得地区差异对律师的工作是否有影响？

我毕业后先在上海工作，2014年当时的世泽所要设立广州分所，就把我派到广州，管理华南地区的相关业务，之后我一直常驻广州并拓展华南业务，直至疫情期间，因家人回到上海，目前华东、华南地区都有一些业务，我也在频繁往返两地。

我国区域广阔，地区的差异当然会存在，比如举一个例子，上海市区的办公楼开发，土地都是先国有化后再开发的，所以办公楼所在土地的性质都是国有土地，而广州则完全不同，在最中心的珠江新城，很多办公楼都还是集体土地，广州的村集体力量是很强大的，这非常有意思。这种地区差异，当然会对律师的工作产生影响。比如我熟悉的劳动法领域，即使是完全相同的案情，按照上海的司法实践，结果相比较而言可能会更有利于公司，而按照广州的司法实践，则可能更倾向于保护员工。

地区差异会给律师工作带来一些困惑。但我认为，恰恰是这种差异，对于我这样两地都有过多年工作经验，且至今仍频繁往返两地的律师而言，恰恰是一种优势。今后我也会继续利用这个优势，做好我的工作。

Q4：您常驻广州期间，也参与过律所、团队的管理，您觉得中国的律所或律师团队，是适用公司制更好，还是适用团队制更好？

我以前工作的外资所，是个纯粹的公司制管理的律所。我在2011年进入当时的世泽所后，律所也一直致力于公司化建设。而我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制度背景，才会愿意被派往当时并无根基的广州工作。在此期间，我作为律所和广州办公室的实际驻地合伙人，也深入地参与了律所和团队的公司化建设，对此深有感触。

不过遗憾的是，世泽的公司化建设，遇到了无法突破的瓶颈，最终导致了团队的破裂。所幸后来世泽和安杰合并，我们才有了更好的平台。

我个人认为：公司化管理是一个理想态，但这个制度作为舶来品，可能不大符合中国律师行业的实情，存在制度僵化、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当时的世泽，也是因为这些问题，导致制度建设的失败。目前国内除了有数的几个大所外，大部分有一定规模的律所，都是团队制的。也有一些小型的律所坚持公司化管理，但总体上，是因为其规模较小，主要合伙人能够凭借个人能力管理全所，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团队制的律所。

现在的安杰世泽虽然不是公司制，但团队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这样的制度既充分发挥了律师的积极性，也避免了公司制的一些问题。我以前参与制度建设也花了不少精力，现在可以集中将精力倾注于法律工作，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Q5：一直以来，您以外资业务为主，现在随着外资撤退、中资出海的趋势，您的职业生涯是否也会随之产生一些调整？

这是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必然变化。我从业开始至今，很明显地感受到外资从急速增长到大规模撤退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业务类型上。比如以前在外资所，做的业务都是投资、并购类型的，而这两年几乎很少有新的外商投资案件，相反的，公司撤退、员工安置等案件，成了主要的业务范围。

当外资撤退告一段落后，以外资业务为主的律师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业务空窗问题。而中资出海发展蓬勃，我们这样掌握了一些涉外业务技能的律师，自然也会开始关注中资出海业务的，毕竟出海会涉及到国外法律，本质上也是涉外业务，而我们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境外资源，有相应的优势。

但是，作为律师，需要理智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在中资出海业务中，能扮演什么角色？中资出海，主要涉及的是投资目的国的法律，而法律是一个国别性极强的行业，所以，在中资出海项目中，真正起到重要作用的，应该是投资目的国的律所和律师。而我们主要能做的，应该是牵线搭桥、做好协调工作（当然，中资出海也会涉及到一部分中国法律）。

所以，我会跟进时代步伐，抽出一定的时间，去关注一些中资出海的事情，有机会的话，也愿意提供我所掌握的一些境外法律资源，为希望出海或正在出海的中资企业保驾护航。但作为中国律师的重心，仍然应该是中国法律相关的业务。外资虽然在减少，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法律事项，仍然会是我的重要业务。

最后说几句作为总结。从事律师行业20余年，我在很多方面都经历了转变：从外资所到内资所，从客户导向转向以专业导向为主、客户导向为辅，从上海到广州再到双城兼顾，从公司制体系到团队制体系，从专注 inbound 到开始关注 outbound——这些都是我们为跟上时代步伐、磨砺前行所必须做出的调整。但变化之中亦有不变。律师是我最初的职业，也是我终身的职业。不忘初心，方能始终。我希望可以和安杰世泽的同僚们，将我的律师事业，永远地持续和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