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他在内阁会议上投下一枚震撼弹：“我们将对进口药品征收非常、非常高的关税——比如200%，相关公告很快就会发布。”
这一数字远超此前行业预期的25%税率，引发了全球制药供应链的恐慌性震荡。与以往政策宣示不同，此次特朗普给出了相对明确的实施时间表：“我会给企业大约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进行调整。”
这意味着该政策很可能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正式落地。
这一政策决定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特朗普政府系统性贸易战略的组成部分。
在同一场合，特朗普还宣布将对进口铜加征50%关税，形成对基础原材料和高端制成品的同时打击。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已确认，针对制药和半导体的“232条款”国家安全调查即将完成，调查报告将在7月底前呈交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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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依赖
特朗普政策逻辑的核心是通过极端经济压力迫使制药业回流美国。他在内阁会议上直言不讳：“我们会给他们一定的期限整顿，但最终必须在美国生产。”
这一立场延续了其“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但将关税武器对准攸关人命的医药产品，打破了自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药品贸易协议》框架下形成的全球药品免关税流通共识。
与2018年贸易战时期的关税政策相比，此次关税幅度呈数量级增长——从25%跃升至200%，且同时打击工业和民生领域。这种极端政策转变引发全球医药行业的深度焦虑，因为即便是最具实力的跨国药企，在短短18个月内完成生产基地转移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特朗普政府药品关税政策演进时间表
美国医药行业的全球化程度远超普通消费者想象。
根据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委托撰写的最新报告，2023年美国进口药品总值高达2030亿美元，占全国药品总销售额3930亿美元的51.7%。其中73%的进口药品来自欧洲，主要来自爱尔兰、德国和瑞士等制药强国。这一数据揭示了美国市场对进口药品的深度依赖。
美国制药业最脆弱的环节在于原料药供应。据美国药典数据，美国消耗的原料药中仅有10%在本土生产，而印度以48%的份额主导供应，中国占13%，欧洲占22%。
更令人担忧的是，仿制药原料的进口依赖度高达90%，这些药品占据美国处方量的91%，却仅占药品总支出的18%。这种成本结构意味着仿制药对价格变动极度敏感，微薄的利润空间难以消化关税冲击。
美国生物技术创新协会(OBI)的统计显示，近九成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至少一半FDA批准的药品依赖进口成分。这种依赖并非偶然，而是过去数十年全球化分工的自然结果——跨国药企为降低成本，将生产基地逐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环境监管较宽松的地区，形成了“印度原料-中国中间体-欧美制剂”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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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关税会带来什么？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量化研究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图景：若实施25%的药品进口关税，美国药品价格可能上涨最多12.9%，全国药品年度成本将激增510亿美元。
这一预测已成为现实基准，而特朗普最新威胁的200%关税将带来指数级冲击。换算下来，美国药品年成本增长可能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药价涨幅或将超过50%。
布鲁金斯学会健康经济学家玛尔塔·沃辛斯卡警告：“鉴于FDA的预算削减，关税压力下部分制造商可能完全退出市场或偷工减料，这让我对药品质量感到担忧。”利润率较低的药品生产商将首当其冲，尤其是那些在美国国内完成最终生产环节的企业。
美国医院协会(AHA)已在致特朗普的信函中发出警报：关税将严重影响来自中国的癌症和心脏病药物以及阿莫西林等抗生素供应。该协会代表了近5000家美国医院和医疗系统，信中明确指出：“制造关键药物所用的原材料中近30%来自中国，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药品短缺和价格上涨。”
仿制药短缺风险最为紧迫。行业专家警告，抗抑郁药盐酸舍曲林等关键药物主要依赖印度供应，若供应链中断，药价可能翻倍。更令人忧虑的是，肝素等无可替代的救命药面临断供威胁。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普拉尚特·亚达夫预测：“一旦现有的肝素活性成分供应耗尽，几个月后我们可能就会看到药品短缺情况的出现。即便美国制造商提前储备原料，也只能暂时避免短缺。
创伤外科医生埃利奥特·豪特提出尖锐问题：“如果这些药物突然涨价，谁来买单呢？没有这些药，我的病人根本活不下去。”这一质问直击美国医疗体系的痛点——在商业保险、政府医保和患者自费之间，关税成本将成为无法消化的传导链，最终由重病患者和纳税人共同承担。
在人类健康与地缘政治的交叉点上，特朗普的关税炸弹已启动倒计时。
未来18个月的过渡期，将决定价值1.5万亿美元的全球制药业是走向保护主义的碎片化未来，还是能在危机中找到新的合作平衡点。
唯一确定的是，当药品成为贸易战的筹码，最先付出生命代价的永远是最脆弱的患者。这一残酷现实应当成为所有决策者的首要考量——在政治博弈与公共卫生的天平上，人类健康不应成为可计算的代价。
正如梅奥诊所首席采购官在国会听证会的泣诉：“我们不是在讨论汽车零件关税，而是在决定哪些病人该获得生存权利。”
这场由关税引发的医药战争，终将迫使人类重新审视全球化的本质——当经济利益与生命权发生终极碰撞时，文明的天平究竟该倾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