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一直是实践中的认定难点。只要双方签订了合同，辩护人一般都会采取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辩护策略。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合同诈骗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和量刑标准比普通诈骗罪高。如普通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诈骗金额5000元，合同诈骗罪则要求达到2万元，诈骗罪50万以上就可以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合同诈骗罪则要求达到200万元以上。鉴于上述情况，作者试图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进行分析。

是否有“合同”是两罪形式上最重要的区别，但这并不等同于签订了书面合同就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没有合同就是诈骗罪，具体构成何罪应做实质分析。

具体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判断：

根据现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犯罪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此，“合同”是合同诈骗罪不可或缺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没有“合同”的诈骗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行为扰乱的是市场秩序，故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约定的内容必须受市场秩序调整，这里的合同是指商事合同或者说是经济合同。不受市场秩序调整或者主要不受市场秩序调整的“合同”，不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商事合同是服务于生产经营目的，以营利为目的发生的合同关系。

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我国民法典承认口头合同也是合同的一种形式，故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必须具有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依然是指受法律保护的各类经济合同。要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必须具有与合同协议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即具有与签订、履行合同相关的筹备、管理以及经营活动。即使合同协议条款中明确了双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但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不应认定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的关键特征是利用签订、履行合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体现财产转移或者交易关系，为行为人带来财产利益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保护的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尽管犯罪客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权利，但更侧重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诈骗罪的客体仅是公民的财产权利。

既然合同诈骗罪必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就必然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扰乱市场秩序的经济活动。显然，如果行为人客观上没有任何经济活动，就谈不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必须具有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依然是指受法律保护的各类经济合同。要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必须具有与合同协议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即具有与签订、履行合同相关的筹备、管理以及经营活动。即使合同协议条款中明确了双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但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不应认定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的关键特征是利用签订、履行合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体现财产转移或者交易关系，为行为人带来财产利益的合同。合同诈骗罪保护的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尽管犯罪客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权利，但更侧重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诈骗罪的客体仅是公民的财产权利。

既然合同诈骗罪必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就必然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扰乱市场秩序的经济活动。显然，如果行为人客观上没有任何经济活动，就谈不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合同诈骗罪并非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诈骗，而是以签订、履行合同为名实施的诈骗。一般而言，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非依法成立的真实合同，而只是诈骗的道具或幌子。

合同诈骗罪中列举的行为类型都不是真实的签订、履行合同行为，而是以签订、履行合同为幌子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真实的签订、履行合同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罪犯本人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自己直接非法所有对方财物。从欺骗内容看，同诈骗罪一般都是虚构履约能力，隐瞒无意履行合同的意愿。

综上所述，区分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应从上述几点做实质分析，而不应仅仅以是否签订合同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