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昨天早上，和我们美国宾州跨洋办公的小伙伴小D同学开会的时候，她精神不佳，追问才知道她当天早些时候很愤懑又无奈的遭遇：外出回家路遇一个美国老者，对方从开始指指戳戳式的“Chinese、Chinese！”到挑衅叫骂“Chinese Virus！”我猜后面应该还有更难听的，比如“去死吧！滚回中国去”，但是小D没有说，我也没有追问，只是安慰她。想起2月底疫情在全球范围扩散开来的时候，和一位长居英国很多年现居直布罗陀的友人(北京姑娘)聊天，她感叹说：“疫情让我们（华人）的地位一夜倒退20年！”虽然之前看到过零星报道“恶性歧华”，但当身边人正面遭遇排华时，我还是抵不住地震惊和难过了。
争辩“不是我的错”、“你也有错”、
“你的错更严重”都没啥卵用
从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到现在，关于病毒起源、要求赔偿一刻都没听过，刚开始我还从侵权法的责任理论试图理性的讨论“即使病毒源起武汉、早期信息通报有缺陷”，但它只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后面“多国政府的固执和错误认知、贻误战机”，才是导致大范围感染的“法律上的causation”。后来我家先生打了一个比方，我从此不再争论：新冠病毒的全球扩散就好比“你家失火，你迅速果断有效地灭了火，只烧掉了后院仓库”，可是火星子溅到隔壁邻居家，邻居灭火不力，最后蔓延到整条街、整个小镇都烧个精光，你说全镇人不骂你骂谁？！
此后我们给纽约、华盛顿、开曼、伦敦、苏黎世、新加坡、香港的合作伙伴写邮件时，都是简单关心、告诉他们中国国内情况也不容乐观，同时积极表态如果需要个人防护物资的话我们愿意随时提供协助。
全球化的鼎盛黄金时期
随着新冠病毒的助攻，
真的结束了？
疫情让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变局：西方从国家到民间应对疫情的态度、方法和如今的局面和现状，和国内有很大不同；如果西方总体管控力度和持续性有限，感染比率比较高，对比国内管控比较早、力度大、时间长，相对感染比率比较低，那么我们如何重开国门？学生如何返回西方求学地？国际出差往来旅游还能回到从前吗？疫苗真的能够快速被研制出来并且实验有效、可靠、安全吗？如果向艾滋病一样疫苗研发不出来，又会如何？疫情助攻，欧盟会更紧密还是更分裂？美国还有“梦”吗？中国该何去何从？我们的企业如何应对？海外的留学生、华人该如何抉择？在相当一段时期之内，从国家到民间，对中国、华人的排斥、歧视都会增加，无论是否有道理。
无论是国内政治需要、还是经济增长放缓、或者大国博弈，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排外、种族歧视都会出现，“民族主义”在团结一些人的时候也在深刻地撕裂社会。之前的开放乐观、积极向上、鼓励思辨和交流，都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大家共赢的基础之上，大家会更接受跟自己不同的观点、世界；到了经济低迷、你多我就少的零和博弈的时候，人会本能地回到排外、歧视的状态，“我不承认是我的错，我就要找一个替罪羊”。中国、中国企业、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场景，成为这个替罪羊，愤懑郁结却无可辩驳。甚至其他黄皮肤、黑眼珠的“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都会一起跟着被“排斥”和“歧视”，没有人会先问再骂。
海外留学定居，要调整目标和预期
疫情爆发，很多人被迫停留在海外，国外求学的本科、硕士毕业生陡然面临低迷的就业前景、低龄留学生都在疑惑“8月份能否重返校园”“敢返吗“。在关注具体的托福、SSAT、SAT如何提升成绩、何时恢复考试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的同时，国内本来打算送孩子出国的家庭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重新思考和调整。
以前很多人出国是教育制度的优劣比较之后的决定，其实教育方法和制度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技术发展到今天，相对于知识传播，教育更重要的价值是对个体内心动力的唤醒和长久兴趣的发现。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最后的最后，都是为了帮孩子准备好“如何过好自己这一生”，而这个话题又脱离不了历史和时代造就的各种大环境和机遇，不同的阶段在中国、在海外受教育，本身也是对机遇的选择、准备和拥抱；回到个体，“善良”“意志品质”“乐观积极”，这些重要品质都无法完全依赖学校教育获得，无论是国内还是留学。
从功利的角度考虑，海龟回国就业溢价的时代也早已过去。单就我们律师行业而言，在美国读三年JD和一年LLM的毕业生，如果是回到北京上海求职，国内顶级红圈所除了在录用谁时的考虑有不同外，在薪酬上并无实质差别，但要知道读JD的孩子们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的投入差不多是LLM的三倍。在全球经济衰退、排华上升的大环境下，留在美国、去往香港新加坡、返回中国，有可能不再是选择题。
所以有送孩子出国读书计划的家庭，考虑更多的不再是“国外的教育更优”、“将来就业更好、薪酬更高”，而是孩子走出去完成认知的拓展、接受不同的方式和角度；更多元的文化、教育背景、双语跨文化切换的沟通能力、共情能力，让孩子在未来面对变化的时候，相对更有应对的能力。
在决定是否要去美国、是否要留在美国时，如果简单的比较中国和美国谁的机场更大更新、谁的高速路更宽更多、谁的服务业外卖快递更丰富和高效，在中国和美国就业收入究竟几何，大概率在中国是更舒服的！因为京沪高铁都3个半小时了，但从旧金山到洛杉矶依然要去搭飞机。比表面的优劣对比更重要的，是对比的过程、是对差异本身的经历和认知。
中国机会不能放弃，
资产和身份多元化依然必要
过去几个月，很多人都动过心思：我的诺亚方舟在哪里？到底是中国管控更有效、还是外国医疗水平更高？“自由”和“病毒传播”到底要哪个牺牲哪个？关键时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哪里是长久安全的？香港税收优惠、距离中国近，但是太动荡；新加坡是主权国家、但是红眼航班毕竟远，连饮用水都要受制于人。
从65后出生的我们这代人，基本一直生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和平年代，也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所以大家习惯了和平和快速发展，会认为很多东西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如果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未必如此，一个人长达80年的一生中不经历战争或者社会动荡，是稀少而幸运的一件事。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和平、全球化黄金时代的顶峰应该已经过去，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未来将不得不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这个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很重要：
第一，全球化并非就此终结，但是会在到达顶峰后结构化放缓。开放到现在这个程度，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红利和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中美博弈加剧、疫情出现，过去的开放会收缩，会出现产业回迁和国家保护、中国面对的张力会更大更复杂；但是收缩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甚至再开放。如何帆教授所言，这个过程中人的心理就是“我要拥抱这个全球化，然后我要是觉得不安全，就会退回到自己；退回来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退回来之后，觉得能够保护自己重建安全感，等到有足够自信的时候，他再走出去。”
第二，华人最大的机会依然在中国。在美国内部政治正确的各种博弈当中，在欧洲因为宗教问题冲突频发的同时，中国人更关心科技进步、发展经济、如何赚钱、提高生活品质。我们有巨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基础，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体系的基本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集群建设，中国作为市场，是全世界无法放弃的；作为供应商，是各国无法忽略逾越的。
第三，资产和身份必须多元化。中国机会巨大，战术上不容错过；但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又是一种战略上的愚蠢。多国身份规划既有税务筹划的考虑，也有对未来生活居住、分散和降低风险的提前规划。多地资产的配置，会避免单一国别、单一币种过分集中的高风险，关键时刻有深藏可用的保命、过活、东山再起的资本。
结语
写在我即将告别青年期的五四青年节，B站发表了一个听起来很振奋人心的演讲视频，我很想深受鼓舞，但却有点儿忧伤。真实的世界是：明天不会永远更好，但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能做的，就是过好今天，做好迎接明天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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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苗律师系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苗绘财富研究院创始人，她兼具中国和美国加州律师执业资格，同时具有扎实的商科背景。她曾历任多家世界顶级企业亚太和大中国区总法律顾问，对企业管理、跨境投资有独到的见解。在财富传承领域，赵苗律师专注投入，凭借其横跨中西、法律、税务和商科的背景和丰富的实务经验，不断为市场呈现业内前沿的研究成果和案例经验，深得客户信赖和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