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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文献 | 牛晓霆、张朔:《“释”几“说”案:中国古代承具之辩》

汉画文献 | 牛晓霆、张朔:《“释”几“说”案:中国古代承具之辩》 小何出海
2025-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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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章以古籍善本的文献记载为依据,通过研究画像石,墓葬壁画及文人画中的几案图像,探究以席为摆放中心、以床榻为摆放中心及以桌椅为摆放中心三段不同时期
文 | 牛晓霆、张朔(东北林业大学 家居与艺术设计学院)

文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24年第5期总第308期,89-96页


内容摘要:几与案是中国古代承具的重要品类之一。文章以古籍善本的文献记载为依据,通过研究画像石,墓葬壁画及文人画中的几案图像,探究以席为摆放中心、以床榻为摆放中心及以桌椅为摆放中心三段不同时期,几与案在形态特征、使用与陈设方式以及内在含义上的异同,这对于中国古代几案设计匠意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具有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承具;几案同源;承物依合;承人依礼

几与案是具有承托功能的器具。几最初为凭依用具,承托人之躯体,以缓解跪坐行为下产生的肢体疲劳。案则作为承物功能的器具,最初多为食案,也常做放置公文的公案。二者之起源与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蕴含着中国传统的礼仪与礼制思想。从承托功能的角度思考,二者伴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演变出了不同的形制与功能,不仅仅局限于祭祀与饮食,还延伸出了其他使用方法与文化内涵。随着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普及,几的种类逐渐丰富,除了少数仍作为凭依用具,更多则成了文人生活场景中的实用和观赏双重功能的承具。案的种类亦然,早期的食案由桌代替,并出现了供案、画案等。从目前所搜集到的相关成果来看,对于几案的研究,多是集中在某一时期的形制、功能及文化内涵的探讨,系统地梳理不同生活方式下的几、案变化与异同,尚未见到。如管悦在《秦汉几案类家具的“形”与“礼”》中分析秦汉时期几案类家具的形制结构特点, 并从礼制的角度分析其成因和特点;[1] 王文瑜等在《中国古代几案类家具设计发展研究》中对家具设计发展与生活方式、设计生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2] 赵静等在《汉代几案类家具造型艺术研究》中以汉代几案类家具研究作为基点对其概念、种类进行了归纳和阐述, 从形制、装饰、材料、文化等视角分析了汉代几案类家具造型艺术[3] 等。本文以古籍善本的文献记载为依据,以画像石、墓葬壁画、文人画中的几案图像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几案演变进行梳理与对比,归纳整理了以席为摆放中心、以床榻为摆放中心及以桌椅为摆放中心三段不同时期,几与案在形态特征、使用与陈设方式以及内在含义上的异同,这对于中国古代承具的研究具有意义和价值。

一、几、案的起始与源流

几与案都来自俎,如在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中记载:“说文曰案几属也。”[4] 再如《三礼图》中记载:“俎古作且荐牲体几也。” [5] 在夏商周时期,俎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礼器,在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宴饮活动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存在。作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象征,其是天子和诸侯的专属器物。其尺度与装饰有着详细的规定。当时的俎是生者日常生活与祭祀祖先、礼敬天地仪式中的礼器。后来,俎逐渐成为礼器而远离生者的日常生活。直到清朝,仍有祭天时使用俎的记载,俎的造型与早期《三礼图》记载也有很大差别。从承物之用的功能角度来看,后世几案的产生当源于早期的俎。随着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变迁,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容逐渐丰富,几与案的使用逐渐普遍,功能也逐渐分化,出现了书案、香案与香几、花几等不同类型,成为后世承具的重要种类(表1、表2)。

表1 古代文献记载中几、案、俎的演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表2 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俎
二、几、案的形制与装饰
在不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几与案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制与装饰规律。古代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可证实以席、床榻、桌椅为摆放中心的不同时期,几与案分别以不同的形制来适应当时的生活方式,满足着人们的生活需求。其在古代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表3、表4)。

表3 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几

表4 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案


1.以席为摆放中心的几案

在以席为摆放中心时期,人们婚丧等日常活动主要在席上进行,以席地跪坐为主。席置于筵上,几与案则置于席前或席上。席、筵自身厚度方向较低,再加上席地跪坐的影响,与之搭配的几与案高度亦都较矮。几的高度较案高,但宽度较案窄,在造型与连接方式上都较为简单。但二者因承物和使用方式不同,在形制和尺寸规制上也存在差异。从出土的文物实例来看,早期的几与案以漆木为主。其整体的尺寸较为低矮,基本造型也相差无几。但由于具体使用方式的变化,其在尺度与细节的处理上略有差异(表5、表6)。
表5 以席为摆放中心时期几的尺度

表6 以席为摆放中心时期案的尺度


几为人凭依所用,或置于身前,以承臂膀,或置于身后以承腰背。其造型较为丰富,并以不同的形制和装饰象征不同的身份地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几的高度变化不明显,而长度略有增加。按《周礼》记载,几的装饰与绘色有玉、雕、彤、漆、素之分,分别在几面装饰玉片、浮雕兽纹,或以红色、黑色与白色涂饰,其记载的几种装饰手法在出土的战国楚几中已经全部出现。[31] 在先秦时期,几的形制非常丰富,已出现马王堆1 号汉墓出土的漆凭几样式、九连墩2号墓出土的H 形几的样式和湖南长沙刘城桥一号楚墓出土的八条腿战国漆几等复杂造型样式。前者几面狭窄,整体细长,呈曲线形状;后者整体由三块板拼接而成,左右两板顶部卷曲;最后,其形制特点是几根细腿连接几面与木座。与先秦时期相比,汉代出土的几类家具造型更为精美,在结构与尺度上更为科学合理,在使用方式与造型上的装饰也更加丰富。如汉代马王堆三号墓出现了腿足可以折叠的龙纹漆几。其体现了从先秦时期到两汉工艺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与几的凭依之用不同,案主要作为盛放食物的托盘。人们席地跪坐的生活行为及饮食方式,直接决定了案的高度较为低矮。受到生活方式变化的影响,其高度略有增加,而长度与宽度逐渐变小。随着漆木技艺的发展,案的装饰手法多样,有以木质为案,以漆色为美,也有以玉为案,追求天然之美。如宋代徐天麟《东汉会要》中记载:“室中以木为案。”[32] 宋代王昭禹《周礼详解》中记载:“案谓玉饰案人所按而安者也。”[33]在出土的案中,则以红色与黑色为主流的漆颜色。如在九连墩2 号墓发掘出的漆木矮足案,四周黑色中间红色,而在江陵龙桥河1 号墓的彩绘漆案,四周红色中间黑色。案的高度较几更加矮小,案的面则较几面更为宽大。

2.以床榻为摆放中心的几案

随着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和西方佛教文化的传入,人们的生活方式由席地跪坐逐渐向垂足而坐过渡,日常活动中,以席为摆放中心也变为以床榻为摆放中心。高型家具逐渐普及到民间。由筵席到床榻、椅凳的更替,坐具高度的逐渐升高。这也使得与其搭配使用的几案高度相应增加( 表7、表8)。在以床榻为摆放中心的时期,出土的几与案高度相近,但在长度与宽度上产生了较大的差别,几的长度较案略小,宽度较案更小,此时期出土的家具以陶制的较多,制作上仍有木质家具的榫卯痕迹。

表7 以床榻为摆放中心时期几的尺度

表8 以床榻为摆放中心时期案的尺度


几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依然延续,主要体现在造型、工艺、材质与装饰等方面。从唐朝开始,几的身份地位象征已从商周时期天子左右玉几,诸侯雕几,孤用彤几,卿大夫用漆几,转换成了一品二品用雕几,三品用彤几,四品以下用漆几。如在唐代杜佑《通典》中记载问名礼“莞并纷加藻席缋纯一品二品雕几三品彤几四品以下漆几主人设神席亦准此”。[34] 至少在三国以前,几的造型已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曲凭几。这是几类家具在造型上的巨大突破。如朱然将军墓出土一曲面漆凭几,几面为圆弧形状,有三足,以简单的榫卯连接几面与腿足,足部为兽足形状;南京北郊东晋墓、童卫路5 号六朝隋墓亦有出土类似制式的凭几,均是以陶制成的、三条腿足支撑弧形几面的明器。另外,从尺寸规制上来看,上述墓葬中出土的几,相比以席为摆放中心时期的几高度略有降低,长度变化不大,宽度也有所减少。与几的尺寸规制变化不同,案的尺寸规制则较以席为摆放中心时期的案类家具长度更长及高度更高,宽度的变化不明显,结构设计也更为科学。如在东阿县曹植墓出土的两个陶案,其中一个腿足已失散,案面做出了榫卯连接用的榫眼,另一个则有四条曲腿与两条底座。又如在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两个陶案,除了在尺寸上有所分别外,在案面下方还安装横梁以增加整体结构的稳定性。

3.以桌椅为摆放中心的几案

在两宋时期,垂足而坐已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婚丧、嫁娶等日常活动中,以床榻为摆放中心变为以桌椅为摆放中心。传统的低矮型家具已远不能满足生活需求,高型家具得到了迅速发展。受到琴棋书画各类文人雅集活动盛行的影响,几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创造出许多新样式,如琴几、香几、供案、香案等。在以桌椅为摆放中心的时期,几的高度升高,案的高度也有升高,但几的长度与宽度较小,以桌型结体为主要构造特征;案的长度与宽度较大,以案型结体为主要构造特征( 表9、表10)。几与案的用材开始选择珍贵硬木。这使得家具上的雕刻内容更加精细,榫卯制作工艺也愈加精湛科学。这一时期传世的几中,宋元时期大漆素面六角香几,几面做成六边形,两条几腿承托几面与台座相连;明代的嵌螺钿人物故事图香几与明末清初的红漆高束腰方香几,在几面上分别选择海棠形与正方形,几面攒框装板,在几面以下起高束腰,束腰之上开鱼门洞,在束腰之下或起直腿或起三弯腿,以内翻马蹄足或卷球足接下方的托泥,装饰手法多样,或是以大漆涂饰,或是以螺钿镶嵌,完美诠释了错彩镂金与出水芙蓉之美;清中期的瘤根贴竹黄冰梅纹香几以天然的树根形态作为几的整体造型,在天然的形态与人们生活的需要之中达到了一种平衡。传世的案的形式更加多样,在形制上有平头案与翘头案的分别,腿足连接方式更加丰富,榫卯结构的连接也更为科学,案面与腿足连接或使用插肩榫与抱肩榫、夹头榫等较为复杂的连接方式。如黄花梨插肩榫平头案的牙子与腿足末端上有精美的雕刻与装饰;紫檀交泰纹平头案的边抹与束腰之上都有几何寓意的花纹等,体现了当时制作工艺的精湛。

表9 以桌椅为摆放中心时期几的尺度

表10 以桌椅为摆放中心时期案的尺度

三、几、案的功能与陈设

作为功能性的器具,几案不仅承载着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内涵,而且还诉说着其独特的使用法则。由于不同时期人们生活习惯和民俗文化的差别,几案的使用功能也有所差异。由于制作材料的原因,传世至今的千年以上的木质几案非常稀少,少量是墓葬品。而大量的丰富的墓葬壁画、画像砖图像等古代的图像资料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让我们直观地看到,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几与案的具体使用方式与陈设方式的历史演变规律。

1.汉画像砖见证几与案的功能与陈设

先秦及两汉时期,日常坐具以席为主,在席旁设几,也在席前设案。这期间的汉代画像砖上也仍有俎的存在,亦可证实俎为切牲的器具。后世席地跪坐的生活行为中几案的形制特征与其异曲同工。图文相校,互为佐证,可进一步考证几与案的具体功能与陈设方式。如《周礼》中记载:“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 [35] 从中可知,几的位置在席上或席侧。这亦可在汉代画像砖的图像中得到证实,如在长宁三号石棺画像石、唐河电厂拜谒乐伎百戏跽坐画像石中,均可见正面扶几跪坐的形象,画中人端坐于几后,胳膊与手扶在几面之上。此时的几与先秦时期一样有象征身份地位的作用;在西王母、东王公、乐武君等人的画像中,两侧之人纷纷向中间扶几而坐者跪拜。由此可见,几的凭依之用,既可以缓解服饰及跪坐方式带来的身体疲劳,又可以展现使用者的地位尊贵。在一些正式场合,其摆放位置在使用者的面前,以显其地位身份高贵,缓解使用者身体疲劳的同时,又可承载衣袖重量,辅助使用者向前倾斜身子而使用。而随着木作工艺技术的进步,几的形式也逐渐丰富,在人物画像中又出现了腿足可折叠的几。在辽阳市三道壕一号壁画墓,夫妻对坐图中可见,两者所坐的榻之间,分别有两条长几放置于地上,食器放置于地上而非几之上。可见,其是几而不是案。这体现了汉魏之际几由榻上到地面上的转变。如《周礼》中还记载道:“枣㮚实于器,乃加于案。” [36]成都羊子山汉墓的车马出行宴乐图、宴饮画像中,均有在席前设案、案之上承放食物酒杯等的场景。在成都博物馆藏的六博画像砖中,可见两人对坐,一边放着六博棋,把酒言欢,食案之上放置着耳杯与菜肴,与记载描述基本相符。这可进一步证实在席前或是榻前的案上放置杯碗等物,已是当时的生活风尚。再如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中记载:“竹簋方以盛枣栗。” [37]《周礼注疏》中又云:“证此枣桌亦盛于竹簋者也。” [36] 而在九连墩2 号墓出土的漆木簋长30.2cm。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君幸酒”“四升”云纹漆耳杯与“君幸酒”云纹漆耳杯,[38] 分别长22.3cm 和16.9cm。按照此可推算其尺寸均可放置在案上(图1),与文献记载相符。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车骑出行·拜谒·乐舞百戏画像中,人物坐在床榻之上,榻上的人扶几正坐,床榻之前放着一个案,案上摆放着各种食器。由此可知这一历史时期,在日常生活中几与案有着各自不同的使用方式(图2)。几为凭依之用,案有承物之功。

图1 汉代画像砖上的几与案

图2 汉代画像砖上几与案的不同使用方式



2.墓葬壁画呈现几与案的功能与陈设

随着厚葬之风盛行,在墓葬中经常绘以壁画进行装饰,记录墓主人生前的故事,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俗。其产生很早,延续时间也很长。墓葬壁画中常绘有的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与生活方式,是研究当时的家具及陈设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从这一时期的墓葬壁画中可知,几与案在使用方式上呈现了不同的变化。如汉代的墓葬壁画上依旧可以见到俎的形态,做切牲载牲之用;三国时期的墓葬壁画上则体现了几与案的形态,榻前短几,食器放在地上或是榻间短案,案上有食器,此时的几案形制相近,使用方式也很相近(图3)。
图3 汉魏之际墓葬壁画上几与案的不同使用方式

在汉代以后,几的使用仍以放置在使用者身前为主,如在东汉《后墓壁主人图》、北齐《墓主人图》、隋代《宴享行乐图》中,在墓主人的身前仍有放置几用以倚靠的情景;除了直型的几,在十六国《墓主图》中,墓主人身前有一与朱然墓出土的曲面凭几形制类似的凭几。曲凭几置于墓主人身前,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依据文献记载墓主人的身份当十分尊贵。从功能的实用性来看,与直凭几相比,其更便于使用者上身肢体的活动。可见,此时几的造型与尺度体现了以承托身体为主的功能与使用方式;在金末元初《侍女图》、元《郭巨埋儿奉母图》、明《插花花瓶图》中,几的使用方式则更为多样,承托的对象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后世之宋人靠背式的养和便是由凭几而来。低矮型的凭几仍沿用旧习,供人依靠,常在床榻上使用。但是随着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盛行,几的高度也逐渐升高,使用的地点也由床榻之上变为地上,其上承托的对象也由人变成了各类物品,例如香炉、花瓶等(图4)。

图4 十六国与金末元初墓葬壁画上几的使用方式


墓葬壁画中案的使用方式变化较大,在东汉时期的墓葬壁画中,仍是以席前放置案为主,如在东汉时期的宴饮图中,可见两人对坐的席间放置着案,案上摆放着食物与酒,与汉代画像砖上的场景一致,此时的案还较为矮小。而在五代、宋、辽与元代的墓葬壁画中,案的种类与造型更加丰富,在《器皿图》《 仕女图》《颂经图》《分装糕点图》《教授图》与《画案图》中,可见案的使用功能逐渐丰富,不但高度升高,其上所盛放的物品也逐渐繁杂,此时的案面也变得更加宽大,用以承放更多不同类型的物品(图5)。

图5 东汉与南宋墓葬壁画上案的使用方式


3.文人画展现几与案的功能与陈设

在古代文人画中,生动形象地记载了当时人的生活场景与生活习惯。从中可窥见古代几与案不同的使用功能和陈设文化。与墓葬壁画一样,这亦是研究各时期几案形制规律和陈设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从各时期的文人画中的图像可知,在隋唐五代时期,案的承托物品逐渐多样。如从《重屏会棋图卷》《六尊者像册》和《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图像可知,坐具已从以席为主,变到了以床榻、桌椅为主。案常放置于床榻附近的地面上使用。其制作更为精美,梁架结构的设计更为科学。案面长宽方向的尺度变大,以满足放置各类物品的需求。如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床榻旁边的食案之上放着各种各样的美食,也有盛着酒的酒壶与酒杯;在《六尊者像册》中,案亦放置在床榻一侧,有平头、翘头两种,其上承放宝匣、宝瓶、香炉;在《高士图卷》中,一人在床榻之上,床榻上放置着一个书案,案上承书卷,案足曲栅,造法承袭汉案之古制,后世炕案之用法与此同。而在《重屏会棋图卷》之屏中所绘书案则置于榻侧地上,高度明显高出前者,案面亦宽出数寸有余,上置书卷和茶具。总之,隋唐五代时期案的形制与使用已较汉代有了很大不同,在传承古制的同时,又出现了梁架结构,桌型结体与案型结体并存,造型更为优美,功能亦更为多样,这也可看成是后世桌、案功能区分的端倪。宋以后案的类型更加丰富,有香案、供案、画案等,如宋代《瑶台步月图页》中,平头案陈设在室外,造型朴素典雅,结构科学严谨,上承花瓶、香炉、盘具等;宋代《无款文会图》中,同一场景中有高矮、大小不同的两张案同时出现,上承各类茶具,也体现了案以不同的形式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元明清绘画中的案类亦然,不再一一列举。但需要说明的是,宋以后桌、案的形制逐渐区分明显。桌中四腿由接近边部逐渐推向桌面边抹外侧端部对齐,王世襄先生称之为桌型结体。如从宋代《蕉阴击球图页》中案与椅搭配到清代《月漫清游册》中桌与椅组合可以证明,二者功能相近,形制各异桌案不同框架结体的蜕变已完成(见图6)。
图6 《韩熙载夜宴图》与《瑶台步月图页》上案的使用方式
从唐宋以来的绘画来看,几的变化更为丰富,如在唐代《六尊者像册》中就已经出现了用来承放香炉的香几,此时用来承托身体的几也并未消失,形式也各有差异;在宋代的《闵予小子之什图卷》中,床榻之上放着两个用以凭倚的直几,仍沿袭旧制;在宋代《五百罗汉图轴之贵女礼拜》中,画面正中人物的前方是一个曲几,与古之曲凭几异曲同工;在明代的《明皇斗鸡图轴》与清代的《月漫清游册》中,《浣月图》《唐五学士图》《画罗汉》《听阮图》《画罗汉》《五百罗汉图轴之应身观音》与《五百罗汉图轴之五条云气》中有各种各样的香几出现。其造型有圆有方,有高有低,承放的物品也香炉,也有茶碗。几的造型与使用方式更加多样,使用的方式与场景各不相同。在宋代的《维摩演教图卷》《槐荫消夏页》与《维摩图》中,出现了几与案的形象。此时的案放在地面上,其上承托的物品也多种多样。几的造型多变,有承托香炉的香几,也有凭依的几。凭依的几有直线型的几面也有曲线形的几面。几与案一起承担着承托物品的功能;在宋代《风檐展卷》《梧阴清暇图》与《羲之写照图》中,分别展现了床榻上的几与案的搭配使用,榻上设几而榻前设案,人就如此坐在榻上,倚靠在几上,而在案前工作。在宋代《 西园雅集》《 五百罗汉图轴之译经》与《五百罗汉图轴之展钵》中,案前设几,案后设椅,几上放置香炉,人坐在椅子上,在案上看书写作,这两种生活影响下,几与案都呈现了各自的陈设与组合方式(图7)。

图7 文人画上几与案的不同使用方式

四、几与案的功用阐释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几与案的尺度、造型、结构及工艺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制与使用方式承担着不同的使用功能。其形态渐精,功用渐细。但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传承千年,亘古不变。

1.形态渐精,功用渐细

在早期以席为摆放中心的时代,几与案的形制与装饰都较为简单。其连接方式虽是榫卯结构,但榫眼榫头制作都较为简单,面板与腿足使用简单直榫连接。出土实物的材料也以漆木或陶器制成。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材质的改变,几与案的造型更加精致美观。质地紧密的珍贵硬木使得几与案上的雕刻更加精美细致。在承托功能的基础之上,又出现了更多不同制式的几案。其使用功能也更加细化,发展出了承托书籍使用的书案,品鉴画作使用的画案,凭倚用的凭几,承托香炉与花瓶的香几与花几等。随着人们生活方式与习惯的改变,几与案也在以各自的方式产生变革与新生,形态渐精,功用渐细。

2.几案同源,承载之义

俎作为承物之用的器具,是几与案的起源。几与案也分别承担了承托身体与承托物品的功能。在早期的古籍与古画中,几与案的区分较大,造型与使用方式的差异也较大。而在后来的演变中,几与案逐渐演变出更多的承托方式与造型。在以席为摆放中心的时代,几在席上承托使用者之身躯,案在席前放置食器。在以床榻为摆放中心的时代,几在床榻之上承托使用者之身躯,案则在地面上放置物品。此时,也有在地上盛放物品的几与在床榻上放置物品的案。在以桌椅为摆放中心的时代,几与案的承托物品更加多样,与人的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其作为承具而存在的重要性。

3.承物依合,承人依礼

在不同时代生活习俗和制作技术影响下,几案形制的变化,呈现出了依物而变和依礼而用的设计匠意。从以席为摆放中心的时代,到以床榻摆放中心的时代,再到以桌椅为摆放中心的时代,几与案的高度在逐渐增加,适应了从席地跪坐到垂足而坐生活方式变革所引发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的功能需求。随着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盛行,陈设物品品类的丰富,案面的尺度随之增加,而几面则变小。这体现了几与案在尺度上对于使用方式与承托物品变化的改变,承物依合而用。如果说承物依合为实用功能的彰显,承人依礼则是文化传承的物化。这主要体现在凭几之使用。《周礼》中有几依据使用者身份进行材料的区分与装饰的情况,在后来的唐代也依旧有以几的造型与材质区分官职,来进行身份的区分,便是最好的证明。

五、结语

几与案都源于俎,虽同属于中国古代的承具类别,但其承托功能的实现与具体实现方式各不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几与案经历了生活方式从席地跪坐到垂足而坐的演变,文献记载中可见使用方式与尺寸的变化,出土与流传下来的实物中可见其型制与装饰随时间推移也在逐渐变化。在演变过程中,两者也始终未脱离其作为承具的基本使用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生活习惯中,几与案的造型与种类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来适应生活方式的巨变,在汉画像砖、墓葬壁画、文人画以及各个时代的文献典籍中,都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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