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怎么高质量地学？怎么高标准地做？我们要向先进典型学习，以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身边人。功能区党员要以先进典型的事迹鞭策自己，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身政治素养，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争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表率。
姚玉峰：让我擦亮你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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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玉峰
浙江大学（原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成功主持了世界上第一例由他独创的角膜移植术，解决了排斥反应这个世纪难题。
角膜病是眼科致盲性常见病，全球角膜病人4000万左右，角膜病盲人1000万左右。为攻克角膜病，从1906年开始，全世界眼科医学界前赴后继。但是，整整一个世纪，在为之作出贡献的灿烂星河里，闪烁的名字都来自德国、美国、日本……直到2010年，在记录重大技术突破的角膜移植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
姚玉峰，来自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成功主持了世界上第一例由他独创的角膜移植术，解决了排斥反应这个世纪难题。姚玉峰创造的技术，被国际眼科界命名为“姚氏法角膜移植术”；美国眼科科学院快讯称之是“该领域治疗方法的一个突破！”，被写进美国医学教科书。
登上了世界眼科角膜移植巅峰的姚玉峰，留学后毅然回国，20多年来，治疗过30万病人，经他手术复明的病人有近3万人。
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他每一次都无愧于自己的信仰，无愧于科学家的良知，无愧于祖国和时代。
1991年底，姚玉峰考取卫生部公派“笹川医学奖学金”的出国项目，赴日本大阪医学部眼科研修。他的第一导师是日本眼科玻璃体手术的开创者，世界上第一个开展眼视网膜黄斑转位手术的医生，担任亚太眼科学会主席的田野保雄教授。在“阪大”，姚玉峰赢得了田野的喜爱。
研修结束回国一个月后，学校就让姚玉峰再回大阪大学继续读博士。回到阪大，继续师从田野保雄，还有另外两位国际眼科界的泰斗，大桥裕一、井上幸次。 姚玉峰研究的课题是前房关联性免疫偏差对角膜移植排斥反应的影响。
整个20世纪，世界角膜病专家都试图攻克排异反应这一难关。“一定要无愧学校的选派，为国家、为亲人争光！”姚玉峰在阪大的3年时间，不但证明了困惑世界眼科医学界16年的“理查德上皮移植假说”，而且独创制作了小鼠角膜上皮移植模型，终于揭开角膜移植排斥反应的精细机理。
人类的角膜由上皮层、前弹力层、基质层、后弹力层、内皮层组成，厚度约0.5毫米。实验证明：排斥反应针对的是角膜最后一层的内皮，只有6微米厚。理论的推导，让姚玉峰明白：只要把患者的6微米内皮层完整保留，逻辑上就不产生排斥反应。
姚玉峰尝试几十种方法进行试验，但均未成功。1995年3月，姚玉峰生命中的苹果终于掉落。这天早晨，仍停留在实验冥想中的姚玉峰去吃早餐。他拿起鸡蛋轻轻一磕，随手剥开一片蛋壳。咦？蛋壳剥落，蛋衣竟完好保留！两眼直愣愣地盯着蛋衣……突然，姚玉峰感到醍醐灌顶：若将角膜开一个小口，露出后弹力层与内皮层，就会让“蛋壳”与“蛋衣”分离。而后，再剥“蛋壳”，剥破“蛋衣”的概率不就可能明显降低吗？
姚玉峰浑身颤抖起来：3年来，众里寻他千百度，世纪难题瞬间有了解决办法。1995年5月，世界上第一例采用最新剥离术进行的角膜移植手术由姚玉峰主持，在母校附属医院完成。术后无排斥反应，患者三个月后视力达到1.0。遮蔽了世界整整一个世纪的阴霾，被姚玉峰的“姚氏法角膜移植术”拨开了。
接着是第二例、第三例……所有移植均实现零排异！困扰世界角膜界一个世纪的难题终于被中国眼科医生破解。姚玉峰登上了世界角膜移植的巅峰！这一年，姚玉峰33岁。
姚玉峰在阪大历史上创下了两个第一：阪大规定读博士至少五年才能毕业。因为姚玉峰三年时间所取得的成就，阪大破例让他提前两年进行博士论文答辩；阪大还破例特聘他为客座研究员。
经常阅读大阪大学《眼科会志》，让姚玉峰了解了日本眼科医学发展的历程，他切身体验到一个现代学科的进步和发展是多么的不易。这让他情不自禁地联系到在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自己能做点什么？
留在国外，是在别人已经发展的高度上再做点精致的工作；回国，则是在一个历史起点上自己搭建平台，构建团队。
当时，中国角膜病人大概1千万，角膜病盲人估计300万，每年还新增50万人，角膜移植还处于起步阶段，亟须新知识、新技术。姚玉峰说，“在祖国改革开放，迎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怎么能置身事外啊？！”
提前两年完成博士学业回国的姚玉峰，用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报效祖国，为国家赢得荣誉：
由姚玉峰独创的“姚氏法角膜移植术”，不但大范围应用在中国病人身上，也被推广到美国、日本、印度、欧洲等地，被列入世界角膜移植进步史，还被编入美国眼科医师教科书。姚玉峰参加了卫生部三本规范化教材的编写，在国际上发表了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获得第一届世界华人眼科大会优秀论文奖第一名，还获得浙江省科技一等奖等。
姚玉峰一手组建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和眼科学教研室，成为浙江省重点创新学科，卫生部专科住院医师培训基地，中国首家三焦点晶体植入矫治老视手术培训基地。
姚玉峰还带出了17名博士研究生，28名硕士研究生。
“姚玉峰太傻了！”有人说，市场竞争如此激烈，他应该守住自己的“独门秘诀”。世界一流的眼科专家，竟亲力亲为做基础性的培训工作，更多人不理解。
“我的成绩，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姚玉峰说，在他的成长路上，有许多“摆渡人”，他也应该做别人的“摆渡人”。
医乃仁术。如果有10个，100个，1000个姚玉峰，那就可以让更多人重获光明。姚玉峰认为这样才能不违自己学医的初心。从2009年开始，在医学会和医院的支持下，姚玉峰开始了“姚氏法”的普及工作，每年举办两期，每期培训500人。他毫无保留地把独门秘诀授之于人，还无偿献出专利。
培训班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眼科医生，期期爆满，姚玉峰为各地医院培训了4000多人次的角膜病专业人才，让“姚氏法角膜移植术”在全国推广，让全国1.5万多名角膜病盲人在当地受益于“姚氏法技术”。姚玉峰希望将来有学生能超越自己：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治疗角膜病的眼科强国。
王飞耀：“城市良心”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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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耀
生前系北仑岩东水务有限公司泵站管网分公司副经理,1970年3月出生,1990年12月参加工作,1993年11月入党,曾任上海武警消防支队抢险班副班长、宁波北仑区市政管理处排海泵站站长、绿化养护队队长等职务,2010—2014年间借调至北仑区内河办工作。2017年4月28日中午,王飞耀在工作期间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享年47岁。
西到富春江路,东到珠江路,南到319国道,宁波北仑主城区有6万只窨井盖、3个雨水泵站以及14个污水泵站。每天一早,王飞耀就开车出门,沿路巡查,车上放着尖镐、铁锹,以便一有异常就打开窨井盖检查。
这是一项辛苦的差事,不但要在道路上经受风吹日晒,还要忍受污水窨井冒出的刺鼻臭味。作为排查工作的带班人员,每一个窨井盖打开,他都要守在现场,指导工作人员“检测-排气-检测-下管道”,一个细节都不疏漏。
事实上,管道清淤检测与维修工作,是他向区内河办提出的建议:“北仑区的管道已经有二三十年历史,再加上软土地基和集卡车造成地基沉降,管道可能已经有诸多破裂,建议做彻底检修,才能更好杜绝雨污混排问题。”
同事们都称他是北仑管道的“活地图”和“专家门诊”。下面的管网是怎么接的,出口在哪里,接口在哪里,终端在哪里,走向去哪里,哪里有变动,只要他到现场一看,基本就一清二楚。别小看这些细碎的信息,却能为抢修争取不少时间。
北仑城区650公里长的雨污水管网,他都用脚丈量过,用眼查看过,有的甚至来回跑三四趟,只为掌握详尽的第一手材料。过去几年,他带领同事排查检测了180公里管道,排查出2000多个破损点,完成了其中700多个点的维修。
尽管离开了区内河办,但是只要有需要,王飞耀还是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忙解决问题。
钱塘江路和富春江路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多家企业,2016年8月,有市民发现附近河水出现污染,且涉及水域面积很大。当时,他们给一家一家企业做检测,确定状况,缩小范围。王飞耀带着人从富春江路到钱塘江路,连续三天泡在现场,午饭都是蹲在河边简单吃点快餐。最后查明污水管网破损点,及时进行堵漏,没让污染继续扩大。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基电部负责人顾永肆,每每提起这位爱岗敬业者忍不住竖起大拇指。他说,由于企业员工4万多名,食堂就盖了10多个,最大规模的食堂有上千人吃饭。即便有隔油池、过滤网等设备,但排污管道仍然免不了被堵。每次出现堵塞,不论周末休息还是深更半夜,接到电话后王师傅总是马上到。有时带油的餐厨垃圾“酱”在一起,臭气熏天,他仍然面不改色,直到把问题解决。
可能是当过兵的缘故,王飞耀身上有股韧劲。他早年在上海消防部队当兵,多次参与重特大火灾的灭火救援工作,1992年被上海市消防局评为消防抢险一级战斗员,1991年至1993年先后五次获得嘉奖。
王飞耀的儿子很喜欢追问他在部队的事情,问他是不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每次都喜欢纠正儿子:应该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6年3月,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北仑电厂供水管道因施工不当发生爆裂,现场出现大量积水。王飞耀接到指令后立即带领抢险分队组织强排,10多个小时一刻不离开。一直忙到深夜任务结束了,还让其他同事先走,自己留到最后。
2016年9月,台风“莫兰蒂”袭击北仑。排水处虽然已安排两辆强排车强排积水,但积水仍居高不下,王飞耀当即建议“抓紧时间把雨水井都打开排水,等下河水位涨上来了更难排”。
在齐膝深的大水里,肉眼根本无法分辨井盖位置,他带着同事脱下雨鞋,赤脚行走。一个一个打开井盖排水,同时用手疏通管道,并安排人员值守井盖打开的路面,防止过往行人和车辆受灾。
“他是把工作拿在手里,装在脑子里,想在心里的人。天天泡在现场,不怕多做一点,没事多琢磨一点。”北仑区城管局副局长周忠定回忆。
同事们说,王飞耀永远都是冲在第一线,带着大家一起干。跟他一起在现场,就感觉有主心骨,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2017年4月28日,一个原本再平常不过的工作场景,却成了悲伤的记忆。那天中午,刚刚结束巡河工作的他,回到公司食堂,还没扒拉上几口饭,便歪倒在地。公告栏上的通知还写着下午1点半举行内部培训,主讲人王飞耀。但是,这堂课却再也无法开始了。
张仁林：背着“心电图检测仪”的拼命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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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仁林
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潘三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不顾个人安危，生病住院期间依然到洪灾一线动员转移危旧房住户，确保了村民的安全。同时，他修建村民广场，关心关爱生病农户等事迹也在百姓中广泛流传。
2017年6月24日，因为脊椎压迫神经导致右手发麻，张仁林在医院里住了3天。因患冠状动脉硬化，他一直是个常年服药的老病号。经初步检查，医生建议他先住院观察一周，并使用动态心电图监测仪进行24小时监测。不过从入院第二天开始下的那场雨，打乱了张仁林的计划和心绪。
那天，受入梅以来连续三轮强降雨影响，浙江省钱塘江流域发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大洪水。 窗外的雨是哗啦啦往下倒，手机里微信群“叮叮咚咚”，全是工作交流内容，张仁林坐卧不安，一心惦记着村里危旧房住户。吃过午饭，他决定跟医院“请假”，自己开车回村。下午3时，当看到身上绑着心电图监测仪的张仁林撑伞与其他村干部一起出现，挨家挨户上门劝说危旧房住户离开时，许多村民才知道，张书记是从医院“逃”回来的。
在张仁林的概念里，村干部就应该会奉献、肯吃亏。当村支部书记前，张仁林可以说是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
他开过加油站、承包过矿山，还买过5台挖掘机，生意好的时候，一台挖掘机一年收入达20多万元。2010年，当张仁林下定决心回村参选时，他毅然卖掉了手上的4台挖掘机。他说：“既然选择了回村做事，就要一心扑在村里，至于赚多少钱，就不是要考虑的事了。况且，家里挖掘机多，搞项目建设，人家容易说闲话。”
当时，村里没有一个固定的村民活动场所，矛盾纠纷也多，许多村民都盼望着能有一块场地，好让人和心都聚起来。于是，张仁林上任后将第一件事定为修建一个村民广场。
可是，村里仅有一块空地，已经批给3户人家建房，而其中一户正是张仁林堂弟张基有。
“你是村支书的亲戚，大家都在看着呢，就委屈你跟我一起‘吃亏’了。”张仁林打定主意从堂弟这里寻找突破口。几天软磨硬泡后，张基有终于松了口，另外两户看在眼里，也就同意了。
地是有了，不过资金却出了问题。当时，村集体每年只有1万元收入，存量资金不超过3万元，怎么办？张仁林首先发动村里的24位党员一起带头投工投劳，并劝说有能力的村民一起出钱出力。看到书记为村里的事那么费心，党员都来了，村民也来了。最后，全村540人中，有280多人在张仁林的发动下一起投入了义务建设村民广场的热潮。
终于，1400平方米的村民广场建起来了。看到还有剩余的材料，张仁林又带领大家修缮了一处废弃的碾米房，将它改造成村民活动中心。
2012年，听说造地改田不仅可以提高土地质量，还能增加村集体收入，张仁林主动与镇里沟通对接，潘三村169亩造地改田项目顺利立项。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当时全村共有农户241户，涉及其中170余户，不少村民的想法并不能一下子转过弯来，甚至有人每天跑到张家，一直吵到深夜。但是，张仁林并未因此泄气，他带着村干部一遍遍为村民分析利弊，并主动解决实际问题。
苦口婆心劝说、情与理并举，1个多月后，造地改田项目逐渐征得了所有人的同意。根据政策，每亩土地可以获得1万元补贴，这笔钱，一部分作为补偿资金发给了农户，一部分作为村集体奖励资金留存，这让潘三村赢得了“第一桶金”，为村庄后续发展提供了动力。项目完成后，土地又被承包，到2014年，村集体账目上已有150余万元。
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张仁林和村干部们又有了新计划，他们打算在推进“空心村”改造、拆除危旧房方面探索连片拆除，并集中建设老年公寓。而在村庄环境方面，谋划着将进村道路“白改黑”，并申请资金修缮古宅。一个美丽、幸福的潘三村在张仁林的带领打磨下已初具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