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男女应该平等，各种性别的人都应该平等，而现实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我愿意为它做些事情。因此，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不过，作为一个男人来说，这样回答太过轻巧，好像自己是一个慈善家似的。
我清楚地知道，在一个极权社会，每一个男人都是天生的男权分子。父权制是这个社会的根基，我们的衣食住行、思想语言、社会规章、工作成就都由它塑造。否定它，诸事都得推倒重来。因此，人们尤其是男人们，都有为它维稳的需要。
当你认为应该推倒一堵邪恶的高墙，同时又发现自己就是墙里的一块砖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到痛苦。回避痛苦的办法有三种：
一，假装自己不在墙里，而是一个“理中客”；
二，辩称历史既成，礼俗优先，千百年来墙对社会秩序功莫大焉；
三，声称不与砖合作，就推不倒墙，最好让砖当领导。
我不能以一种父权的方式管教她
自从女儿来到我的生活中，我对女权主义的思考，不再只是一个男人的愧疚与难堪，更多了作为父亲的愤怒。举目四望，到处都是男权在奸笑。我每天给她讲的童话，读的绘本，她所生活的世界，以及我自己在家庭及家族中的地位，到处都是她成长的陷阱。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帮她迎战这些侵蚀，她也真的让我感到骄傲。但是，我也随时感到在强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中势单力薄，招架不住。而且，跟女权主义本身一样，很多事情对我来说，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再者，我不能以一种父权的方式管教她。
有特权而不使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女儿三岁就提出要打耳洞，我就去查文献，问经历者，研究饰物对女人到底是身体束缚还是自我表达。女儿五岁要求我给她买高跟鞋，我说那个穿着不方便，她说很漂亮。我就给她讲了缠足的历史，那时女人也觉得小脚漂亮。女儿没有提出“自愿缠足”的问题，而是陷入了沉思。
但是，类似的问题也常常出现。有一天，我教她认读挂钟，发现她一半的心思在整理裙子。回想自己这么大年纪对衣着的无感，我心里真的为她感到难过：一方面她迫于父亲权威和求知的压力，不得不前来听讲；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告诉她，漂亮的裙子对女孩很重要。我对她说，其实穿什么并不重要。女儿回答说：可是我喜欢裙子啊。我说，裙子是很好看，但是别的衣服也可以很好看。女儿说：你是一个男生，所以你会这样说。
他们到底是怎样成功地过滤掉女权主义的？
关于政治认同与女权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你是怎样把自由主义与之结合的？女权主义就是政治，我从来不用分身，今天关注女权，明天关注人权，它们就是一回事儿。
常听人言，不要跟孩子谈政治。或者问：孩子那么小，听得懂女权主义吗？我总是很困惑。当女儿听完童话问我：现在还有国王吗？我怎么能够不跟她谈民主观念促进的历史变化？同样的道理，当童话中老是讲公主等待王子一吻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假装不知道女权主义改变了这种图景？
而且，你随便到网上一搜，就会发现很多“如何做好儿童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之类的东西。专制和父权毒害孩子，从来都是从幼儿甚至之前就开始的，而且是体制化地进行的。怎么能够对一个父亲说不要跟孩子谈政治和女权呢？你去对着那个体制说啊！
另一个困惑发生在更早之前：那些满腹经纶的专家教授，那些真切关注民主自由的同仁，他们到底是怎样成功地过滤掉女权主义的？从我一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它就在那儿，而且越来越重要 。
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确有一些嫌隙，但是自由主义内部，女权主义内部，不也有很多纷争吗？难道这不是更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吗？
拿“懂礼貌”说事，千万不要忘记胡锡进老师。
知识的确很重要。看到有谈论女权主义的学者表示完全不知道“嫁娶”、“女博士”等用语的相关争论时，我也感到很惊讶。但是我对把讨论焦点落到知识上，从而设置学术门槛，讨论资格问题，还是有些疑虑的。精英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学术话语和大众动员之间的张力，在美国早有过一些讨论，这些讨论甚至改变了运动轨迹。我认为，女权主义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日常生活中结构性压迫的分析。
我曾经说过，女权主义救中国。一方面，我很难想象，在今日世界，没有性别平等的民主政治具有何等正当性。另一方面，女权主义对权力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专制。反思一下我们怎样对待女权，就能理解当权者怎样对待人权。
现在我要反过来，用我们对专制的了解，来理解女权主义的诉求。仅举一个例子。有人不理解女权主义者为什么不懂礼貌，其实可以去看看胡锡进和网民的互动。胡锡进很少气急败坏，而网民总是在破口大骂。他越是要求网民客观理性，辩证地看问题，网民越是生气，用成串的脏话回应。《环球时报》只好发表文章说，看这国民素质，真要民主了，国家会乱成啥样？对了，前不久，它还教训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话不懂礼貌呢。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权力的一部分，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为什么要急得跳脚呢？
当我们得意于自己比女人理性，得意于发现了对方的逻辑错误，得意于发现对方“嫁不出去”，得意于粉丝无数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胡锡进老师。在胡锡进看来，《环球时报》的每一篇社论，都是在客观理性看中国政府，都抓住了对方的一些把柄，都能言之成理。他经常使用的招数，也是贬低对手是在海外混不下去云云。而且，它们都得到了成千上万人点赞。
重复一下，胡锡进等人这样做，跟他的见识、逻辑和智商都没有关系。如果把道德浅薄化，我们也会发现，很多“自干五”的立场跟道德也没有关系。他们总是为发现为体制辩护的新论据而兴奋。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这个比喻有点冒犯。他们会说，这两个事实能相提并论吗？女人的地位已经很高了，而我们一张选票还没见着呢。那么我想说，《环球时报》看到的事实，和你讲的事实也根本不同。它会说，中国人权进步太多了，人大代表的选票更适合中国国情，西方民主也不是直选啊。
女权主义会告诉你，很多男人理直气壮宣称的一些东西，男强女弱的事实啊，见到短裙就要骚扰的本能啊，爱美之心的人性啊，都来自文化的建构。
废止所学：铲除荆棘才能重新耕种
一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专家教授请废学》，来自葛罗莉亚·斯坦能（Gloria Steinem）的一句话。她说，“所有人，男人和女人，首要的问题不是去学，而是废止所学（The first problem for all of us, men and women, is not to learn, butto unlearn）”。我说，“一块长满荆棘的土地，你得铲除荆棘才能重新耕种；荆棘长得越多，耕种就越困难。在缺乏女权主义教育的中国，教授的性别偏见更难改变”。
如果我们承认现有成就来自男权体制，那么废学就意味着自我否定。如果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那么就什么都不用看了。否则任何书籍和文章都可能被你拿来证明自己的特权，要知道很多中国官员都到过西方访学，结果就是他们更加自信地说：我比你们更了解西方，更明白咱这制度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