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攸｜从“多异美学”到“多元共生”：法国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范式及其发展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是中西思想与文化相遇的重要场域。在西方文论中，中国问题始终是作为外部的、可供选择的“他者”而存在的，但西方学者关注中国问题的范式与方法，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知识视野和问题意识。西方文论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知识领域，因而其看待中国问题的范式也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20世纪初法国作家、理论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开创了“多异美学”（une Esthétique du Divers），尊重多元文化并捍卫多样性之美，强调了“差异”与“他者”的价值与力量；当代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1951—）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开辟了谋求“多元共生”的对话主义汉学研究路径，以“间距”超越“差异”。他基于“经由中国，反思欧洲”的“外部解构”方法，将中国视为哲学工具与反思方法，推动中、西双方反思自身传统、追求彼此“未思”（l’impensé）。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作家对异域中国的文学探索，为法国理论关注中国的范式奠定了基调。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借助中国辽阔的地理空间来抒发其个体的精神体验，写下长篇杰作《远征》、长诗《阿纳巴斯》，成为中法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引的明证。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1899—1984）从哲人和诗人的视角欣赏中国文化，将汉字视作激发想象的源泉以及一种诗歌语言的理想模式。谢阁兰在阐释中国这一异域给西方所带来的震惊时所使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不喜欢皮埃尔·洛蒂的作品，认为洛蒂对异域的姿态纯粹是猎奇为乐，充满征服者的倨傲、狂妄和自恋。他虽钦佩克洛岱尔的诗作，但不赞同他对异域文明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不屑一顾。谢阁兰的美学思想是有关“多样性”的美学——深入异质性文化的内部去探索，发现并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进而发展为大写的“多异”美学。

谢阁兰笔下的“异域情调”（l’exotisme）一词的内涵显著区别于此前欧洲文学书写中对异域文化之“异”的表面性认知和猎奇性赏玩：如果说同时代的作家往往是从倨傲的殖民主义文化出发去“描绘”与“欣赏”殖民地文化的异域风情的话，那么谢阁兰则强调多元文化的重要性，是对西方殖民行径抹杀多样性民族文化价值的抨击与回应。谢阁兰反对将“l’exotisme”一词狭隘地理解为仅涉及民族学和地理学的异国风情，在他看来这是“对异域情调的滥用”。他既未将中国视为神秘的、猎奇的所在，亦未将中国视为令人惊异、不安的国度，而是强调“差异”与“他者”的价值：

因此，谢阁兰的“多异美学”本质上是建构在“差异性”和“他异性”之上的一种文化范式。谢阁兰所塑造的是“超越纷繁复杂现象的文化、精神意义上的中国”，在构建了一种全新观看中国的方式的同时，他也确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自我的方式，即在与中国的碰撞中重塑自我，在对“中国”的言说中完成对“自我”的言说。

20世纪初的谢阁兰提出“多异美学”，主张尊重文化差异与多元文明，摒弃并批判了早期殖民主义者通过描绘异国风土人情的“猎奇文学”来彰显自身文化优越感的做法，强调“多异”的文化资源能够成为促进反思的力量。当代的朱利安，虽极力回避“差异”这一概念，但同样捍卫文化多样性，主张开发文化“间距”（écart）之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他淡化了“多异美学”中的“差异性”与“他异性”，将“差异”哲学转变为“间距”哲学。如果说谢阁兰的“多异美学”肯定了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并将之视为弥补自身文化不足的丰富文化资源，从而将作为“自我”的西方文化与成为“他者”的中国文明置于可平等进行精神对话的地位；那么朱利安不仅将中国问题视为可供西方汲取灵感的“文化资源”，更将其上升为一种“哲学方法”，提出谋求“多元共生”的对话主义方为全球化时代的理想文化范式。

维克多·谢阁兰

为何只有中国才能成为与欧洲文明展开对话的理想“外部参照”？朱利安认为，因为中国对欧洲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异域：一方面，中华文明脱离印欧语系、脱离欧洲本土的历史、传统与影响，在漫长历史中与欧洲文明平行地发展；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又是一种由本土生发的、高阶段的思想文化形式，与欧洲文明相比毫不逊色，各有所长。因此，朱利安所主张的“间距”哲学实质上是“对话主义”哲学，“迂回”中国，再“进入”西方，充分发掘中西“间距”中的文化资源，来推动中西对话，促进欧洲反思自身传统中的“未思”与“未闻”（l’inouï），这是一种谋求“多元共生”的中西对话范式。

谢阁兰与朱利安都主张走出欧洲文化传统，使得中国文化的价值得以凸显。如果说谢阁兰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殖民主义文化范式，是20世纪初就“西方如何基于差异来发现和处理东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反思的法国汉学家；那么，当代的朱利安以异乎寻常的创发力、学术胆识和独特路径“彻底颠覆了西方汉学传统”，以“中国作为方法”的对话主义方法论成为当代西方文论以谋求“多元共生”的范式对中国问题进行阐释的典型代表。

第一，他们均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主张到中国去汲取异域文明的灵感，却不停留在中国；不将中国视为简单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与能动性作用。谢阁兰在《异域情调论》中写道：“因为中国，尽管她使人全身心地投入，却不会让我专业化，我希望如此。”而朱利安在对话录《（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一书中，以一整页的形式引用了谢阁兰的这句话。二人均不愿意将中国视为一门“专攻”的学科，或曰一个专业的“研究对象”，这一立场具有积极的启发性意义，意味着中国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研究对象，而是可以激发灵感、促成反思的平等“伙伴”；中国也不再只是一个“小写”的客体，而可以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的叙事中成为“大写”的主体。

第二，他们的著述都体现出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捍卫。在20世纪初，在殖民主义思维仍在西方占主流之时，谢阁兰就预感到世界正在因趋向同质化而变小，他反对趋同性，而寻求多元性，提出了“多异”之美的价值，捍卫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而在欧洲传统之外的异域之中，中国无疑是最具有“多异性”的国度，正如谢阁兰所言：“普天之下所有国家当中只有一个，同时满足这些彼此矛盾、又以各自的极端互相均衡、协调着的命题，这个国家毫无疑问就是：中国。”而朱利安更是在多部专著中批判了全球化的趋同力量所带来的“文化萎缩”与思想“贫瘠化”趋势，大声疾呼不应当捍卫任何一种文化身份（包括法兰西文化）认同，而应当保护多样性的文化资源。

第三，谢阁兰和朱利安都强调“外在”（dehors），即外部视角的重要性。谢阁兰的“异域情调论”（exotisme）与朱利安的“外部观看论”（exoptique）均带有“exo-”前缀，本身在法语中均有指向外部之意。谢阁兰借用exotisme一词的前缀“exo-”创造了“Exote”（异乡人）一词，这也是他从“异国情调”一词的负面内涵中恢复出来的术语，指涉将视野投向“外部”或“外在”的人。谢阁兰强调对世界“多异性”的感受力以及从中得到的审美愉悦，而憎恨一切试图消解“多异性”的人。朱利安与谢阁兰的批判立场一致，他在《猴子桥：将来的多元化》一书中批评了旅游业的类似弊端，认为将传统文化形式置于博物馆或民俗馆中，成为被精心保护的传统“原物”，看似是保护地方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实则是打造了文化的“伪独特性”，并损害了文化的“孕育力”。 

谢阁兰与朱利安的理论看待中国问题的态度、立场与方法多有共通之处：一方面，这固然是由于二人在看待东方的问题上拥有相似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后者对前者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从“差异”到“间距”。如果说谢阁兰的“多异美学”在强调了“他者”文化价值的同时又渲染了多样性文化的“不可理解性”，那么朱利安提出以“间距”哲学超越“差异”哲学的主张则凸显了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可理解性”与“可对话性”。后者的意义在于超越拘泥于“差异”的民族文化特殊性，而追求致力于“对话”的世界文化可通约性，推动中国理论话语的国际传播。谢阁兰提出“多异美学”，是典型的认同差异，并从差异出发，凸显差异之美、差异之价值。朱利安从中西文化与思维的差异出发，但不是为了发掘差异，而是为了保持各自的特性，他对文化间性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后者是促成多样性文化交流对话的重要条件。

第二，从“异域资源”到“反思方法”。谢阁兰提出“多异美学”，将中国视为“他者”，其价值在于提供了丰富的、启发灵感的文化资源；朱利安开辟了“多元共生”的对话主义汉学研究路径，在认同中国文化资源重要价值的同时更进一步，将中国作为“反思方法”。谢阁兰的“多异美学”作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对抗着西方哲学传统中“同一性”对个体差异的抹杀，是对“多样性”之美的探索与捍卫。朱利安摒弃差异，创造间距，并使间距发挥作用，实现“外部解构”。二者阐释中国问题的立场均强调了中国的主体性地位，但朱利安借助中国这一“哲学工具”来撬动欧洲战略思想的根基，促使欧洲摈弃其思维前见、重铸自身的理论预设，推动中国问题成为一种有力的反思方法。

第三，从“对话”到“引领”。谢阁兰与朱利安均将中国与西方置于可以平等对视、对话的地位，后者提出的“中国作为方法”的对话路径表明中国文化与中国问题可以成为一种系统方法论。谢阁兰将“多异”作为进行反思性思考的起点，发现中国之“异”正是弥补自身文化不足的灵感资源。朱利安继承了以“对话”来阐释中国问题的立场：一方面，他开创了“间距”的哲学，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打开了一个立体化的空间，“之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其本质在于对话；另一方面，在朱利安的“中西对话”之中，中国不仅提供了能够使得西方发展和完善自我文化的文化资源，还成为可以帮助欧洲实现“外部解构”的哲学工具，无疑更进一步。

谢阁兰将中国视为丰富的“异域资源”并强调中国作为“他者”的价值，从对中国“他异性”的审视中发展出“多异美学”，超越并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是对外国文学/文论中异域猎奇式方法论的修正。然而，谢阁兰虽强调“他者”的价值，但并非基于多样性文化相互理解之上，相反，是基于不同文化流动空间中的“差异”，或曰“不可理解性”。而朱利安提出谋求“多元共生”的跨文化范式，强调多样性文化之间具有“可理解性”与“可沟通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对话主义的方法论。他强调以一种“间距”哲学来超越“差异”哲学，并用“间距”来达致“共同”，建构一个“可理解的共同体”。从“多异美学”到“多元共生”，这反映出西方文论思考中国问题的范式创新与重心转移。换言之，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与中国艺术不仅是可供西方汲取灵感的异域资源，更是成为一种反思方法与理论工具，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问题从“被衡量”到“衡量他人”的地位转变，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与中国问题在世界性、普遍性维度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