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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律师往事：老板想借手警方，以刑事手段追债数千万，我为何反对？

深港达人杨律师

2024-07-14

导读：老板打算借助警方力量，以刑事手段追讨数千万债务。法律从业多年的众多资深同事，都热烈支持。只有我一个刚入职的新人，硬着头皮提出异议，认为要尊重事实、敬畏法律。

2019年5月，我在某上市公司当法务。

这家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建筑装修工程，每一单工程的单价从几百万到数十亿不等，业务规模很大。

我刚入职不久，就接触到一宗涉及数千万的经济纠纷。对方当事人杨**曾经是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实际上是个挂靠人，把他私人承揽的工程以我们公司名义运作。但是很不幸，那些工程烂尾了，遗留巨额债务，债主们纷纷起诉我们公司，因为合同上都是我们公司盖章。

据说老板指示报警，要以几个罪名抓捕杨**，迫使其家人筹钱结清债务。听说其家族在当地很有实力，可能会帮他还债。也许他还隐匿了巨额财产，假如他被抓捕了，且有可能坐牢的话，就会尽可能还债了。

法务部另5人，此前已经集体研究过此案，大家都没有异议，都说要报警抓人，已经整理好了报警所需的材料。我听领导说，老板亲自出面，找到私交很好的某个大领导，已经跟警方打好了招呼，让我们只管去办事就行。

因为是大案，他们叫我也研究一下，看看我能否找到新的突破口。虽然我事先知道大家的立场，但在我仔细研究厚厚的案卷后，感觉事情不对劲，硬着头皮提出了异议，认为不应该报警。

我觉得这是经济纠纷，而不是经济犯罪，犯罪证据不足！警方立案的可能性很小。就算勉强立案了，也可能给我司带来反作用。因为我们站不住脚，容易被对方反击，对方反过来以“诬告陷害罪”找我们麻烦。听说对方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是当地政法委一把手，我们必须谨慎行事。

因此我起草了一份书面意见，公开在法务部群组，并提交给主管法务部的公司常务副总。

大家看过了我的书面意见、听了我的口头汇报，都看得出我用心研究了案情。不过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公司领导依然指示法务部经理去递交报警材料。法务经理她没有直接去立案大厅，而是先把材料交给某个公安领导，让他先把把关，然后转交给警方内部业务部门。

报警材料提交后一周，我们收到警方消息，邀约我们去公安分局，现场沟通案情。当时公司常务副总有心栽培我，所以让我参与重大事务，就安排法务经理和我一起去跟警官沟通，尽可能争取立案。

我俩来到公安分局时，接待我们的是一个队长，非常客气。他说，这个案子事关辖区内上市公司的巨大利益，上面领导交代要好好研究、务必争取立案调查，因此他们非常重视，专门组织几个业务骨干研究案情，这几天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警官话锋一转，表示非常抱歉，真的很难立案。

然后，警官对照我们提到的那些犯罪事实和犯罪线索，具体分析了我们报案的几个罪名，一个个罪名分析，最后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定罪啊，太牵强了，对不上号！

我当时很惊讶，警官说出的那些意见，竟然跟我先前提出的意见几乎一模一样？！我心想，莫非同事们粗心大意，把我写的分析意见也混在报案材料提交了吗？

我频频点头赞同，但我不便发言。因为坐我旁边的上司/法务经理，她不愿意接受现实，她反复辩解，试图扭转警官的想法，却徒劳无功！因为警官事先做足了功课，不会轻易改变结论。

沟通到最后阶段，警官主要面向我说话，可能觉得我比较通情达理吧。但我不便多言，因为意见不同的上司在旁边盯着。我只是时不时简单附和，以表示礼貌，“嗯、好的、知道了、辛苦警官了”

这个警官很耐心地跟我们解释，沟通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客客气气地送我们出门了，依然决定不立案。

这个案子确实很难办，硬要立案的话，警方也要承担很大风险，他们也不愿意啊！谁都害怕制造冤假错案，担心事后被追责。

回到公司后，我们把会面情况如实汇报给公司领导，他再转达给老板。听说老板并不死心，依然私底下找大领导沟通，但别人了解情况后，不敢帮忙了。因为风险太大，谁也不希望惹祸上身嘛。

最后，附上我当年起草的书面意见，供大家思考，如下：

“杨**案分析意见

法律规定，警方不得插手经济纠纷，无权管辖。因此，警方对于经济犯罪立案的标准严格把关，都会仔细推敲。如果没有明显的犯罪线索，警方很难立案。

依据我们现有报案材料里提出的犯罪事实以及相关证据，我预计警方有八成以上概率，对我们指控的任何一个罪名都不会立案，试分析如下：

一、私刻印章罪

（1）我们提供的核心证据，是一份盖有某项目部印章的合同+一份对该合同所涉纠纷的判决书。

但是，那份合同不是杨**签字的（另有其人签字），不能证明杨**私刻项目部印章。那份判决书，并没有认定那个印章是私刻的，反而认为没有必要鉴定印章的真伪，所以也不能证明印章是杨**私刻的。

依据那份判决书，“那份合同是真实的，双方均承认并实际履行了合同”，所以我们在报案材料里写，“杨**私刻印章、未经公司同意，私自对外签订合同，以致给公司造成损失”，与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符。

恰好相反，生效判决书认定，我们公司知道这份合同并配合对方履行。

因此，我们的报案事实描述以及提供的证据材料都存在问题，不能印证杨**触犯私刻印章罪，反而有助于其开脱这个罪名。

（2）私刻印章罪的法律规定变更了，实质上废除了这个罪名。

1997年刑法修订后，对私刻印章罪做了规定。

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对私刻印章的行为也做了规定，如下：“第五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

这两部法律效力等级一样，对于同一事项，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某人真的私刻印章了，也很可能是对其进行治安处罚。除非存在非常严重的情节，或造成非常严重后果，才会入刑追究，但其罪名可能不是私刻印章罪，而可能是其他罪名，如诈骗罪、招摇撞骗罪等。

（3）项目部印章，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印章。

刑法所指的印章，特指一旦盖章即可以代表本单位，对本单位产生一系列权利义务的印章，印章本身必然含有本单位全称，具体指单位公章和业务专用章（财务章、人事章、合同章、发票章等）。

项目部印章，按行业惯例是不能用于签署正式合同的，不能代表项目部所属的单位，业内人士均如此理解。

因此，难以认定项目部印章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印章，即使杨**真的私刻了项目部印章，也很可能不构成犯罪。

二、合同诈骗罪

（1）杨**从来没有跟我司签合同，指控其合同诈骗罪缺乏事实基础。

刑法224条（合同诈骗罪）的定义：“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仔细审阅刑法条文后发现，我们在报案书所描述的事实：“杨**在单方保证书上，虚假承诺其本身实力，导致我们把工程承包给他，最后工程亏了，导致我们损失“，并不指向本罪的任何一种情形。

我们并没有提到“杨**跟我们签订了某某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依据这份合同的约定，直接付款给他，最终导致损失，并且杨**在这份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采取了诈骗手段”。

事实上，杨**从来没有跟我们签过合同，更不可能依据这份不存在的合同，直接诈骗我们钱财。因此。我们很难以合同诈骗罪指控杨**。

（2）从证据的角度看，我们提供的那一堆证据（多份项目合同）并不是杨**跟我们签署的，而是业主或供应商跟我们签署的。

这些合同跟杨**本人无关，他不是利用这些合同作为手段，来诈骗我们。那么，我们很难用这些合同作为证据，以合同诈骗罪指控杨**。

我们最多只能以合同诈骗罪指控，跟我们签订合同的那些供应商（如果供应商确实诈骗我们的话，需要其他证据支撑）。与此同时，要提供更多证据，把杨**列为共犯（帮助犯），那我们倒是有可能以本罪指控他。

三、职务侵占罪

（1）这个指控相对靠谱一些，但也很可能被驳回。

我们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杨**属于我们员工。此罪的前提，是职务行为，我们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杨**是我们的员工，才有机会立案。

可惜在证据材料里，我们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证据，因为他确实不是我们的员工。

（2）证据材料里，我们提供了***项目的合同以及往来款明细，想要证明杨**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这些钱。

但没有提供证据，去证明杨**指示希尔顿方面，把我们的工程款转走。更没有提供证据，去证明这些工程款已经用于偿还杨**私人债务，或用于其他个人用途。

从现有这些证据看，不能证明存在职务侵占行为。

四、综合意见和建议

（1）请留意我方重大风险：可能触碰“诬告陷害罪”。

刑法243条（诬告陷害罪）”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行为人涉嫌诬告陷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一、捏造的犯罪事实，情节严重的；

二、诬告陷害的手段恶劣的；

三、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的；

四、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我们这次报案，在描述案情和提供证据方面，都应当相当谨慎，避免给自身造成麻烦。因为一旦刑事报案，就意味着双方彻底撕破了脸面，对方很可能会反击，我们先得保护好自己（特别考虑到，对方直系亲属是当地政法委领导的事实）。

（2）建议撤销私刻印章罪以及合同诈骗罪指控，仅保留职务侵占罪指控。同时补充必要的证据，以支持“员工身份+职务侵占行为”的事实，因为目前的证据不足以支撑这个罪名。

假如补充必要证据后，万一警方不能认定杨**是我们员工，则我司有可能要以盗窃罪为突破口，重新寻找和整理证据，以评估是否再次报案。

（3）调查某些具体交易，某些具体合同，寻找杨**从中弄虚作假或与第三方串通诈骗我们钱财的罪行，再以相关罪名报案。

法务部***

2019年**月**日”

当时公司法务部6个人，法务经理五十多岁，此前在深圳当过多年法官，当过民事庭庭长，她算是资深法律人士。公司高层里，主管法务部的是公司常务副总，他是法学博士出身。

在处理本案时，我的上司，这位从业多年的老法官，明知道证据不足，却在公开场合跟公司领导汇报时表态，有机会刑事立案，从来没见她提出过异议。

法务部其他几个同事，看到我的书面反对意见后，私底下也有人跟我说，她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不敢公开表达出来。

只有我一个新人，明知道不合时宜，却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发表异议。我也不是故意跟老板做对，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比较坚持原则，尊重事实、敬畏法律，不想违心说假话去讨好老板。我觉得，讲真话，反而是真诚地对老板好、对公司好。如果明知道是错误的，却没有勇气指出来，反而害了老板、害了公司。

我当时是那样想的，现在也是这样想，尽可能讲真话，迫不得已时保持沉默，不要故意去讲假话，更不要故意去陷害无辜的他人。明知道别人是无辜的、无罪的，怎么能忍心下重手呢？！

题外话：

以刑事手段解决经济纠纷问题，现实中这种事时有发生，通常是灰暗的故事。但也有例外，也有一些具备正面意义的案例，我亲身经历过。

我曾在另一家公司当法务负责人，当时公司老板面临一宗涉案数千万的经济纠纷案件。虽然合同里老板只是担保人、是众多被告之一，但显然对方矛头主要指向他，因为众多被告里，其他人都没钱，只有他有实力偿还那笔巨款。

当时受到此突发大案的影响，有一笔数亿元的资金临时被叫停，不能发放给我们公司，让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当时认真研究案情，想出了奇招：以刑事手段化解经济风险的办案策略，要借助警方之手，从侧面进攻，以“虚假诉讼罪”迫使对方撤诉。

老板很高兴，采纳我的意见，而我是具体执行人，去沟通公安、司法鉴定机构、法官和对方律师。虽然经历一些波折，最终依然快速达到了我方目的，一个月内就迫使对方撤诉了（变更诉求、把老板的名字从被告名单里剔除）。在排除这个巨大的法律障碍后，那笔数亿资金，很快就拨付给我们公司了。老板很开心，猛烈地夸我，但并没有发奖金，而我的薪水依然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