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史学》丨杨喆星：北洋时期日本军政博弈下的对华军事顾问派遣

北洋时期，中国政局动荡，袁世凯死后，更是进入了军阀纷争割据时期。为了加强同中国各军阀及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日本陆续对华派遣了一批军事顾问。这些顾问大多是隶属于参谋本部的现役军人，也有部分预备役人员。派遣至中国的军事顾问身兼军事人员与驻外人员双重身份，在派遣上受陆军与外务省共同节制。同时，日本驻华领事在派遣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所派顾问上任前，日本需借助领事探查中方意向；顾问上任后，在与中国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也离不开领事的协调与斡旋。

自 20 世纪 10 年代以来，随着日本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政党政治为背景的外务省在对华决策中的话语权有所上升，20 年代前半期甚至一度超越向来在对华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的日本陆军。国际秩序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从一战爆发到华盛顿体系建立的巨大调整。同时中国国内因军阀斗争，亦处于混乱与不安定的状态。日本国内政治势力、国际关系及中国国内局势三者的变化，共同影响了日本军、政两方对军事顾问派遣问题的认识。

目前学界关于在华日本军事顾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产生的背景、对中国军事改革及军事近代化的影响、谍报活动、与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等方面。而对于派遣背后所涉及的日本陆军与外务省的考量，尚缺乏系统论述。一般认为，北洋时期日本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在行事上常常不顾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造成了严重的二元外交，责任应归于日本陆军。这种提法忽视了外务省在派遣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拟综合运用日本陆军、外务省档案，对北洋时期日本陆军、外务省与日本驻华领事在对华军事顾问派遣问题上交涉的相关情形进行梳理，分析影响决策的因素，展现日本军、政两方在此问题上博弈与磨合的过程，意在明确外务省与陆军在顾问派遣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为了解日本在国际局势变化下对华决策的特点提供一个视角。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分裂，为日本继续谋求扩张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1914 年 4 月，日本趁中国东北地方财政困窘，企图通过对奉天借款，攫取森林、矿山、农田等经营特权。经过多轮交涉，中国政府表示农田合办一条实在无法让步，谈判陷入僵局。而此前因昌黎事件等中日纠纷，中国弥漫的排日风气，已令日本不满。同年 7 月，又发生了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辞退原日本炮兵中尉渡濑二郎，招入德国人一事。日本决定以此为由，对中国进行 “严重警告”。

7 月 16 日，关东都督福岛安正直接向负责督理奉天军务并节制东三省的镇安上将军张锡銮发送电报，诘问此事。张锡銮在询问冯德麟并进行调查后，解释说此前向德国订购了大炮，根据双方订立的购买协议，在大炮到达之际，德国要派技师教演炮件的装卸并试验，该德国人即为此而来。待其验明炮件，并教明炮的分解、装填等使用方法后，便会离开，并非受聘为学堂教习。而渡濑二郎则是冯德麟未经正式手续招请的，属于私人聘用，负责师内随营学堂的教学工作。现学堂因经费问题关闭，其事业既终，遂令其离开，并非中方辞退日本武官而聘用德国武官。两件事本毫无关系，只是同时发生，才招致误会。

实际上，德国自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注重开拓中国的军火市场，奉天也自清末起就从德国军火商处订购武器。1912 年 9 月，中方将奉天的巡防营扩编为陆军第二十七、二十八师。时值外蒙古时局不稳，为了装备新建之师，同时进行军事上的筹备，奉天军械局与德国礼和洋行签订了大炮购买合同。在经过一番波折后，该批大炮于 1914 年初前后沿京奉线运送到奉天并分发给了两个师。关于指导炮兵训练的教官，日本认为除了二十八师业已招入的渡濑二郎外，中国应不会再招聘其他外国武官，而应从禁卫军中曾经留学德国、奥地利的炮兵军官中进行选拔。同时日本还猜测士官教官也将同样来自禁军，并观察到已有两三名先遣军官抵达了奉天。因此，日本在 7 月中旬接到第二十八师解聘渡濑二郎、雇用德国人的情报时，非常惊诧。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对华出口军火时，为了促进销售，长期存在随武器配备专业讲解员的做法。日本为了加强对华军火出口，曾于 1906 年派东京炮兵工厂的南部麟次郎对中国长江流域进行视察。南部回国后将列强对华军火贸易实况写入视察报告，且该报告于 1907 年被交至陆军省。因此，日本陆军显然对德国技师随武器而来的情况素已知晓。但此时奉天从德国购入的炮弹并非仅用作武器补充，还与中国东北陆军的新建工作密切相关。日本担心若德国人并非说明大炮用法的普通技师，而将取代渡濑成为指导军队训练的新教官的话，将会削弱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影响力。日本的担心由来已久，1906 年日本驻奉天领事曾就日本向中国东北出口武器时手续烦琐、价格高昂，无法与德国相提并论这一点，向外务大臣林董表示，武器买卖不仅是商业与经济上的关系，还事关新兵训练及军事上的其他事宜，如果中国购入他国制造的枪械，自然也会倾向于聘用他国武官以指导练兵及充任武备学堂教师，影响着实不小。因此渡濑一事可以说触及了日本的敏感神经。而就在此时，欧战一触即发，德国无暇东顾，为日本提供了在华扩张的绝好机会。日本打算在渡濑一事上借题发挥，除了赶走德国人外，还想趁机把日本军人派到冯德麟、张锡銮及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手下，在奉天的中国军队中扶植日本势力。7 月 23 日，张作霖告知守田利远，冯德麟拒绝了日本让渡濑复归二十八师的要求，这又为日本另派将校提供了口实。

7 月 29 日，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幡酉吉将此事作为影响两国邦交的重要问题，向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提出了交涉。8 月 3 日，日本高尾书记官在会见中国陆军次长徐树铮时，向其提议：若二十八师认为渡濑能力不足，可托袁世凯最信任的日本武官坂西利八郎负责人选问题。其意在令中国确保在东北的军队中有日本军人的同时，选择渡濑之外的其他人选。

在确定了渡濑一事的解决方针后，日本频频向中国施压。8 月 5 日，小幡在会见孙宝琦时强调，眼下日本报纸将此事看作中国东北的排日问题大加议论，若中国既不让渡濑复职，也不雇用新的日本武官，依旧不改变 “不诚实的态度” 的话，日本的舆论会愈发高涨；加之时值欧洲战乱，日本国内亦不免人心亢奋，此事的一些细节会造成事端，难免进一步对两国外交产生不利影响。欧洲开战后，中国希望战火不要波及本国领土。日本于 8 月 2 日宣布中立，表示希望战局不要扩大，但万一时局转变，日英同盟之目的濒于危境时，日本将执行必要之措施。小幡对孙宝琦所言，显然是借日英同盟，围绕日本参战问题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孙宝琦表示若小幡的提议可以让日本人心平复的话，可酌情考虑。

除了政府层面的施压外，8 月 9 日，关东都督福岛派参谋长西川虎次郎访问张锡銮。西川直接对张威胁道，渡濑的去留并非大问题，然而中国在军队中解聘日本教官，雇用德国人，是对日本陆军的侮辱，日本绝不能姑息容忍；中国方面为了表示诚意，除上将军府外，还应在张作霖、冯德麟及吉林将军等人手下各聘用一名日本武官；若是因东北财政困难导致此事难以实现的话，可以不支付报酬，但一定要同意聘用，否则日本会下定决心，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为了促成此事，福岛等人还频频请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从中斡旋。在西川访问张锡銮后，福岛告知落合，张锡銮已大致承诺在上将军府、陆军两个师及吉林将军府等处聘用日本武官，望落合助力，以促其实现。

8 月 24 日，落合访问张锡銮，议及此事。张锡銮表示，自己只答应西川在上将军府聘用渡濑或其替代者，并未承诺其他；吉林、黑龙江两省有各自的将军统帅，不能置喙其军务；关于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师，也无法通过高压让他们聘用日本武官。落合反驳说第二十七、二十八师是上将军的直属部下，没有不能命令的道理，且张作霖、冯德麟平常就频频表示想找机会向福岛请教，自己难以理解他们会对聘用日本武官作为顾问感到不满。张锡銮辩称，张、冯昨为贼，今为官，仅仅是坐拥兵权，谋财贪逸而已，其部下亦是如此，练兵及进行军事教育并非其所欲；但他们身为一国军人，向外国人暴露以上丑态亦非其所愿，必会拒绝自己的命令，并会以解雇渡濑为例，说明不能聘用日本人的情由。落合表示此种答复绝不能让日本满意，厌忌日本武官甚不讲理，此种情形对中国也不利，望张锡銮再充分考虑。落合还讽刺说，所谓暴露内部丑态是对日本人，对德国人就不觉耻了。张说绝非如此，又再次说明德国人的情况，表示再行考虑的话，除业已承诺的渡濑或其替代者一人外，可商议在上将军府再另聘一二名日本人。张作霖从一开始就对日本的交涉采取回避态度，7 月 18 日甚至称病拒绝接见奉福岛之命前来质询的守田利远。除借款案外，当时奉天还在就榊原农场案与日本进行交涉。此间一系列中日纠纷使张作霖等人对日本在东北的野心抱有很强戒心，拒绝聘用日本军人在一定程度上即源于此。

对于落合交涉的结果，福岛并不满足。8 月 30 日，福岛又派山县副官访问张锡銮，要求张在上将军府及二十八师各聘用一名日本武官，张锡銮仍然表示无法命令二十八师雇用日本人，答应将两人都雇在自己名下。最终，陆军向上将军府派遣了步兵中佐菊池武夫、步兵少佐町野武马两人，是为民国时期日本向中国东北派遣军事顾问之肇始。之后两人皆被张作霖延聘。

从上述情况来看，此次交涉持续有一个半月，上将军府聘用两名日本武官一事直到 8 月 30 日才被最终确定下来，而日本陆军早在 8 月 16 日就已确定了菊池与町野两名人选。陆军在表面交涉上以让渡濑复归二十八师为目的，实则早已在暗中遴选能堪大用之新人物，并向中国游说。可见其决定不论交涉结果如何，都要对东北进行军事人员的安插。而欧战导致列强无暇东顾，为日本以高压的姿态增强在华军事影响力提供了契机。从结果来看，日本借一名尉官教习被辞聘，步步紧逼，不仅赶走了德国人，还进一步获得了向上将军府派遣军事人员的机会，可谓一石二鸟，加深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渗透。这次交涉以日本的完胜告终。

日本围绕渡濑二郎一事与中国的交涉可谓态度强硬，而这仅是其在欧战爆发后对华采取高压政策的开端。欧洲开战后，日本视此为解决所谓 “中国问题” 的天赐良机，不论军方还是外务省都在酝酿积极的对华政策。就派遣军事顾问而言，1914 年 9 月 21 日，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町田经宇在长文《关于时局的私见》中提出了相关看法：“将来中国在军事上自不必说，在外交及财政上也应聘用日本人作为顾问，此外中国在武器的制造及采买上应采用日中合办或从日本获取。”在町田看来，对华派遣军事顾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扶植在华亲日势力、打造日中武器同盟的重要手段。其他诸如参谋次长明石元二郎、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田雅太郎等人也提议应由日本指导中国进行军事改良。町田的意见代表了陆军中坚层的普遍认识，同时是对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元老所提 “日中提携论” 在军事方面的进一步表述。驻华公使日置益也向外相加藤高明表示应帮助中国在 “南满洲” 及内蒙古东部改善军政及内政。

加藤高明出任第二次大隈内阁外相后推行强有力的一元外交，不但在阁内对陆相形成压制之势，在阁外亦对元老及参谋本部贯彻其一统外交的意志。然而其在制定 “积极” 的对华政策上与陆军有共通之处。加藤委派与陆军关系密切的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负责拟就对华要求，打算借此一举解决 “满蒙问题” 及其他日中悬案，同时缓解陆军对华强硬论者施加的压力，进而实现外务省在对华外交话语权上的一元化。除此之外，加藤作为同志会总裁，或欲借强硬的对华政策，迎合欧战爆发后要求日本采取强硬外交的日本民意，以期在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获得舆论支持，从而压制政友会派系。在整合了各方意见并贯彻了陆军意志的对华 “二十一条” 要求中，令中国聘用日本军事顾问作为条款得以明文体现。第二号第六款规定 “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五号第一款则要求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在英国驻日大使格林质疑 “二十一条” 的全部要求是否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时，加藤辩解说聘用日本顾问一条并非专指聘用日人，而是为以后大量聘用其他国籍人士作准备，强调此条并未损害中国的行政独立与对华机会均等主义。而受加藤训令的日置益在对华交涉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坚持在谈判中不撤作为 “希望条款” 提出的第五号要求。在交涉的最终阶段，由于英国的调停及美国施压，加之日本元老的反对及中国的抗议，日本在最后通牒中撤回了第五号要求，要求日后再议；第二号第六款则改为换文形式，中国政府声明 “嗣后如在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顾问教官时，可尽先聘用日本人”。

日本企图通过订立不平等条约，将向中国中央政府派遣军事顾问这一要求制度化的野心虽未能实现，但获得了向东北派遣军事顾问的优先权。1918 年 2 月 28 日，驻吉林领事深泽暹以德国势力在西伯利亚蔓延，吉林应进行军事筹备为由，提议吉林主政者孟恩远从日本陆军中择一优秀人物作为督军公署顾问。在经过一系列交涉后，吉林同意可援奉天成例聘用日本军人作为顾问。但在人选上，关东都督府三番五次欲将一位与孟有过节的少佐推作顾问。在孟婉拒后，该少佐甚至亲自到督军署，希望孟能提供一封致关东都督中村雄次郎的信函，并在函中表明聘用该少佐作为顾问的希望，引发了孟的不满。

总而言之，民国初年，尤其是一战爆发后，日本为了在中国的军队中扶植亲日势力，确立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强行向奉天、吉林主政者指派日本军人作为顾问。对此，外务省与陆军均持积极态度，然而在具体实施上二者却存在龃龉。虽然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幡酉吉在 1914 年 6 月就曾表示，奉天省军事顾问的聘用是当时日本对华重要悬案之一，在此问题上应尽可能强硬地贯彻日本主张，然而就在 7 月中旬，因中国拒绝了日本的借款条件，奉天借款谈判破裂。日本对此次谈判颇为看重，此后又多次向中方提出警告，认为中国忽视日本在南满的特殊地位，要求奉天以后不得擅自向外国借款。对此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于 8 月 8 日表示，今后倘若奉天需要借款，日本借款条件较他国合宜时自可向日本磋商，并未承诺日本对奉天拥有借款优先权。日本对此抱有强烈的危机感，担心不但没有获得在中国东北的利权，反而使中国在情急之下向他国寻求借款。早在 1913 年 9 月，五国银行团决定除政治及币制借款外，一般经济借款由各国自由竞争，使资本力量薄弱的日本处于弱势地位；而中国又因财政困窘向列强大量举借外债，外务省深恐将来中国铁路、矿山、海关等皆受其他债权国支配，使日本丧失对华干涉的理由及国际发言权。又因民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了统一财政，要求各省举借外债必须经由中央同意。日本此后若想对奉天借款，必定难以绕开与北京政府的交涉。通过借款以攫取中国利权的紧迫性，以及与北京政府交涉的必要性，决定了此时日本在对华外交上必须以对北京政府的交涉为优先。因此当日本驻华公使馆方面于 8 月 21 日通过中国外交次长曹汝霖得知若第二十八师不便再聘用渡濑，北京陆军部可将其招入的情报时，就向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表示，若能获得比这更好的结果自然甚妙，然而在中央交涉其他重要案件之际，万一奉天的谈判不顺，会再次把问题转移到中央，从而带来不利影响。但关东都督福岛依然在派遣问题上表现激进，继续坚持让张锡銮和第二十七、二十八师雇用新的日本武官。对此，落合在 8 月 13 日就向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抱怨说，此事已由小幡临时代理公使遵循日本政府训令在北京展开交涉，而福岛通过电报直接向张锡銮抗议，将自己也卷入交涉案，不得不私下与中国地方官对谈；且福岛不顾此案同其他交涉案的关系，发表高压声明，无视对华交涉的整体立场，使当地没有按一定外交方针活动的余地。落合与福岛的这种分歧，实际上是日本领事与关东都督间长期存在的外交权纷争的延续。

关于驻 “满” 日本领事的指挥监督权问题在关东都督府设立之初就已存在。1917 年 5 月，即寺内正毅组阁后的第二年，随着日本陆军在战时积极推行大陆政策，陆军方面提出应将日本驻 “满洲” 领事置于关东都督的管理之下。虽然由于外务省的强烈反对，在随后修订的关东都督府官制中并未吸收该意见，领事仍然受外务大臣指挥监督，但关东都督府与领事在外交权上的矛盾依旧存在，并在吉林军事顾问的派遣问题上再次显现。

针对关东都督府不顾孟恩远的意愿，欲强行派遣少佐一事，日本驻吉林领事深泽暹向外务大臣本野一郎表示，尽管自己距离吉林督军府最近且最为熟知孟的意向，还特地向关东都督府参谋长高山公通告知了此事的内中情由，但对方依然反复推荐中方并不中意的少佐，对自己所言并不相信。深泽强调该少佐亲自前往督军公署找孟恩远索求信函是 “最为露骨且拙劣的行动”，自己事先对此并不知情。深泽还指出，日本陆军不应过早确立扶植张作霖的方针，认为 “邻省奉天的日本顾问也是大佐、中佐级别，孟督军希望吉林的顾问至少是中佐也是自然。现下日方没有必要让吉林省聘用的武官级别低于奉天，在邻省同志关系以及奉吉各省对中央各势力关系上时机还未成熟，此时就先强行扬一使其成为中枢，抑一使其成为附庸，或借由顾问之作用，举暗中牵制之实，就现下情势而言，看似简单，实际上反而问题纷繁”。

对于日本领事及外务省的微词，1918 年 12 月 21 日，参谋次长福田雅太郎对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提到，陆军已向刚刚上任的驻中国公使馆武官东乙彦下达了训令，要求其欲行何种措施都必须提前与日本公使商议。同时福田还表示，在华日本陆军武官像从前那样干预事情只会酿成纠纷，对大局不利，尔后要对此完全更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19 年日本驻厦门领事对于陆军炮兵少佐田门平八成为陈炯明的顾问却未向领事馆报告一事感到不满，专门请外务省向陆军调查。日本陆军向来自恃在对华情报收集能力上的优势，在对华决策上常常不顾日本的外交方针，独断专行，在军事顾问的派遣上也不例外。陆军与外务省在此问题上的长期龃龉，终于在 1922 年借 “林繁树事件” 爆发。

1922 年 7 月 18 日，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山崎诚一郎致函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报告作为黑龙江督军公署军事顾问的陆军炮兵大佐斋藤稔聘期将于当年 9 月 30 日期满。山崎应日本陆军方面的请求，通过斡旋使哈尔滨特务机关员、步兵中佐林繁树接任，聘期自 1922 年 10 月 1 日至 1924 年 9 月 30 日，为期两年，且双方已签合同。斋藤稔于 1918 年 10 月 1 日在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代理古泽幸吉的斡旋下，以黑龙江时任督军鲍贵卿顾问的名义被聘用，聘期两年。随斋藤一道而来的还有时为日本陆军步兵大尉、被聘为黑龙江督军办事员的土肥原贤二。斋藤稔合同期满后，又分别于 1920 年、1921 年各续聘一年，直至 1922 年。在山崎向内田康哉报告林繁树接任一事的两个月后，即 1922 年 9 月 18 日，陆军大臣山梨半造向内田康哉发来照会，希望在外务、陆军两大臣共同联署后，将应聘者名单提交阁议审批。然而 9 月 24 日之后，日本媒体报道了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监押的原属捷克军团的武器已于当年 8 月丢失，并质疑日本违背华盛顿会议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精神，持续将日本收押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国白军的武器偷运到中国境内卖给张作霖，引起了轩然大波。10 月 1 日，媒体又报道了张作霖的军事顾问町野武马在武器转卖中充当了张作霖与白俄联络人的角色。此事引发了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日本国内也一片哗然。迫于内外压力，内田康哉于 10 月 11 日回绝了陆军的请求，表示 “鉴于现下国际关系尤其中国政局颇为混乱，本国武官的应聘应暂缓”。

关于武器问题，日本在经过调查后，于 1922 年 10 月 16 日发表了《关于武器问题的说明》，表示武器转卖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此后陆军省为了在议会上进行答辩，又草拟了《关于武器问题》一文，全文共有 5 条，是为 “10 月 16 日说明” 的详细补充。为了预先征得外务省对此份答辩说明的同意，陆军省将其送给外务省过目。外务省看后，对于第 4 条大为不悦。陆军省在第 4 条 “我奉天军事顾问的行动” 中称：“町野大佐经由朝鲜于 9 月 25 日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停留两日即归奉，此次出差的目的在于了解日本撤军后白军的形势如何变化，以及为应对这种变化，绥芬河以西应如何警备，同时探查所谓收押军需品是否真的能被购买，没有任何异常。”而外务省实际在 9 月 26 日就已听闻町野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消息，并命驻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对其行动进行调查。外务省掌握的报道称：“张作霖的军事顾问町野大佐，受张作霖密令，于 9 月 25 日未持护照经海路秘密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查日本撤军后白军势力的消长情况，预先以购入枪械为目的，在梅尔库洛夫的支持下与张宗昌等人相互策应。实际上，町野自身与梅尔库洛夫会面两次。司令部恐町野的滞留会招致各方疑惑，令其撤离，因此其于 30 日出发前往双城子。然而有通报称，在梅尔库洛夫等人来奉之际，町野顾问与本庄顾问一道，连日与梅等进行商议。他们认为收押武器一旦落入白党之手，便易于从其处获取，但运输路线尚需精心规划，因而在计划经由吉林这一方案的同时，他们还在考虑绥芬河海关的收买以及海路运输问题。”对于该份报道与陆军所言相去甚远，外务省表示：“第 4 条与我省掌握的报道大相径庭，町野大佐的行动成为当时群疑的中心，陆军方面却将其说成‘没有任何异常’，如此轻下论断，不能允许。”表示难以同意陆军的说明。对此，陆军省辩称并未得到关于町野的更多消息，外务省便将此份报道发给了陆军。

至于町野等人的去留问题，外务省表示町野、本庄二人已有在直奉战争中帮助奉军作战的嫌疑，加上此次由武器问题引发的舆论危机，加深了列国对日本的质疑。日本宣称一直热心倡导对华武器禁运，严守对中国不干涉内政、不偏不党的外交方针，而让现役军人应聘作为中国一方势力的张作霖的顾问，显然违背了此方针。且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已明确表示 “南满聘用政、财、军、警顾问、教官之优先权，不再坚持”。因此外务省希望能尽快将町野等人撤回，如果无法立即召回，眼下也应将中国军事顾问改为由非现役军人充当。同时外务省强硬地表示，这就是日本政府已经决定的态度。

为了将此态度公之于世，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于 1922 年 10 月 20 日向日本驻华公使、各总领事、领事下达了训令：“向来在中国各地聘用及续聘军人顾问，是由就近的领事应日本陆军官宪或中国的请求，随时与中国保持交涉。鉴于眼下的国际局势，在决定此等顾问应聘可否前需要慎重考虑，因此各位要事先请训，根据本省的训令行动。”

同年 11 月 10 日，外务省在《关于中国政府聘用军事顾问等重要事件经过摘要》中详细总结了此事的经过。在《摘要》开篇，外务省以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败为例，说明以军人为本位的外交是被世界唾弃、不能为大势所容的。外务省严厉批评了隶属于参谋本部的现役军人作为顾问，既与日本驻中国各地特务机关、驻在武官及研究员保持联络，又与参谋本部及陆军省遥相呼应，置喙中国政治，干预日本外交的现象：

中国政变无常，且每次政变，军阀必成其主要动力。成为此等军阀顾问的我国军人亦直接抑或间接地干预中国政变，不乏其例。且中国军阀利用此等顾问，必定竭力找出对自己有利的立足点，吹嘘自己有日本作后援。毋宁说他们高价聘用日本顾问，正是为此目的。因此每有政变，必有顾问的活跃…… 这些不负责任的军人的报告最终动摇了我陆军的首脑，暴露出极端的二重外交，不如说这是向来的常例。尽管政府对于中国政变，一直声明不偏不党、不干涉内政，因此种长期因袭的军事顾问的行动，使该政策无法充分实行。为之，外国舆论误解我国隐秘地通过此等军事顾问，将中国政变居为奇货，坐收渔翁之利。或将此夸张为各种无根的报道，使我国的外交经常陷于不利，始终处于不得不辩明的立场，贻害无穷。最近奉直战争之际，张作霖日本顾问武官的行动，正是此例。

外务省表明，正是这些长期活跃在中国军阀周围的日本军事顾问，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军阀的斗争，与日本政府所声明的不偏不党的对华政策相互矛盾，造成了二重外交，使日本经常遭到国际舆论的猜疑，并且此种弊害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 “外交当局者多年所尝之痛苦经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外务省 “乘时势之变化，每当有倾力将其快速矫正的机会，便不吝努力，让陆军反省转化”。在《摘要》的最后，外务省总结了与陆军就林繁树上任一事的交涉情形，强调驳回的原因正是由于林作为督军顾问这一应聘身份在时局上的敏感性。除此之外，外务省还于 10 月 23 日拒绝了张作霖通过本庄繁提出的聘用日本军人用于奉天军事改良的请求，并表示这是外务大臣与陆军大臣协商的结果。

如前所述，在 1922 年 7 月 18 日驻齐齐哈尔领事山崎诚一郎向内田康哉汇报林繁树即将接任之前，林已与时任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签订了合同，并于 10 月 1 日按合同如期上任。同年 12 月 11 日，山崎再次致函内田，报告 “林繁树自上任以来，时至今日已两月有余。因其一直未收到陆军大臣的应聘许可，心中并不踏实，苦于无所事事而变得愈发缺乏紧张感，中国方面也有将其视为长物的倾向。据其所言，陆军大臣的许可之所以会延迟，是因为外务大臣的抗议”。同时山崎表示林繁树还兼任日本驻哈特务机关员，而 “因许可迟迟未到，林中佐逐渐有失落之感。如果是由于外务省的反对使此事悬而未决的话，应立即决定许可与否，方为得策”，故向外务省请示意见，询问林繁树一事有无转圜的余地。12 月 23 日，内田回复山崎，告知其不同意陆军关于武官应聘的意见，并表示此事业已解决，无须再行考虑。

从林繁树在日本领事向外务大臣报告之前就与督军签毕合同，并在未拿到陆军、外务两大臣联署的应聘许可前就上任一事来看，陆军在顾问被当地持续聘用的情况下，不必提前征询外务大臣的意见。陆军之所以敢 “先斩后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务省向来对此并无异议且缺乏强有力的发言权。而山崎在外务省训令发出后，仍然再次致电询问，并向外务省强调林繁树兼任日本驻哈特务机关员的身份，说明黑龙江的日本军事顾问自上任之后，没有出现大的差池，也未引发外交风波，因此鉴于林在中国任务的特殊性，山崎希望外务省再行考虑。尽管如此，日本军事顾问置喙中日外交之事从前即有，此次町野等人引发的风波更让日本陷入国际舆论的旋涡，而发生在此时的林繁树一事正好为外务省表明态度提供了契机。因此外务省拒绝了山崎的提议，打算借此机会杀鸡儆猴，对军事顾问的越界行为提出警告。实际上，在 7 月 18 日山崎致函内田康哉之后，外务省并未采取任何措施。直到陆军大臣来函请求联署，外务省以强硬的态度回绝之后，才首次向各日本驻华公使、领事发布了训令。拒绝林繁树的应聘，可以说是外务省第一次严正拒绝陆军关于日本军人应聘中国军事顾问的要求。并且外务省没有将此事置于 “外务省-驻外领事” 这一单纯的外事管道中解决，而是通过回绝陆军省，将事态上升到与陆军较量的层面，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与掌握外交话语权的姿态。可以说，“林繁树事件” 是外务省对陆军长期在对华决策中占主导性优势、造成 “二元外交” 局面的强烈反弹。而一战协约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以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失败，引发了对陆军的批评，扩大了大正民主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政党势力的发展，为原敬上台后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压制陆军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都为外务省扭转对华外交不利局面提供了条件。

1923 年 1 月 10 日，林繁树受关东厅之命，以岳父生病为借口获得了 40 天的假期，踏上了回国之路。在关东厅的请求下，山崎于 2 月 19 日与督军吴俊升解除了林的合同，林繁树一事最终以林的解约告终。而吴俊升接下来的顾问名叫水深菊太郎，此人早年即与吴关系亲密，后经商失败，恰值林繁树离任，于是便受吴照顾而来。此人并非军人，外务省对其作为普通顾问受聘并无异议。

1922 年围绕张作霖军事顾问町野武马、本庄繁的传闻令日本政府宣称的对华不干涉政策受到了外界的非议，为此，外务省对日本在华军事顾问的积弊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同时提议，根据町野等人与张作霖所签合同中 “日本政府得令应聘者辞聘” 这一条，“速速撤回町野与本庄，于手续上也是无碍的”。然而从结果来看，当年还在任期内的军事顾问，最终都如期履行完了合同。町野武马于 1923 年 9 月任期结束后未再续聘。而在本庄繁 1923 年 4 月底任期将满之时，陆军次官白川义则向外务次官田中都吉发来通牒，告知本庄的合同将再延长一年。对此田中表示 “向来此种持续聘用的情况全由陆军省酌情处理，并未提前与本省商议。然而近来现役武官前往中国应聘一事，颇需要外交上的考量，此点已于去年 10 月 11 日在关于林中佐的聘用意见中阐明。今后不仅在武官初次应聘时，遇其合同期满需要续聘时，也应提前与外务省商议，再作决定”。田中还强调之前从未接到过此种聘用合同内容的通知，望陆军今后能加以通报。之后军务局课员梅津中佐又到外务省，对本庄繁续聘一事进行了陈辩，并约定将来续聘之时，当提前与外务省商议。如此，陆军答应了外务省关于在外日本武官续聘时需提前报外务省商议的要求，外务省也以此为条件，同意了本庄繁的续聘。除奉天外，针对同年 6 月 1 日聘期将满的吉林督军顾问铃木美通，外务省表示，铃木自 1921 年接替前任斋藤恒上任之后，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也未引发任何批评，若续聘期限在一年或两年的话，可予以同意。

由此可见，在 “林繁树事件” 之后，东三省地区除黑龙江督军的顾问改由普通日本人而非军人担任以外，奉天与吉林的日本军事顾问依然因袭了下来。在町野武马与本庄繁离任后，陆军又分别派了仪我诚也与松井七夫二人继任，对此外务省均知情并表示同意。可以说，鉴于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只要军事顾问不引发舆论危机，不使日本政府在外交上 “信誉” 扫地，在风波过后，外务省对陆军继续向东北派遣军事顾问并未持反对态度。但是陆军在遇到顾问续聘时必须提前与外务省商议并呈报合同，让外务省获得知情权并有权参与决策，是外务省同意的前提条件。在 “林繁树事件” 之后，外务省与陆军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妥协。

在中国其他地区，外务省于 1922 年 10 月 20 日发布的训令成为指导当地日本领事处理日本军事顾问应聘问题的指针。1923 年 2 月 9 日，日本驻南京领事深泽暹致电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报告江苏督军齐燮元的顾问多贺宗之合同期满即将回国一事。深泽暹表示：“关于我武官到中国应聘之事，有 1922 年 10 月 20 日附亚一机密合第二一八号贵信来示，当地多贺少将合同期满之事，我完全没有干预，任其自然，对齐督军一方也无进言。”言下之意即遵照外务省指示，对应聘一事谨慎处之。总之，不论是东北还是其他地区，对于 “林繁树事件” 前业已被中国聘用的军事顾问，外务省并没有让其撤离，而是采取措施将其置于自己可控的范围内。

1923 年年中，中国发生了一起涉及外国人的治安案件 —— 临城劫车案，引发了各国对中国铁路、财政进行国际共管的舆论。日本为维护其在华权益，遏制欧美列强在华势力扩张，试图在对华派遣军事顾问策略上进行调整，以进一步谋求加强同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1923 年 5 月 6 日，土匪孙美瑶在津浦铁路沙沟与临城站之间拦劫了一趟由浦口北上天津的列车，劫持中外乘客数名至抱犊崮，作为摆脱被山东督军田中玉所部围困的谈判筹码。在英、美等五国驻华公使的抗议下，北京政府与孙部展开谈判并于 6 月 12 日达成协议，外国人质全部获释。尽管如此，甚嚣尘上的 “对华共管论” 并未画上休止符。6 月 11 日，英国政府表示已训令其驻华公使，希望在各国公使的协助下在中国设立一支由列国管理的铁路警察队。在此后临城劫车案的善后会议上，英国多次将共管中国铁路的计划提上议程。日本担心如果英国以管理中国海关的成功经验，实现对中国铁路的共管乃至独占的话，必然会阻碍其在华势力的扩展。因此，日本一方面想方设法将英国所提共管中国铁路的措施限制在不影响自己利益的范围内，另一方面积极谋求扩张不止在中国东北，还包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对华派遣军事顾问这一议题再次浮现。而华盛顿体系的遏制，以及中国大规模的排日风潮，使日本陆军意识到应适当改变以往高压的对华方针，转而采取相对 “柔和”、隐蔽的手段。日本陆军与外务省在处理对华军事顾问派遣问题时展现出了在派出人选身份和名义上的灵活性与多样性。这从 1923 年末至 1924 年初日本领事与日本陆军关于时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聘用日本武官的交涉案中可见一斑。

卢永祥属皖系，与背靠美国的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为争夺上海长期纷争不断。日本为了对抗美国、争夺中国东南地区，对卢永祥进行了扶植。1923 年 9 月 12 日，前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铃木一马来杭州时与卢永祥密谈，怂恿卢招聘日本武官作为军事教官，卢于是顺势请铃木在人选上给予帮助。12 月 6 日，驻上海武官小林角太郎奉参谋本部之命前往杭州确认卢的意向。卢称此事只是托付给铃木少将本人，并未委托日本官宪。对此小林解释说关于聘用合同，并非一定要以日本官宪的名义订立，采用私人合同的形式也无妨。自己之所以会奉参谋本部之命而来，是因为现役将校的应聘需要得到参谋本部的同意。因铃木少将提到卢有聘请日本武官的打算，日方才秉承好意考虑此事，并无强加之意，希望卢不要误解。1923 年 6 月 27 日，卢永祥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后，各方反直派相继在沪杭聚集，江浙形成剑拔弩张之势。为了维持地区和平，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麐等人组织了 “江浙和平协会”，使卢、齐等于 8 月 19 日达成 “江浙和平公约”。该公约确定了保境安民的五条方针，其中规定对于两省境内及租界内，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均应避免。而公开从日本陆军招聘顾问教官显然有违背此方针之嫌。公约发表后，江浙形势暂趋缓和。卢永祥在聘用顾问问题上表现出不愿与日本陆军官方有过多牵连的倾向，民意的压力是一方面原因。

12 月 26 日，得知此事的陆军省特约顾问佐藤安之助写信给日本驻杭州领事代理清野长太郎：“听说卢有招聘武官顾问的想法，考虑到江浙间武装之和平，此种顾问的存在确实有其必要。但若政府（日本政府 —— 引者注）介入此事，会造成诸种关系上所不乐见之情形。从政府层面权衡的话，终究还是想让表面关系维持在个人之间，因此推荐预、后备役武官为最佳。但预、后备役的人大多有此倾向，即对政府、国家方面缺乏责任感（恐怕单纯为金钱所来之人为多 —— 原注），故应慎重考量，必须以任务为本位来推荐。待我回到东京后，向外务、陆军两大臣提出此事。若两大臣赞成，便可搜寻人选。”1924 年 1 月 10 日，清野回复佐藤，表示只要外务大臣赞成，自己定当不遗余力，帮助佐藤所荐之人应聘。1 月 11 日，佐藤再次来信道：“杭州应聘武官人选一事，我还未向参谋本部报告，在与陆军省的要人交谈后，得知驻上海武官在向本部的报告中表示可选中佐或少佐级别的人物，并提及尽量采用现役。我认为从大局上来看，尽量从非现役的预、后备役人员中选拔于人格、学识、经历上值得尊敬的人为宜。尤其要招三四人的话，第一人一定要按此方针选拔。”佐藤在信中强调，比起从陆军公开招人，通过此种私人的方式可以不扰外界视听。佐藤还请清野向卢永祥方面打听合同条件，并希望清野不要站在领事的立场，而是以个人身份斡旋此事。1 月 21 日清野回复佐藤，表明自己有官职在身，办事必须得到外务省的谅解，此事须先征求外务省的意见后再作决定。

从上述交涉过程中可以看出，日本陆军以劝诱的方式令卢永祥聘用日本武官。此时因曹锟贿选问题，江浙间的局势愈发紧张。面对孙传芳、吴佩孚的南北包围，卢在军事上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若其此刻明目张胆从日本招聘军人顾问，既违背江浙绅士发起弭兵运动的宗旨，又易在战争时机未成熟之际将矛盾激化，因此卢希望尽量避免与日本陆军官方的过多接触。此时陆军并未再像以往一样采取强势态度，而是结合卢个人意愿，打算派遣预、后备役人选作为其顾问。认为通过此方案，既可以加强同浙江方面的联系，又不扰外界视听，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外务省在 “林繁树事件” 后，欲将应聘中国军事顾问的现役军人改为非现役者充当的想法。日本领事虽然担心此举在江浙直奉纷争不断之际，会令外界认为日本在援助反直派，进而质疑日本不偏不党的外交方针。但卢永祥在经日本陆军劝说后业已表现出聘用意愿，且中国方面已在私下与驻上海武官辅佐官酒井交涉人选问题，此事看似势在必行。因此领事认为，日本派遣与国家干系不大的预、后备役也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办法。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得知情况后，要求领事不要干预此事，意为默许。最终，日本派出预备役步兵少佐江副滨二，其在 1924 年 3 月以 “军事教习” 的名义与卢永祥签订了私人合同。

从交涉结果来看，日本陆军放弃了从参谋本部派遣现役军人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卢永祥的意愿，究其背后原因，主要与其对国际形势及列强在华关系的判断有关。由于华盛顿会议对门户开放原则的确立，以及英日同盟及《蓝辛 - 石井协定》的废止，遏制了日本的在华扩张，美国势力得到进一步增长。如何在欧美列强的压力下维护并扩展在华权益，是日本在华盛顿会议后面临的一大难题。1923 年 6 月，英国借临城劫车案提出了共管中国铁路的计划，使日本再次感受到在华扩张的阻力。

1923 年 6 月 16 日，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向参谋次长等陆军高层表达了对国际对华共管的相关意见。林认为此种国际共管最终会导致列强对中国的永久共管，威胁日本在东洋的生存，因此作为消极的应对方案来说，日本应一方面利用华盛顿会议尊重中国主权的精神，避免列强势力在中国盘踞；另一方面，日本应朝着开发中国利权的方向积极迈进，在其他列强感到危险而有所克制时，日本要通过果断的投资与中国地方实力派建立联系。林还强调，与在华特殊利益最少的美国联手是解决此案的关键。之后，随着英国通过外交途径不断强化其共管主张，日本陆军阻止其实现的决心也愈发强烈。7 月 12 日，参谋次长武藤信义致电陆军次官白川义则，表示英国的提案不仅会给日本的国防用兵带来不利影响，还会增加外交上的烦累，因此希望极力阻止其实现；但对于中国的内政改良，日本应在不侵犯其主权的前提下，对此提供善意的援助，要培养人才并安排顾问前去应聘。由此可见，日本陆军在其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为防止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束缚其在华扩张，一方面利用华盛顿会议精神对此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以获得在华经济乃至政治特权，从而达到在暗中伸展势力的目的。而派遣顾问赴华就是实现该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就在驻华公使团忙于临城劫车案的善后交涉时，9 月 1 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造成其国内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确保对中国资源及市场的控制，不仅符合日本陆军在一战后关于总体战的构想，更是实现日本灾后重建的当务之急。加紧扶植地方亲日势力并攫取中国资源遂逐渐成为陆军处理对华关系的重点。

而中国舆论的细微变化则为日本陆军尝试调整对华方针提供了契机。1923 年 8 月底，媒体泄露了英国在铁路警备问题委员会上的提案内容，英国的侵华野心激怒了中国民众。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对英国提案持保留态度，中国于该年年初因收回旅大运动而掀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及经济绝交等排日风潮，有放松的迹象；同时关东大地震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同情，客观上为日本扶植亲日势力提供了有利的舆论环境。因此林弥三吉在 9 月 12 日主张尽管日本忙于灾后国内整顿，无暇他顾，也应排除万难，趁第二次山本内阁上台之际，转换对华方针，在中国军阀割据的常态下，采取自主行动援助中国，巩固并加强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以期实现全方位的 “日中提携”。可以认为，日本陆军采取 “柔和” 的态度，为卢永祥量身打造聘请日本预、后备役人选的方案，实际上就是在华盛顿体系的遏制下，试图通过较为隐蔽的手段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保持良好关系，以期突破协调主义外交、增强同欧美列强在华竞争实力的体现。

外务省方面虽然对外标榜对华不干涉主义及协调主义外交，但英国在临城劫车案的善后交涉中暴露出的侵华野心，使其无法袖手旁观。与此同时，1923 年 6 月 13 日，黎元洪被迫辞职，曹锟、吴佩孚等人希望尽快促成总统选举，北京政府的最高统治地位落入亲英美派的直系手中已是大势所趋。在此种环境下，如何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避免英美在对华扩张上抢占先机，同样是外务省面临的棘手问题。其一方面考虑如何淡化列强对铁路的共管色彩，将善后措施限制在不影响日本利益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加强同中国地方实力派联系的必要性。

1923 年 6 月 14 日，即黎元洪下台后第二天，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吉田伊三郎就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表示，奉天、广东、保定及洛阳是目前中国四股政治势力的代表，其中奉天及广东均有日本代表常驻，而保定及洛阳却无任何日本驻在官宪；然而英、美、法等国公使均已拜访过曹锟，而曹锟、吴佩孚也有请日本公使馆方面来访之意，且最近中日实业株式会社副总裁高木陆郎访问曹锟之际，曹表示高木是日本人中除武官之外来访的第一人，对其进行了热情的款待，故日本应利用芳泽谦吉即将上任驻华公使这一时机，请其相机访问曹、吴；同时为避免张作霖嫉妒，可令芳泽前往中国赴任时选择途经奉天的路线，如此既可顺便拜访张作霖，又不易引起外界注意。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即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黎元洪的复出本就是吴佩孚等人企图借 “法统重光” 夺取北京政府最高统治地位的幌子。如今黎被逐退，直系必将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总统大选以拥戴曹锟上位。因此尽管日本政府宣称坚持对华不偏不党的外交政策，但面对直系即将上台的局面，日本驻华公使馆方面也不得不考虑除继续保持与张作霖的关系外，还有必要同此前往来并不频繁的曹、吴建立联系，而欧美公使的率先行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此想法。此时除了英国的共管提案让日本倍感压力外，日美关于双桥无线电台建设的纷争也一直作为悬案未得到妥善解决，因此日本对于欧美公使私下提前与曹锟联络十分敏感，深恐其在攫取在华利益上抢占先机，不得不考虑前往探听虚实并加以防范。可以说，正是英美的在华扩张迫使日本外务系人员认识到与中国地方实力派建立联系的重要性。

而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更加坚定了外务省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保持良好关系的决心。日本驻华公使提出与曹锟、吴佩孚等建立联系本身就足以说明其已意识到在军阀混战的中国，阁潮涌动，政权更迭频繁，无论所谓亲日派还是亲英美派都有入主北京的可能。而曹锟的贿选令本来就波诡云谲的中国政局更加暗流涌动。反直派的张作霖、卢永祥、段祺瑞等人已蠢蠢欲动，将来江浙之间必有一战以及直奉二战的传言并非毫无根据。曹锟上台后直系内部津、保、洛三派本身也矛盾重重，存在诸多不安定的因素。加之驱逐黎元洪以及贿选行为本身也有损民望。故在中国暂时无法实现南北统一的情况下，北京政府易主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外务大臣在曹锟上台后，一方面命日本驻华公使采取与列国协调的态度处理曹锟的地位承认问题，另一方面又通过各地日本领事掌握张作霖、孙中山等人动向。1923 年 10 月中旬，广东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伍朝枢会见日本驻广东总领事天羽英二时，对日本同列国一道承认了曹锟的地位表示遗憾，对此天羽明言承认曹锟的总统之位未必就意味着援助直系。外务省表面上采取与欧美一致的协调主义外交，承认了曹锟的合法地位，私下实则与中国各方反直势力暗通声气，以观时局变化。而卢永祥作为反直派的一员大将，与张作霖遥相策应，其与江苏齐燮元的纷争将牵动此后整个直奉战争的大局。且卢所控制的上海外国居留民众多，于各国政治、经济、通商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外务省虽然对之前张作霖军事顾问的表现有所忌惮，但考虑到华盛顿会议后列强的在华关系以及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最终默许了陆军向浙江派遣预、后备役人选担任卢永祥顾问的做法。

而日本派出的江副滨二虽然名为 “军事教习”，但从佐藤安之助与清野长太郎的交涉来看，其仍然是作为军事顾问被安插到浙江的。“军事教习” 这一名义与 “军事顾问” 或 “顾问” 相比，要隐晦得多，既能使不愿意与日本陆军官方产生牵连的卢永祥易于接受，也符合日本掩人耳目，欲在暗中向中国各地伸展势力的想法。日本军事顾问身份与名义的变化，表明日本陆军与外务省基于共同的目的，即在华盛顿体系的遏制与中国军阀割据的形势下，阻止列强实现 “对华共管”、遏制英美在华扩张、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保持良好关系，在灵活处理卢永祥一事上进行了调和并达成妥协。这种灵活处理与中国地方实力派关系的方针，以及日本陆军与外务省在新形势下关于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的相关认识及意见，在接下来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纲领的决策过程中得到明确。

1924 年初清浦奎吾内阁上台后，日本陆、海、外、藏四省随即开始联手制定对华政策。2 月 28 日，外务省亚细亚局长出渊胜次首先提出纲领资料以供四省交换意见。其中提到应恪守对华不偏不党、不干涉内政的方针，但考虑到中国混沌的政情，不能仅将中国中央政府看作处理对华关系的对象，还应与地方实力派也保持良好关系；在处理同其他在华列强关系时，应着眼于国际协调，但考虑到日中间的特殊关系，必要时应采取自主行动，而非追随他国，如使列国同意日本在临城劫车案善后会议中提出的关于铁路警备问题的修正案就是其例。军务局长畑英太郎对此深表赞同，并在 3 月 14 日提出军部的要求，包括 “在中国招聘顾问之际，应采用积极应聘的方针。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厅，只要中国有招聘顾问的请求，日本应积极回应。帮助中国改良政治，促进日中亲睦，不仅于日本的立场上有必要，也顺应了华府会议向中国提供善意援助的精神，应不惮内外。中国方面请求的顾问不论是技术人员、学者，抑或军人，日本政府应不加限制，有求必应，使有为之人应聘，并斡旋其中”。出渊随后整合了四省意见，于 4 月 2 日制定出对华政策纲领的草稿，其中吸收了陆军关于派遣军事顾问的建议，提出军事改良也是施政改善的一部分，对此日本应向中国提供援助，包括派遣顾问、教官及技术人员赴华，但考虑到中国政局的情况，在施行上要加以密切注意。之后出渊又对草稿进行了整理修改并提交外务大臣及外务次官过目。在征得其大致同意后，出渊于 4 月 14 日将该案作为对华政策纲领的第一回草案呈送四省局长，其中只提到要对中国的军事改良提供援助，并未言及具体措施。4 月 19 日提出的第二回修订草案亦如此。

对此，陆军在 4 月 22 日的修正意见书中再次强调，目前中国各地有力军阀掌握了地方实权，与其接近既能防止他国势力在中国军队蔓延，又能间接为日本在华发展带来极大利益，故日本应抓住机会，积极回应中国聘用军事顾问的请求。外务省对此不置可否。后经过几轮协商，最终在 5 月 30 日由四大臣、次官及四局长签署的对华政策纲领确定案中，确定了不能偏重中国中央政府，而应广泛与地方实力派保持良好关系，以公平的态度对其正当的目的进行好意援助，从而扩展日本势力的方针。但对于援助的程度及方法，只提到 “因日本的利害关系加以适宜调节”，并未言及军事顾问的相关事宜。

从上述陆军与外务省在制定对华政策时的相关意见可以看出，华盛顿会议之后，欧美列强的在华扩张成为日本维护并扩展利益的一大阻碍，尤其英国在临城劫车案的善后交涉中提出的铁路共管主张更是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无论陆军还是外务省都在试图冲破华盛顿体系的遏制，谋求一定程度的对华自主外交，而一贯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及协调主义外交的外务省甚至率先提出了此想法。由于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通过与中国地方实力派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便成为日本采取自主行动以谋求在暗中扩充势力的手段。然而针对陆军提出的派遣军事顾问这一具体措施，外务省却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虽然陆军再三指出其必要性，并希望日本政府能从中斡旋，但在最终的纲领确定案中并未明确体现这一诉求。这所反映的实际上是陆军对外务省的一种妥协。军事顾问身份敏感，常常有干预中国政治并造成外交风波的风险；但若用得其所，也能为日本维护其在华利益带来裨益。因此未将派遣军事顾问明文写入纲领实际上保留了外务省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余地与灵活性，如此既可以防止将来陆军为其越界行为寻找口实，又为外务省的外交操作留下了空间。

1924 年 6 月清浦奎吾内阁瓦解后，此对华政策未被采用，但从之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华派遣军事顾问仍然是在此方针的指导下进行。20 年代后半期，中国军阀周围新增了以军事顾问身份出现的日本军人，如冯玉祥的顾问松室孝良、孙传芳的顾问冈村宁次、张宗昌的顾问小野弘毅等。对于这些顾问的聘用，日本领事均展现出了非常积极的态度，如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在听说孙传芳想聘用驻上海武官冈村宁次为顾问时，对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表示：“在南方最大实力者孙传芳手下安插我国顾问极有必要。” 而即便以坚定推行 “协调外交” 著称的币原也对此表示赞成。虽然这些顾问都是现役军人，但他们在与地方军阀缔结合同的同时，大多在名义与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如松室孝良是以名誉顾问的身份与冯玉祥签订了私人合同，孙传芳则是以军事学研究顾问的名义聘请了冈村宁次。可见日本通过派遣军事顾问，企图以隐蔽、遮掩的手段向中国进行势力渗透的行动仍在继续。

结语

派遣军事顾问赴华是北洋时期日本加强对华军事影响力、扶植亲日势力的重要手段，整体上服务于日本的侵华国策。外务省与日本陆军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外务省一直都在通过驻华领事的报告密切掌握军事顾问的上任情况。领事在军事顾问的聘用上常常作为日本陆军与中国军阀的联络人，不但应日本陆军的请求居中斡旋，还主动向中方推荐人选。在 “林繁树事件” 发生之前，外务省对此并未反对，有时甚至会特别嘱咐领事，请其为上任的顾问提供方便。同时，外务省在派遣决策上也拥有一定的发言权，1922 年拒绝陆军省关于林繁树上任的联署请求正是其例。“林繁树事件” 之后，外务省要求陆军不论顾问初次应聘还是续聘，都必须提前与外务省商议并呈报合同，扩大了外务省在军事顾问派遣上的决策权。在此之后，几乎每遇顾问上任，陆军大臣都会向外务大臣发来联署请求，以便将应聘者名单提至阁议审批。

与清末在中国学堂中从事军事教育、介入中国军事改革以及相对独立地从事谍报活动的日本军事教习相比，北洋时期围绕在中国军阀周围的军事顾问作为联系中国实权者与日本军部的重要渠道，常常参与军阀斗争、干预中国政治并刺激中国内乱。不论时人还是现有研究都指出，这些军事顾问造成了日本的二元外交，陆军应为此负主要责任。事实大抵如此，然而此种提法容易产生以下倾向，即忽视外务省对军事顾问的派遣同样知情并拥有决策权。

总体而言，20 世纪 10~20 年代，日本军、政关系的特点是，军部逐渐膨胀为与政府相对抗的势力集团。随着日本陆军在这一时期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势力，日本国内出现了二元政治现象。而二元政治必然会引发日本在处理外交关系上的二元外交。外务省与陆军围绕军事顾问派遣问题的博弈，本质就是主张对华内政 “不干涉” 主义的外务省与放任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军阀内斗的军部之间的势力角逐。最终，外务省与陆军经过不断地协调与磨合，在派遣问题上趋于妥协。需要强调的是，外务省的妥协，并非在与作为政治势力的军部对抗中落败的结果，而是出于国际形势及中国政局变化下维护日本利益的选择。甚至以坚持贯彻协调主义与对华 “不干涉” 主义外交著称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对于日本派遣军事顾问也表示赞成。换言之，日本陆军与内阁在对华政策的认识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但归根结底只是对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的实施方向及实施手段的认识有所差别，而在推行大陆政策的意志与决心上二者是一致的。因此军事顾问在中国恣意妄为、刺激内乱，罪魁祸首并非只有日本陆军，外务省也参与其中，也应为军事顾问的在华行动承担相应责任。随着国际形势及中国政局的变化，外务省在 1924 年制定对华政策纲领时甚至首先提出要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保持良好关系并谋求一定程度的 “对华自主外交”。对外务省而言，在华盛顿体系的遏制与欧美列强在华扩张的压力下，要真正做到对华不偏不党和协调主义外交并不符合其利益，实行起来也困难重重。日本政府所标榜的 “对华不干涉主义”，与其此前宣扬的 “日清同盟论”“清国保全论” 一样，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是日本在对华侵略扩张中遭到西方压制时，用以对抗欧美列强的一个工具。

从一战爆发前后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对中国东北主政者的高压交涉，再到 1924 年制定对华政策纲领时军务局长畑英太郎对军事顾问重要性的一再强调可以看出，对华派遣军事顾问是陆军的一贯主张。20 世纪 10 年代，陆军在派遣方针上过于激进，与外务省时有抵牾。进入 20 年代后，在以政党政治为背景的外务省势力增强、日本受华盛顿体系束缚之际，陆军的意志无法得到全面贯彻，派遣预备役人员担任军事顾问就是其妥协的表现。但陆军依然支持并纵容这些日本军人在中国恣意妄为，并在以后将其作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得力工具，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战争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