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蒋永国：“片山鲁迅”的“现实主义”和“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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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国

片山智行（かたやま ともゆき，1932- ）是日本有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其研究的起始要追踪到他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撰写的毕业论文：《关于1920年代鲁迅精神的、意识的、情感的构造》。他自己回忆，该论文得到了仓石五四郎和小野忍的指导和批评，从此走上了研究鲁迅的道路，并一直以鲁迅作为他研究的中心。[1]248 1993年，片山以1985年三一书房出版的《鲁迅的现实主义——孔子与阿Q的死斗》（『魯迅のリアリズム「孔子」と「阿Q」の死闘』）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片山研究《野草》的著作《鲁迅<野草>全释》（『魯迅「野草」全釈』）于1991年在平凡社出版，解释了《野草》各篇，并在最后撰写了一篇《<野草>论》，1993年李冬木把该书译成中文，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作为中公新书之一种的《鲁迅 阿Q中国的革命》[『魯迅（ろじん） 阿Q中国の革命』]出版，该著以鲁迅生活的地方为关键词分九章叙述了鲁迅的生平创作及思想历程。2015年筑摩书房又出版了片山的《孔子与鲁迅 中国的伟大的“教育者”》（『孔子と魯迅　中国の偉大な「教育者」』）。此外，片山还在1975年翻译过姚文元的《鲁迅 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魯迅　中国文化革命の巨人』、潮出版社），并于1976到1978年翻译出版了两卷《鲁迅杂文集》（『魯迅雑文集』、竜渓書舎）。中国学界对片山的研究作过一些相关的介绍，但对他研究的思维逻辑、特有贡献以及与中国鲁迅研究的关系的认识都不够深入。因此，还有必要以这些著作为依据来讨论片山如何概括鲁迅的“现实主义”和诠释《野草》，然后确定片山在日本鲁迅学史上的位置。

一、“现实主义”的界定及其论证逻辑

片山所讲的“现实主义”并非作为文艺思潮的现实主义，而是在鲁迅身上发现的观察中国人和社会的文学思想和手法，当然也与再现现实存在关联。“现实主义”是片山对鲁迅思想和认识方法的概括，类似丸山升的“革命人”和伊藤虎丸的“个”。李冬木曾这样总结：“作者在那本长达四百多页的专著中，以鲁迅的批判儒教为核心，通过鲁迅的思想、时代联系及其作品，系统地分析和论证了‘鲁迅的现实主义’。”[2]154在《鲁迅的现实主义——孔子与阿Q的死斗》中，片山首先定义了鲁迅的“现实主义”：

片山所说的鲁迅的“现实主义”针对“马马虎虎”而言，是看透各种名称下掩盖的事实，实事求是地呈现政治、社会、文化和日常的真相。这是鲁迅各种文学作品的基石，正像丸山升所把握的“革命人”一样，贯穿鲁迅的所有作品和人生。他试图通过“现实主义”来寻找观察和研究鲁迅的新视角，以开拓和丸山升不一样的道路，进而突围竹内好的传统。片山阐析鲁迅“现实主义”具体的逻辑是：首先指出“现实主义”是什么，然后分别从“鲁迅的儒教批判”（魯迅の儒教批判）、“‘反虚伪’的精神”（「反虚伪」の精神）、“‘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水に落ちた犬をたたけ」の精神）三个角度分析。他认为儒教就是“名”，是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而存在的，用“马马虎虎”掩盖真相，使国民变得“马马虎虎”。

“‘反虚伪’的精神”其实就是鲁迅指出的中国人的“瞒”和“骗”。片山援引了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概括，并引用鲁迅《灯下漫笔》来申说他的论点。“瞒”“骗”形塑了中国人的奴隶性，使国民都成为“马马虎虎”的人，这些人是中国人新生的死敌。“狗”在鲁迅看来，代表了“奴才”和“奴隶性”，它们经常借助主子来咬人，所以一旦它们落水就要痛打。这是鲁迅对现实真实性的认识，和“马马虎虎”相对应。片山还就革命文学和国防文学与丸山升进行了讨论，目的在于说明鲁迅反对中国社会的“马马虎虎”。比如分析《非攻》中曹公子的“民气论”虚无缥缈，故弄玄虚，这是中国社会的“马马虎虎”。有学者指出，片山把“马马虎虎”分为两种：蒙昧的和有意识的，前者是统治阶级故意的（鲁四老爷），后者是统治阶级要在民众身上达到的效果（阿Q）。[4] “马马虎虎”作为意识形态（儒教）的手段，“官”通过“瞒”和“骗”来愚弄民众，以维持社会的运行，阻碍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的儒教意识形态是极端的道德主义，背离了人的本性和真实。所以子安宣邦说：“此类极端道德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主张道德之性才是人性和人类能力之最优越者，认为道德才是人类社会之根本，如此一来便抹杀了人类的全部价值。”[5]

片山在此书第二部分认为，“现实主义”系谱主要来自两个时期：一是辛亥革命前，它来自邹容、章炳麟和谭嗣同等人；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来自李大钊、陈独秀、易白沙和吴虞等人。邹容在《革命军》中主张要破除数千年的专制制度、三百年来的异族统治和数十年来的列强侵略，就是要破除中国人的奴隶根性，不做满人和欧洲人的奴隶，而要冲破儒教之“名”的欺骗性，做独立的国民。片山指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提出的“国民”“诗”“心声”“内曜”，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觉的反抗精神和邹容的观念没有什么差异。[3]188-190章炳麟声援邹容的革命，从顾炎武《日知录》关于魏晋人士的“孝”中看出儒教道德的“根底”是“邪说”，而统治阶级正好用这个“名”来麻痹人民。鲁迅在《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中就看透了儒教的“马马虎虎”，这和章炳麟有直接关系。而且鲁迅在日本从章炳麟学习，章炳麟的对儒教“富贵利禄”的批判和革命思想明显影响了鲁迅。谭嗣同的《仁学》对鲁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仁学》的中心思想是世界是统一的实体，国家与国家平等、人与人平等，但是作为“名”的纲常伦理乱了现实的一体性。鲁迅后来把孔子说成是“敲门砖”，被历代统治者涂脂抹粉，实际上就是指出儒教成为“名”支配人，让人“马马虎虎”。鲁迅“现实主义”建立在批判“瞒”和“骗”的基础上，受到谭嗣同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三位思想家都指出满足侍奉的儒教之“马马虎虎”必然走向欺骗，所以要重视“实”，进行革命，从而形成了清末的时代思潮，鲁迅“现实主义”的谱系应该追踪到他们这里。[3]218

《孔子と魯迅》

[日]片山智行 著
筑摩書房 2015-06

五四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易白沙和吴虞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的历史，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李大钊认为虽然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很多人借“民权”“共和”之名来满足私欲，其实它们是缺失的；民众有思考的自由，但尧、舜、禹、汤王、文王、武王、周公等古训先哲的教条却阻碍了现实进步，必须要反叛这些旧习，才能获得解放的新机。李大钊指出统治阶级利用“名”的欺骗性来推行“马马虎虎”，因而鲁迅和李大钊的思想很相近。[3]229陈独秀更是激进的儒教批判者，认为儒家的三纲是封建政治的根本，臣是君的附属品，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这些道德名教鼓励奴隶道德，阻扰国民的觉醒和独立。易白沙对儒教的批判远涉汉初，指出统治者利用孔子，垄断思想，丧失自由，还批评曹魏时期“滑稽的尊孔”是儒教政治机能的结果，和政治野心家、独夫、民贼“滑稽的尊孔”没什么两样。鲁迅多次在小说杂文中写到这样的“滑稽的尊孔”和易白沙所说的问题是一致的。[3]234-235被胡适誉为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对儒家批评的言论更是激烈，说儒家的“孝悌”是两千年来专制制度和家族制度的基干，其流害如洪水猛兽，还借用庄子《盗跖》批评孔子是伪君子，指出孔子的乡愿。儒者在吴虞的眼中就是利用孝悌保持禄位，虚伪的孔子说乡愿是德之贼，其实他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乡愿。吴虞的批判和辛亥革命前章炳麟、谭嗣同的批判一脉相承，紧密相关。在他们看来，儒者之利禄、孝悌、忠都是与真实相悖的“马马虎虎”。而此时登上文坛的鲁迅，他通过小说《狂人日记》《药》《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来回应五四时期这样的儒教批判，充分揭示了“礼教吃人”，显露了纲常名教的“马马虎虎”。

该书的第三部分阐析了“现实主义”在鲁迅的三部小说集中贯彻的情况。前面两章在分析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时，多次以《狂人日记》为例，在第三部分第一章分析《呐喊》又重点解析了《狂人日记》对封建礼教“名”的揭露。在这个“名”的掩盖下，发现满纸写着“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吃人”的历史。还沿着这种思路分析了《孔乙己》就是“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孔乙己在封建统治者的支配下走向没落，民众对他的嘲笑说明民众对儒教的“食人”没有自觉的认识。《阿Q正传》就是反映民众的这一问题的。“阿Q精神”是中国人的病根，蒙昧而不清楚自己的处境，被驯化成统治阶级想要的“马马虎虎”的人。《药》中华小栓吃人血馒头，本质上就是自我欺骗，也是传统社会“马马虎虎”留下的恶果，甚至触及利用中医行骗的问题。在总结时，片山认为《孔乙己》《药》《明天》《故乡》《阿Q正传》都是属于对民众现实描写的作品，展现了封建社会末端那些“僵尸统治”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又在这个末端生出中国民众的希望之光——素朴之民。[3]306关于《彷徨》的分析，片山把重点放在《祝福》和败北的“超人”系列（《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上。他认为《祝福》是连接《呐喊》的作品，依然反映了封建礼教“吃人”以及与此相关的虚伪问题，但和“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有不同。鲁四老爷是一个地道的“僵尸统治”者，他谙熟礼教的“名”，并按照“名”来规约祥林嫂，把有意的“马马虎虎”和朦胧的“马马虎虎”结合得很好。有学者就此总结：“《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对祥林嫂是‘认真’到不允许她触碰任何祭祀祖先的东西，可是对于祥林嫂认真的捐门槛赎罪却是‘马马虎虎’的——他不愿意承认任何明确的规则可以帮助祥林嫂挑战或抹杀他自己的权威；并且，他对于‘不可见世界’的态度是：既说着‘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又执行着这种迷信的‘忌讳’，这样，他两边就都可以‘马马虎虎’。”[4]245对“超人”败北系列的小说，片山认为具有超人气的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在现实中失败了，最后回到礼教的地盘。《彷徨》和《呐喊》的不同在于传达了“孤独”“寂寞”、不知来路的情绪，但反礼教之名、反虚伪的精神没有变，只是鲁迅对最末端的人和败北者有着深厚的同情。竹内好对《故事新编》评价不高，但片山不这样认为。他把《故事新编》放在“现实主义”的视野下，认为《补天》《奔月》《铸剑》《非攻》《理水》塑造了求“实”的正面形象，女娲、后羿、黑衣人、墨子、大禹都注重实际行动，对抗“马马虎虎”。他们没有被“名”所捆绑和诱惑，没有像曹公子那样鼓吹虚无缥缈的“民气论”。但他们之间也有差别：

《故事新编》中的其他三篇《采薇》、《出关》、《起死》和这五篇处在对极的位置上，从“虚伪”“名”的这一面继续暴露中国社会和人的“病根”。伯夷叔齐讲“孝”、“忠”以及名节，不注重“实”；老子“空谈”，逃避现实；庄子抹杀是非，让人“马马虎虎”。鲁迅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在《故事新编》中造成强烈的对比效果，把“名”和“实”的对立凸现出来，让我们看到实际行动对于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重要价值，这其实就是片山一直倡导的“现实主义”。当然，他也谈到这种“现实主义”加入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大禹和墨子形象就显得更为“硬质”。至此，片山完成了他的“现实主义”逻辑构架，把中日鲁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都整合到他自己的逻辑体系中。

二、关于《野草》的“全释”

《<野草>全释》之“全释”是对《野草》整个作品的解释和说明。片山的这本书是日本第一本关于《野草》的专著，比中国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晚十年，1993年7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冬木的中译本。中译本由片山的《中文版序》、《野草》各篇的诠释、《〈野草〉论》、《后记》以及李冬木的《译后小记》等构成。比较特别的是，相当于引论或者总论的《〈野草〉论》放在本书的最后。“从对《野草》全书的探讨而言，片山的研究规模是高于木山的。”[6]这是与1963年木山英雄的单篇论文《﹤野草﹥形成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进行比较而言的，木山试图突围竹内好，而片山也想超越木山。在片山的努力下，的确有几个方面值得深入关注。

第一，一以贯之地用鲁迅的“现实主义”来审视《野草》。“现实主义”是片山观察鲁迅的法器，在《鲁迅的现实主义》一书中做了系统的论述，并把它上升到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解决他研究鲁迅的诸多问题。在《<野草>全释》序言里，片山大段引述《鲁迅的现实主义》中所表达的基本想法，他要用“现实主义”来审视《野草》，用“认真的生活态度”来揭露中国社会的病根——“马马虎虎”。

片山在进行《野草》诠释的时候，的确很多地方都带有这样的视野。《题辞》被置放在广州四·一五政变的背景下，指出鲁迅讽刺反共的蒋介石，假“革命”之名，行清党之实，与“礼教吃人”的本质如出一辙。还讲到“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一句，是指鲁迅胎生于“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旧中国，从此觉察到自身的原罪。《秋夜》中的“夜空”，在片山的眼中也是中国旧体制社会的“僵尸（恶灵）”，“盘根错节于中国社会顽固执拗的封建旧体制，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战取的对手，即使获得一时的胜利，如果稍不留神，这个怪物便会像落水狗一样迅速从水里爬上来咬人。”[2]15，所以要“痛打落水狗”。《风筝》剜出自我意识深处的“家长”（封建意识），而《狗的驳诘》中的“狗”象征着中国人的“奴隶根性”，《失掉的好地狱》之“地狱”则是北京掌了权不久又败退的封建军阀。更有意思的是，《颓败线的颤动》中所描写的“赤身露体”，被片山解释成垂老女人用身体进行实际行动，为了生活而摒弃了伦理道德的“名”之“衣裳”，作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名”又一次成为批评的靶子。还有“无物之阵”也被看成是横行的“名”，“聪明人”说话含糊就是“马马虎虎”，“奴才”则是被“聪明人”忽悠成“马马虎虎”。在《﹤野草﹥论》中，片山联系鲁迅创作《野草》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婚姻家庭问题（被迫捆绑在传统的婚姻上），对鲁迅的“现实主义”在《野草》中的体现进行了总结：“鲁迅对‘吃人’的礼教体制憎恶和批判的文章，决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切实的带血的叫声，其理由多在于此。”[2]133鲁迅把自己的肉身投进中国社会的黑暗中，然后经受地狱般的煎熬，又从煎熬中升华出波德莱尔式的“恶之花”——《野草》。

《鲁迅〈野草〉全释》

[日]片山智行 著 李冬木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3-07

鲁迅的“现实主义”根植于对儒教意识形态的批判，是真实再现中国社会和人的这种“马马虎虎”。《野草》相对于鲁迅的小说，表现这一点相对隐晦一些，但依然没有脱离现实，而且加强了殊死搏斗的自我牺牲精神。孙玉石和片山的《野草》研究都抓住了这一点，践行了丸山升的话：“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而陷于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议论并无意义。”[7]历史和社会的痼疾让鲁迅感到黑暗，当他举起投枪时，对象却变成了黑洞，所以片山指出：

片山从始至终地以“现实主义”来观察《野草》，明显借鉴了中国学者瞿秋白、李何林和孙玉石的研究成果，但又不同于中国学者阶级论和马克思主义审视的现实主义。我们看到在“现实主义”的观照下，《野草》在片山的眼中是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而存在的。

第二，强调《野草》的“文学性”。片山判断：“《野草》在鲁迅文学中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因为在散文诗的创作过程中，鲁迅作为‘文学者鲁迅’，在和世界进行彻底的对抗。”“《野草》是作者和‘黑暗与虚无’以及他所确信的内面的‘影’进行决斗的心灵故事，是鲁迅文学集约化了的作品世界。”[2]121,122因而，在诠释《野草》各篇的时候，片山始终坚守它的“文学性”。“文学性”是文学理论中非常暧昧的一个概念，比较经典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文学性”是文学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总原则，是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具有陌生化和感觉性，动态变化，[8]315-316比如特有的文学结构艺术、新颖的修辞手法、独特的语言、模糊的表意等等，都属于文学性的问题。

鲁迅自己在给萧军的信中承认：《野草》的“技术并不算坏”[9]，所谓的“技术”在这里实际上就是指“文学性”的东西。片山认为：

所谓“诗”的时刻，就是“文学性”的表现时刻。在具体阐析《野草》的每一篇的时候，片山都在自觉贯彻他所强调的“文学性”。从修辞上讲，指出了鲁迅所用的象征、隐喻、暗示、内心独白等手法，使语言具有陌生化的效果，而且特别富有张力。比如谈到《希望》，就说鲁迅怀念自己燃烧过的“青春”，并寄希望于“身外青春”，这固在的身外的青春和“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物”、“杜鹃的滴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便对应起来。[2]46青春是固有的希望之存在，可它打上了孱弱和消极的色调，在希望与减损希望的对极中看到生命的悖论。语言鲜活，情绪紧张，心理真实，艺术效果突出。同时在这样的意象并举中，传达了一种复杂模糊的情绪，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障碍但又不至于远离读者，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这种意思表达的复杂性或者模糊性，片山在解读《影的告别》《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时也紧紧抓住这一点，如说到“形影相随”的“影”向主人宣告绝交，“影”和“主人”本是不能分离的，但“影”要离开，那么离开了它要到哪里去？“影”的死亡要么因为黑暗，要么因为强光。人生世界的辩证法都在这里被鲁迅描写出来，文学的模糊和哲学的深刻水乳交融。片山这个观点，在他之前的中国学者孙玉石已有论及。[10]《野草》共有七篇都以入梦开头，通过脱离现实进入到自身的内部世界。片山认为这是鲁迅的自我告白，用西方文学的术语讲就是“内心独白”，如《过客》中的黑衣人所说的话，《死后》中对“旁观者”的尖锐批判。《野草》的文学构造艺术也引起了片山的关注：

片山指出这个艺术构造像两个电极一样一直处在生产的状态中，这样就通过《野草》穿透了鲁迅整个艺术的精神装置。此艺术构造当然属于《野草》的文学性问题，是片山极富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片山在试图突围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解读模式，紧扣《野草》的“文学性”，力求回归文学者鲁迅的原型。

《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

[日] 北冈正子 著 李冬木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0

第三，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手法。片山的《野草》研究另一突出的地方在于能够综合运用各种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方法，尽量逼近作品的真相、多样性和复杂性。具体来看集中用了三种：文本细读；社会历史批评；比较文学。怎样揭橥“文学性”？当然要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文本细读”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新批评”，关注作品中词语的直接意义和内涵意义，寻找词语间的相互关系和结构模式，词语产生的语境。[8]324兰色姆在《新批评》的前言中直接道出“文本细读”的真谛，他例举艾米莉·狄金森的诗节，抓住关键词语，并分析词语间的结构关系。[11]片山的《<野草>全释》，几乎每一篇都运用了此方法。下面援引比较明显的三处：

第一段引文分析“无聊”和“干枯”这两个关键词，对“旁观者”的期望进行了精神性“复仇”，通过词语把想得到而不让得到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最后表现鲁迅憎恶看客的心理以及对此愤慨的情绪。第二段引文前面解读了“死火”话语的结构，然后把“死火”在“冰谷”中存在的矛盾和彷徨展现出来，在冰火的对立中形成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张力，从而到达表达主题的效果。第三段引文紧紧抓住“颤动”这一关键词，把表现该词的其他表述都带出来，呈现了词语与词语及其句子之间的关联性。这样的分析在其他篇章中随处都能看到，表明这种批评手法已经被片山很娴熟的运用。正因为他善于运用此方法，所以才能很好地分析出《野草》的“文学性”。这不仅是对此前鲁迅思想和政治视野研究的突围，而且为此后日本鲁迅研究精细的文本解读奠定了基础。

再来看看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即使如川端康成那样的文学作品也能找到社会历史留下的痕迹。竹内好认为《野草》集约性地表现着鲁迅，是小说原型（也可说是鲁迅原型）式的文学作品集。[12]93《野草》是比其他作品更像鲁迅的作品，因而只有深入作品内部和研究与作品相关的社会历史，才能对之有更清楚地认识。“文学性”是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内部研究，而他们所说的外部研究其实就是社会历史批评。中国学者研究《野草》历来有这样的传统，到孙玉石可以说是集大成了。片山的《<野草>全释》受孙玉石影响较大，多处援引孙玉石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研究的结论，并自觉运用这种方法解读《野草》。如《题辞》首先回到蒋介石的政变和清党，《秋夜》放置在北京黑暗的官僚和帮闲的学者文人构成社会背景下，《影的告别》和五四退潮关联起来，《希望》则做了女师大学潮和女学生交往的历史还原，《失掉了的好地狱》被认为是有意写袁世凯死后几次的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地狱般的“魔鬼”统治，《淡淡的血痕》和《一觉》就更不用说了。片山在总论《野草》时，进行了这样的概括：

鲁迅在《野草》中所表现出的孤立和彷徨的心态，多少都投射了中国当时军阀争权和内战连绵导致知识分子无法看到出路和希望的影子。这其实奠基了片山研读《野草》的根基，使文学性极强的《野草》“有据可查”。因而，这可看作片山研究的基础，是为文学性研究服务的，所以创造性并不是很强。

《野草》是鲁迅汲取中外文学养料而铸就的伟大作品。片山能够运用当时日本还不是那么盛行的比较文学方法，寻找鲁迅的文学知识和思想谱系。这里举一个现在都还值得关注的例子。对于《复仇》，他认同了藤井省三《鲁迅·<故乡>的风景》中的看法，觉得是受到长谷川如是闲《血的奇论》的影响。[13]片山可能认为藤井的分析不够深入，所以他做了比较细致的推进。分析中引用了《血的奇论》中一段，然后比较了与《复仇》的不同，指出了前者体现为一种“生命哲学”，而后者则艺术地把血的作用追究到极致，并通过近乎被虐狂的场面来说明。[2]32-33在《<野草>论》中,片山集中论证了鲁迅这部作品受到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从总体上贯通了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在这篇较长的总论中，用了八、九、十、十一四节内容从各种角度分析了《野草》和外国作家之间的关系，第八节主要分析《野草》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安特莱夫的关系，此后三节大多数内容谈论鲁迅与厨川白村的关系，也简略地涉及与夏目漱石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片山的《野草》研究很关注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自觉地在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这在当时的中日鲁迅研究界，具有推进拓展的重要价值。

三、 片山的继承创新

 片山的鲁迅研究是日本鲁迅学黄金时代的成果之一，因而怎么继承日本鲁迅研究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就特别难。丸山升对竹内好的不满为日本鲁迅研究的新变开了好头，此后一批学者都试图突围竹内好，走到片山这里可说又是一个新变。片山既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有关系，也做出了他自己的创新。

第一，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的关系。片山早年师从增田涉，在鲁迅研究方面与增田涉有直接的师承关系。[2]154据片山的各种著作来看，他与竹内好、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等人的研究传统更为密切。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所有作品构成了一个体系，各种作品间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所以启示研究者解读任何一篇都要放在作品体系中去。木山在这方面继承并推进了竹内好的研究，尤其是文本细读。在这一点上，片山是不折不扣地贯彻了竹内好的看法，也从木山那里吸收了很多营养。《鲁迅的现实主义 孔子”与“阿Q”的死斗》《鲁迅 阿Q中国的革命》和《<野草>全释》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分析《故事新编》的时候，片山指出鲁迅运用了神话和传说，就联系鲁迅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并分析了小说创作在历史的基础上加进了想象和现实的讽刺，而且从《补天》的收录中看到该小说集与《呐喊》的关联。[3]348《鲁迅的现实主义》一书经常征引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书信和学术著作来说明“现实主义”和批评中国社会流行的“马马虎虎”。这就是“内证”。此研究方法是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提出来的，他首次建构了鲁迅作品的解读体系，对片山的影响显而易见。竹内好把《野草》看成是解释鲁迅的作品，木山进一步推论《野草》是“鲁迅创造鲁迅”作品，通过文本细读注释了鲁迅灌注在《野草》中的主体逻辑及其方法。片山沿着这些思路撰写了日本第一本研究《野草》的专著《<野草>全释》。在分析每一篇时，片山也是自觉地把相关“内证”呈现出来，比如解读《淡淡的血痕中》就对读了《兔和猫》、《鸭的悲剧》、《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和《纪念刘和珍君》。[2]112-113在传记性的《鲁迅——阿Q中国的革命》中，第七章（北京其二）分析《狂人日记》《药》等小说，就很注重把它同一时期的相关随感录并置起来，还引用了《自选集·自序》来说明问题。[1]166-167 片山与丸山升的关系更密切。《鲁迅的现实主义》第一部分用了一半的篇幅与丸山升的《鲁迅与革命文学》及国防文学研究进行对话，既承认了丸山升的“革命人”对“现实主义”的揭示，也批评了他存在的问题。片山同意丸山升所讲的国民党借“清党”或者“革命”的“名”来屠杀“革命人”，正如借儒教之“名”来“吃人”，这种“名”和“宣传”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马马虎虎”。片山从“革命人”中看出了他自己的“现实主义”，而且对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和丸山升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丸山升推进了竹内好对传记真实性的怀疑，但却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作家个性、想象、手法和文体等文学性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丸山升轻视了鲁迅的文学性，又背离了竹内好“文学者鲁迅”的传统。[3]163从回归鲁迅的文学性的这一面看，片山显然认同了伊藤虎丸对竹内好的评价，但片山没有走到伊藤虎丸思想史研究的艰涩难懂中去。

《鲁迅·革命·历史》

[日]丸山升 著 王俊文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1

最后还要略微说一下片山与日本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原野昌一郎和中村光夫就开始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鲁迅。到60年代，北冈正子发表了一系列探索《摩罗诗力说》材源的文章，1983年又出版了中文单行本《<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这是非常专业或者学院化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片山的书比北冈正子的文章要晚很多年，北冈正子的研究当然具有影响的可能。我们从片山的著作中看到他把鲁迅的文学创作与留日时期所写的文化批评文章联系起来，这种正是北冈正子所做的工作（探索鲁迅文学的渊源）。只不过北冈正子的范围要小一些，论证也更为专精，而片山更多地是泛论。另一方面，从关西学术圈的角度看，京都学派的实证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增田涉、中岛长文、吉田富夫、北冈正子、片山智行等人形成了关西鲁迅研究的阵营，相互之间有影响，所以说片山从北冈正子那里吸收比较文学研究的营养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首次提出“原鲁迅”并对其进行了深入追踪。1967年，片山撰写的《近代文学的出发——关于“原鲁迅”与文学》（「近代文学の出発――「原魯迅」というべきものと文学について」）收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编辑的论文集《近代中国文学与思想》（「近代中国の文学と思想」）中，该文首次提出“原鲁迅”的说法。但进行类似“原鲁迅”的追踪开始于竹内好，他认为鲁迅文学的骨骼期在沉潜的十年（1909-1918），[12]45即“蛰伏期”，到伊藤虎丸那里又往前推进到留日时期。[14]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批学者已经意识到鲁迅与日本留学时期思想文化的关系，完全推翻了竹内好“无关系”的看法。但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又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北冈正子就紧紧抓住《摩罗诗力说》来讨论鲁迅文学的渊源，而伊藤虎丸集中于“终末论”和“个”思想在日本被中转进而影响鲁迅的文学和思想。片山在这一点上，或多或少都和他们存在关联，或者说受到这一语境的影响。他所追踪的是鲁迅批评中国社会的“马马虎虎”，即他所主张“现实主义”，在留日时期的文化批评文章中可以找到诸多见证。他认为《狂人日记》的狂人式的“超人”及对儒教“吃人”的自觉批判，在东京留学时所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形成了，还有鲁迅在小说中所写的素朴之民也是来自留日晚期所写的《破恶声论》，少年闰土、人力车夫等人就是天性未泯、心思纯白的素朴之民，把他们置于牧歌的世界中来描绘。[3]306在《鲁迅》中，片山又重申了“原鲁迅”形成于日本留学时期：

片山不同意竹内好的认识，他觉得“原鲁迅”应该发生在留日时期，所以他在他的三部著作中多处论述鲁迅文学作品与留日时期思想的关系。在《<野草>全释》的总论中，他讲到：

接着片山就论证了《野草》中鲁迅“超人”般的“猴子社会”的“个人主义”与这三篇作品的具体关系，最后指出这是“原鲁迅”的再现，表现了鲁迅自身的“文艺复兴”，目的是寻求向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旧体制的因袭社会发起攻击，进而唤醒民众。[2]136 “原鲁迅”的提法对中日鲁迅研究意义重大，它开启了此后探寻鲁迅文学的源头，即鲁迅与明治日本的关系。明治日本相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提供了在东方的“西方”语境，鲁迅的西学知识来自于明治日本。所以，伊藤虎丸、北冈正子、李冬木都沿着“原鲁迅”的道路，努力发掘鲁迅与明治日本的事实关联，大大地敞开了周树人向鲁迅的转变，而且克服了中国鲁迅研究这方面的薄弱环节，从而把鲁迅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我们今天之有“原鲁迅”的说法，看到北冈正子和李冬木非常扎实的研究成果，其源头应该追踪到片山那里，当然也证明了他对中日鲁迅学的特有贡献。

《鲁迅早期思想与他的新文学创作》

蒋永国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09

第三、“现实主义”“马马虎虎”的纲领性概括。日本学者研究鲁迅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都试图提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概念范畴，如竹内好有“文学者鲁迅”，丸山升有“革命人”，伊藤虎丸有“终末论”和“个”，而片山则有“现实主义”和“马马虎虎”。片山的这两个概念和其他人的概念一样，都是借用然后发挥，最终成为分析鲁迅生平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一把钥匙。“现实主义”来自中国的瞿秋白，他在评论鲁迅杂文时用了“清醒的现实主义”一词，讲到鲁迅通过杂文指出中国文化的瞒和骗，这种统治阶级的文化遗产像沉重的死尸一样，压得革命队伍不能摆脱。[15]瞿秋白只用来谈鲁迅的杂文，但片山把它上升到分析鲁迅的生平思想和他的所有文学创作，这一点从片山所著的三部书中能清楚地看到。也就是说，他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研究鲁迅的纲领性概念，以此统御整个鲁迅，而且还指出鲁迅的“现实主义”就是要全面揭露中国儒教之“名”掩盖下的“马马虎虎”。作为关键概念“马马虎虎”，片山也是借用了内山完造的说法，[3]18-19但内山仅仅指出这是中国的病根，并未深入分析。片山拿来这一关键性概念，并将它有机地融汇在鲁迅的“现实主义”批判中，从而形成了解读鲁迅生平思想及其文学作品的理论武器。从1980年代鲁迅研究的具体语境来看，片山在日本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相关看法并有所深入，使得其研究不同于竹内好和伊藤虎丸，从而确立了他自己的位置。同时，片山与中国的王富仁反封建的鲁迅研究相呼应，形成了同时代的对话关系。

四、结 语

 片山是一位智慧的学者，能够在日本鲁迅研究繁荣的时期，综合运用中日鲁迅研究的成果，力图有所超越，进而具有了自己的特色。片山努力把鲁迅看成一个整体，总是把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置放在整个鲁迅的作品体系和生命历程中，这样就能窥探到作品的内在特质，从而为解读鲁迅提供新的见解和看法。他认为鲁迅的“现实主义”就是批判蒙骗国人的封建意识形态的“马马虎虎”，它是儒教养成的名教，让国人成为无主体性的“奴隶”。因此，站在“马马虎虎”对面的就是“个人主义”，它审视着名教，而且片山把“个人主义”视为鲁迅的原型，第一次提出了“原鲁迅”的说法，在日本鲁迅学史上建立了又一 “鲁迅像”，可以称之为“片山鲁迅”。不过，“马马虎虎”作为总括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明显带有抽象的痕迹，似乎想把鲁迅的一切问题都装进去，就连最具文学性的《野草》也不例外。在根本思想上，片山受到伊藤虎丸“个”观念的影响，但他的论证及问题意识没有抵达伊藤虎丸那样的深度。片山相对于北冈正子而言，近乎泛论，所以有些研究就停留在表面上，而且他试图用“现实主义”来统御一切，也影响了对鲁迅作品丰富性的发掘。以上问题并不能掩盖片山的贡献，他提出的“原鲁迅”，已经成为中日鲁迅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大大地推进和拓展了鲁迅的研究空间，切实地把鲁迅与世界文化文学关联起来；他的关于儒家“名教”的论析，切中了意识形态的弊害，对我们今天理解人和社会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

本文原刊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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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 | 网络

编辑 | 王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