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火索是一场难以追究的人间悲剧
2018年2月上旬，一对香港年轻情侣同游台湾，但疑似在旅行中发生争执，陈姓男子涉嫌在旅馆勒死潘姓女友，然后将尸体以粉红色行李箱装箱，搭地铁至约15公里外的郊外弃尸。
2月中旬，陈男独自返港。女方父母发现女儿失踪后，其信用卡在台湾和香港都有取款记录，于是慌忙向香港、台湾警方报案。陈男被香港警方拘捕约谈，事件才在3月中旬曝光。
陈男向香港警方供述了杀人经过，以及抛尸地点。根据供述，台湾警方在淡水竹围地铁站附近寻获潘女遗体，但部分已腐化成白骨。台湾土林地检署在去年3月、4月两次向香港政府提出司法互助请求，并于7月致函香港告知所获证据情况，表达香港若提出司法互助请求，将给予协助。
然而，陈男已经回到香港，在港台没有引渡条例的情况下，香港检方无法以杀人罪起诉他，也不能将其移交给台湾警方。如果他不回到台湾受审，他的杀人行为就“不会被判刑”。目前，香港检方仅以陈男返港后盗用女友信用卡的“窃盗罪”，以及处理潘女手机、相机等物品的“处理赃物罪”起诉。
杀人嫌疑犯难以被追求刑事责任，症结在于现行《逃犯条例》的有关规定。该条例于1997年4月25日发布实施。从回归以来21年的司法实践看，该条例在贯彻落实中存在着显著问题。
一是阻碍香港与内地及港澳开展刑事司法协助，使得香港某种意义上成为“逃犯天堂”。
二是港人在未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发生刑事案件，追究刑事责任面临极大困难。
根据《逃犯条例》规定，香港只能向签定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移交逃犯。经笔者查询，目前香港只与英国、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法国等20个司法管辖区签订移交逃犯协议，仍未与其他100多个国家及地区达成双边协议。
《逃犯条例》只是用来惩罚1%犯罪的人，对99%的人完全没有影响。在香港泛民主派人士推波助澜的鼓动下，那些有“恐中”情绪的香港人，最终都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条例的修订。
迫于压力，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只好宣布，《逃犯条例》修订工作正式“死亡”。
不过，反对人士却并不满足。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继续提出各种诉求，要求林郑政府立刻回应。于是一场又一场游行示威在香港持续上演。
上个世纪，由于中国的内乱、饥荒或政治斗争等原因，很多人逃难去香港，其中不乏对中国政府不满的，在这群香港人看来，是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让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发展机会，而不是中国政府。
这些思想在香港社会传播开去，就会形成一股隐形的“反中力量”，很多人对于大陆政府的看法，就会产生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立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评价中国政府，而没有与时俱进地看待中国的进步和变化。
香港教育很少全面客观讲述内地情况无论中国政府如何给予香港支持，又设立大湾区给香港创造持续发展的机遇，部分香港人都看不到，却认为政府在利用香港。
其实，很多出来游行示威的年轻学生，饱读诗书，最具思考能力，理应并不属于“仇中”的那一群人。但冲得最前，叫喊得最厉害的，往往是这些年轻一辈。
香港的青年生存压力大，对于社会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他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容忍度也最低，对政治议题的反应都会比较大。
不怀好意的势力控制着传播香港接收资讯的渠道并不多，免费的电视台只有三个；市民主要收听的电台，也只有两三个。尽管报纸多达十几份，但香港人来来回回阅读的，也只有固定那几份。
而香港的年轻人，多数都是通过网络渠道了解最新的资讯，或跟随着那边的KOL（意见领袖），去获得对事情的认知。
当传播资讯的渠道和KOL，并不是以一种中立、持平、客观的态度去报道事件时，那么一部分不愿意主动寻找真相的香港市民，在这些偏颇信息的不断影响之下，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仇中”“仇警”的思想，继而合理化暴徒的所作所为。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游行示威活动结束之后，很多示威者变本加厉到处破坏，那么香港警察出来维持秩序，甚至发射催泪弹驱散这些示威者，这是很自然的结果。
但当地某些媒体却集中报道“警察如何残暴执法”，伤害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甚至认为警察胡乱释放催泪弹，才导致示威者变成“暴徒”反抗，倒果为因，于是很多持中立态度的市民，因此而站在了暴徒的一边，谴责警察。
至于警察被暴徒追打、咬断手指、烧伤身体等事情，当地媒体则甚少报道。
但发现示威者“下跪”，他们就动用各种资源制造舆论，引起大众同情，获取社会支持。
不怀好意的势力控制着传播，不明真相的青年成为了他们的“马前卒”，抗争示威。最终，政府只能一直处于被动，成为各种问题的“背锅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