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彦芳｜中国认知传播研究的演进轨迹：基于库恩范式理论的透视

摘 要： 认知传播是认知科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旨在探讨传播活动中人脑和心智的认知加工机制、信息处理模式及其内在规律。认知传播概念引入中国并逐步发展，体现了跨学科融合与创新的特点，在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与中国本土语境相契合的研究路径和方法。目前理论基础和学科框架已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从库恩范式理论视角对中国认知传播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这一领域正按照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稳步推进，不仅理论框架已初步构建，实证研究也逐步深入，正处于常规科学的初期发展阶段。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数智化环境的复杂多变，中国认知传播研究既面临理论范式初现而解释力有限的挑战，也迎来了创新理论体系的新机遇。如何立足中国实际，从构建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出发，继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传播理论体系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认知传播；演进轨迹；库恩范式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融合发展，对社会各领域进行着前所未有的重塑。作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大国，中国媒体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新问题，亟须深入认知其背后的新特点、新规律和研究范式的转型，从而推动中国认知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成熟。本文以库恩范式理论为研究视角，在梳理国内外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从而深入把握数智时代认知传播研究的方向。 

一、国外认知传播研究的起源与进展 

认知传播是认知科学与传播学相交叉而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相关研究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出现。以人类心智和认知过程作为研究重点的认知科学，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认知”视角，可以深入探讨传播活动中人脑和心智的工作机制及其规律，从而大大加深对传播活动的研究。认知科学以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六大学科为基础，因此认知与传播的交叉研究也体现了这些学科的理论视野与方法应用。 

从学科发展的逻辑来看，认知传播研究非常契合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学科发展规律。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结构中的重要节点包括：具有范式和致力于“解谜”的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的出现—新范式诞生。常规科学是指处于发展稳定期、具有成熟范式的科学，重点工作是运用范式去研究和解释当前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核心理论未能做出足够描述的现象、重要事实的确认、理论的诠释等问题，库恩称之为“解谜”工作，在不断解谜的过程中常规科学重在整理和丰富研究现状。但是，当范式不能再应对发展中的一些反常现象时，科学的危机就会爆发并不断持续，直至一项新的科学成就诞生，重新指导研究并被奉为新一代的范式，从而达成范式转换。因此，从库恩范式理论视角来梳理一个新学科的发展，大致会经历偶然研究时期、前范式时期、理论初步形成时期和常规科学时期等阶段，认知传播研究也遵循相似的历程。

（一）多学科启蒙：认知与传播交叉研究的兴起 

国外较早从认知视角对传播活动进行研究的成果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或发表，从视觉传播、语言学、心理学、人际传播等视角开启了“认知”与“传播”交叉研究的方向，处于从其他学科投向传播活动的偶然研究阶段。比如，索尔·沃斯（Sol Worth）在《视觉传播中序列的认知特征》一文中分析了视觉信息的不同序列如何影响观众的认知过程，提出有效的视觉设计可以增强信息的传播效果，这篇文章为理解视觉传播中的认知机制提供了重要见解。罗伯特·T·克雷格（Robert T. Craig）在《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和传播的新视角》一文中探讨了认知科学如何促进对人类思维、语言和传播的理解，为后续的传播与认知研究奠定了基础。罗伊·拉克曼、珍妮特·L·拉克曼、厄尔·C·巴特菲尔德（Roy Lachman, Janet L. Lachman, Earl C. Butterfield）在《认知心理学与信息加工导论》一书中分析了人类如何获取、处理和存储信息，涵盖知觉、注意、记忆和语言等认知过程。加夫里尔·萨洛蒙（Gavriel Salomon）的《媒体、认知与学习的相互作用》一书探讨了媒体如何影响认知过程和学习效果,作者指出媒体不仅是工具，更是影响学习者思维方式的关键因素。 

（二）深入探讨期：基础理论成果显著，实证研究继续深化 

20世纪80、90年代，认知与传播的交叉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有了较大进展，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语言学、电视传播等方面的具体实证研究继续深化，研究范式初步形成。马克·H·比克哈德（Mark H. Bickhard）在《认知、规范与传播》中深入探讨了认知机制和传播的过程，并且强调语言和社会规范在认知中的核心作用。迈克尔·E·罗洛夫、查尔斯·R·伯杰（Michael E. Roloff, Charles R. Berger）的《社会认知与传播》分析了社会认知的理论基础以及社会认知如何影响传播过程及其对人际互动和关系的影响，奠定了社会认知与传播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该著作获得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社会认知部的图书奖。丹·斯珀波、迪埃钰·威尔逊（Dan Sperber, Deirdre Wilson）在《关联：交流与认知》中提出了关联理论，认为传播中的信息理解与接受不仅与语义内容有关，更依赖于信息的相关性，因此人们的认知就是通过寻找最相关的信息来优化理解的过程。该著作获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80年代最重要和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刘易斯·多诺休、霍华德·E·赛弗、E·托里·希金斯（Lewis Donohew, Howard E. Sypher, E. Tory Higgins）在《传播、社会认知与情感》中探讨传播、社会认知和情感之间的交互关系，尤其对社会认知和情感在传播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理查德·杰克逊·哈里斯（Richard Jackson Harris）的《大众传播认知心理学》探讨了信息处理过程中受众如何接收、解码和记忆媒体信息，研究了媒体对个人观点、态度以及社会认知的影响。这是在大众传播认知心理学方面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至2022年已更新至第8版。苏珊·R·福塞尔、罗杰·J·克鲁兹（Susan R. Fussell, Roger J. Kreuz）在《人际传播的社会与认知途径》中探讨了社会认知理论如何影响人际传播、认知机制与社会心理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及人们如何在社交互动中处理和理解信息，力图揭示语言、认知、文化和社会互动之间的关系。

20世纪80、90年代，除了上述在基础理论方面的深入分析之外，认知传播研究在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推动下在实践认知层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对观看电视的认知研究深入到了脑电活动层面。梅拉妮·布斯-巴特菲尔德（Melanie Booth-Butterfield）在《传播、认知与焦虑》一书中运用认知理论解释了传播中焦虑的原因，并探讨焦虑如何改变个体的信息处理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反应。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的《认知与传播：判断偏见、研究方法与对话逻辑》详细讨论了认知偏差存在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以及认知偏差如何影响个体的判断和决策从而影响传播活动。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的《内部视角：脑电波与电视观看》一文探讨了观看电视时脑电波的变化，发现观众在观看电视时脑电活动呈现出特定的模式。约翰·J·伯恩斯、丹尼尔·R·安德森（John J. Burns，Daniel R. Anderson）《认知与观看电视》一文探讨了观看电视对认知过程的影响，电视节目不仅影响观众的注意力和记忆，还改变信息处理方式，对观众的理解和认知能力会产生深远影响。 

（三）数字新时期：理论更加丰富，技术引领新视角 

进入21世纪，认知与传播的交叉研究继续深化，研究视野也进一步拓展，在认知传播理论、政治传播、文化神经科学、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等维度产出了更加丰富的成果，理论范式逐渐成熟并开始指导更多的应用研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大众传播的社会认知理论》一文中认为传播不仅通过通知、授权、激励和指导参与者来促进变革，还可以通过社会媒介途径将参与者与社会网络及社区环境联系起来，而社会认知因素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过这些途径传播的内容，同时社会认知理论可以提供一个分析的框架。W·詹姆斯·波特(W. James Potter)的《媒介素养理论：一种认知路径》提出了媒体素养的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对于媒体素养的提升非常重要，强调通过认知过程来提高个体对媒体内容的理解和评估能力。戴维·R·罗斯科斯-尤沃尔森、詹妮弗·L·莫纳汉（David R. Roskos-Ewoldsen，Jennifer L. Monahan）的《传播与社会认知：理论与方法》回顾了自1982年迈克尔·E·罗洛夫和查尔斯·R·伯杰的《社会认知与传播》之后25年间社会认知与传播领域的成果进展，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更新了传播研究，分为信息产生、人际沟通、媒体和社会影响几个部分，强调社会认知理论是理解传播过程不可或缺的基础。约瑟夫·P·福加斯、奥尔绍亚·文策、亚诺什·拉斯洛（Joseph P. Forgas, Orsolya Vincze, János László）的《社会认知与传播》探讨社会认知与传播之间紧密的联系，并聚焦于语言如何塑造人们的思维以及社会认知过程如何反过来影响语言的产生与交流。特德·南尼切利、保罗·塔伯哈姆（Ted Nannicelli, Paul Taberham）《认知媒介理论》将认知科学应用于媒介分析，提出了认知媒介理论，研究电影、电视等不同内容如何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与观众互动。 

除了上述认知传播理论方面的诸多成就外，也有一些学者继续深化从政治传播和认知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达伦·G·利莱克（Darren G. Lilleker）《政治传播与认知》探讨了政治传播中的认知过程，并运用认知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政治传播的影响。韩世慧、恩斯特·波普尔（Shihui Han，Ernst  Pöppel）的《认知与传播的文化神经框架》将脑成像技术与社会文化心理学相结合，研究文化影响感知、注意、情感、语言等人类认知过程的神经机制，提出了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框架。

随着数字技术、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快速发展，探讨数字技术、社交媒体与认知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成为数字新时期认知传播研究的新热点。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在《思维变革：数字技术如何在我们的大脑上留下印记》一书中探讨了数字技术（如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如何影响人类的大脑和认知功能，研究了长期使用数字设备可能带来的神经变化以及数字技术对人们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影响。C.G.普拉多（C.G. Prado）在《社交媒体与大脑：网络传播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中结合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交媒体使用对大脑和认知过程的影响，涉及认知改变、信息处理及自我表达方式的变化等。布莱恩·博克瑟·瓦赫勒（Brian Boxer Wachler）在《影响：社交媒体对我们感知的影响》中探讨了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我们的感知、态度和行为，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依赖会对人们思考、感知周围事物产生明显的影响。克里希纳·纳斯·潘迪、叶沙·西卡（Krishna Nath Pandey, Yesha Sikka）在《碎片化认知》中提出了认知碎片化的概念并解释其如何影响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探讨现代技术和社交媒体环境如何导致注意力分散和认知碎片化等问题。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国外对认知与传播的交叉研究多从认知心理学、语言学、视觉传播、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出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认知传播理论方面有很多创新性思考，像社会认知理论、传播认知心理学、关联理论、媒介素养理论、认知碎片化概念等，这些成果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我国的认知传播研究也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纵向观察其研究进展过程，比较契合库恩范式理论所揭示的学科发展规律。

二、中国认知传播研究的探索历程与阶段性特征

认知传播概念引入中国并被接受与发展是一个跨学科融合与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争论与质疑，也有信心与勇气。正是这些探索推动着中国认知传播研究逐渐拨开迷雾，理论初步形成、学科体系初步构建。此探索过程也颇有库恩范式理论的色彩，因此本文尝试以此为线索进行观察。

（一）迷茫与契机：传播学探寻“认知”新方向

 运用库恩范式理论来观察传播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它遵循的是常规的学科发展轨迹。传播学具有较早的学术思想渊源，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做专门的研究，部分学者只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对传播现象进行偶然研究（偶然研究时期）。20年代之后至40年代，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从不同学科对传播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的5W传播模式、把关理论、说服理论、两级传播理论等学说构成了传播学发展的基石，也在研究方法上为传播学带来了实证研究经验（前范式时期）。此后，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创立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出版了第一本权威性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并开设硕博课程，从而使得传播学科得以创立（理论初步形成，学科建设开始）。50年代之后，传播学的新学科地位逐渐得以巩固，尤其是60、70年代相继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涵化理论、“知沟”理论等极大丰富了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解释张力，传播学得以迅速发展，也形成了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大分支（理论体系形成，进入常规科学时期）。 

但是，随着传播学的发展和外界环境的变化，传播学研究开始面临学科内部矛盾以及寻找未来发展出路的难题。国内传播学研究也出现了走向偏狭境地的危机：工具理性下的实证研究充满功利色彩，且在多媒体时代超速迭代效应的影响下难以走向深入；而价值理性下的批判研究却因缺乏现实支撑而充满沦为空中楼阁的危险。喻国明也认为，传播学的学科危机之一是来自学科理论的内生危机，表现为学科研究及其成果的碎片化、复杂化，不同范式之间难以沟通，无法整合。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传播学作为常规科学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恰遇中国传媒市场化改革与融合转型的时代机遇，一个个新命题不断被提出，一个个谜题不断被解开，使得国内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被填充得越来越满，致使体系庞杂、边界模糊；二是因为既有范式的研究方法难以突破一些障碍，需要寻求其他解决路径，比如施拉姆所称的“黑匣子”问题就非常有赖于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如周鸿铎所言，认知传播研究的实质就是要研究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即研究现在的传播学、新闻学、心理学以及我国传媒文化本体、整体文化产业等学科理论和实体解决不了的“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例外”就是库恩所说的“反常与危机”。危机是新理论出现的前提条件，来自传统范式之外的偶然性或“例外”研究也不可避免。因此，传播学研究的“认知”视角出现是一种必然，“持有相当抱负，也包含了强烈的学科内部反思”。 

（二）先河之路：心理学开启国内认知传播研究 

在20世纪80、90年代，在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下，国内心理学领域对传播学的认知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取得了一些交叉研究的成果，部分研究已经涉及对受众认知结构和认知特点的探讨。韩向前的《传播心理学》（1989）被视为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著作，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人际信息传播、传播者心理、言语传播、非语言传播、传播策略的心理分析和受传者心理。刘京林作为国内较早在新闻传播领域进行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其《新闻心理学概论》（1993）对新闻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新闻传受双方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进行了研究；其《大众传播心理学》（1997）从现代心理学的五种理论阐释大众传播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揭示大众传播与心理活动的内在联系。王承璐在研究中发现，人的认知及其形成的信念和观点往往决定态度的方向，因此，要提高信息传播的效度，就需要研究受传者的知觉、理解、记忆、信服和接受的心理机制。钟蔚文探讨了认知心理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发现观众的认知框架会影响其对新闻内容的解读，且传播媒介的特性会影响信息的传递效果。刘晓红指出心理学在传播学中的主要作用是解释媒介对人的行为、情感、认知和生理的影响机制。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从心理学角度切入的对传播的认知研究，通过揭示受传者信息接收、信息处理及反馈过程中复杂的心理状态，深化了我们对传播过程尤其是受众心理机制的理解。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研究更多地表现为研究者立足于原来的学科站位而投向传播学的观照，即向传播学领域所做的一种探索性延伸或跨学科尝试。这些研究虽然已经触及了传播的认知层面，但并未表现出对认知传播研究的自觉性动力。因此，尽管这些研究对认知传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价值，但整体来说仍属于偶然研究，尚未达到认知传播研究的自觉阶段。 

（三）自觉探索期：认知传播研究路径渐趋成型

进入21世纪，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认知科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有了更丰富的进展，从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等视角的研究也逐渐成熟。在研究路径上，认知神经科学路径以其实验性、工具性快速推进了认知传播的微观层次研究；同时，理论性、思辨性路径也在从微观和宏观层面继续深入认知传播研究。理论的、实验的、工具的研究，是三种相互平行且很大程度上独立的研究，每一种研究对另两种都必不可少，但却又有很大的自主性。研究工具的更换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学科面临危机的表征之一即是更换工具的时代到了。因为如同在其他行业一样，更换工具是一种成本上的浪费，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予以更换。因此，在认知传播研究的推进过程中，不同路径的逐步成型、新工具的采纳推动着认知传播的研究领域逐步明朗，范式也相对清晰起来，学科进入了前范式时期。 

在认知神经科学路径方面，以喻国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眼动仪、脑电、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技术性工具不断探求人脑处理信息的机制。喻国明等认为，通过探求人脑对信息的瞬间加工机制，可以对既有效果理论假设予以验证或者修正，还可以对传播效果进行多层面的统合分析。李思屈通过解读认知神经实验手段应用于传播研究的案例，提出以大数据技术和认知神经科学为代表的相关技术和理论的应用可能为新闻传播学带来范式革命。修利超等采用额区 EEG 偏侧化指标考察了高、低收视率节目的观看过程，发现高收视率节目相较于低收视率节目具有更高的额区 EEG 偏侧化水平，意味着它们更能诱发受众的趋近性情绪。梁爽、喻国明通过EEG脑电实验和行为实验探究用户的使用动机、使用场景对用户体验的影响问题，实验结果发现：在用户的内部驱力、外部刺激与用户的媒介选择、媒介使用体验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认知神经科学的路径重在深入到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和大脑活动的生理过程来研究用户对信息的处理机制和心智变化的过程。 

除了大脑生理层面的反应之外，人类的认知活动还有信息加工过程和思维策略等不同层次。人在完成认知活动时是如何进行信息加工的，比如知觉到哪些特征，发现了什么关系，信息是如何存储在大脑中的，解决问题时用到了哪些信息，采取了什么思维策略等。这些问题仍有赖于其他理论的、经验的路径及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带来更多探讨。比如，童清艳从认知心理学的认知结构概念出发，分析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在此过程中受众认知结构所呈现出的特征。杨钢元研究发现，具象传播以对具象的认知为前提，具象系统在与人类认知结构的契合中被接受,而真实系统是认知结构建构的逻辑出发点。战迪分析了语言在认知传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以及语言生成、理解与传播的内在机制，并提出跨学科整合的研究路径。李茂华、欧阳宏生探讨了接受主体的大脑、心理机制与信息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在体内会被知觉系统加工，个体认知也会受到群体认知和社会规范的影响。李茂华从主体、表征、交互三个关键词出发，探究人脑、身体与外部环境和信息生成之间的关系，分析认知机制与传播之间的联系。 

综合观察这一阶段的研究，很多学者开始主动地、自觉地关注认知与传播的关系，并尝试采用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先进的工具和多元的研究方法，力求深入挖掘认知传播的本质与规律。这些研究不仅显现了不同研究路径对于理解认知传播的独特视角和价值，也拓宽了认知传播的边界。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认知传播研究的自觉探索期，许多难解的问题得到了初步廓清，研究路径也明晰起来，学科处于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前范式时期，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指明了方向。 

（四）范式初现：认知传播理论初步形成，学科建设起步

21世纪10年代之后，探讨中国认知传播学科构建的声音逐渐增多，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和明确的时间节点，研究队伍也日渐壮大，逐渐形成了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这些都说明中国认知传播研究正在受到广泛关注，学科属性逐步彰显。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理论构建以及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学科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唯有通过学科建设，我们的学科才能后继有人；唯有加强学科建设，我们的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才能走向深入。”2015年前后，以欧阳宏生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中国认知传播学科构建进行了诸多思考，极大地推进了认知传播的“学科化”过程。在《认知传播：融合突破、学科建构与创新——专访中国认知传播学学会会长欧阳宏生教授》和《论认知传播学科的学理建构》《意义·范式与建构——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等文中，欧阳宏生、朱婧雯对认知传播学进行了界定，并对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理论框架进行了基本构建。周鸿铎提出认知传播学的核心支点理论是智慧学说，认为其是构成认知传播学的学理基础。邵培仁等总结了认知传播学的研究路径，包括本土化、交叉化、细分化、实验室以及科学化五大进入路径。王寅认为认知传播学是运用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人类传播相关内容的学科。王江蓬、欧阳宏生提出认知传播的知识体系应该包括基于概念与内涵的本体性知识、基于关系与应用的认识论知识、基于方法与进路的方法论知识三大知识面向。林克勤认为认知传播学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下已经形成间性意义、体验实践、心智加工等三大价值题域。 

上述这些思考对认知传播学科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欧阳宏生等学者认为，认知传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认知与传播融合研究的理论系统，是研究人在传播活动中人脑和心智工作机制规律的学说；基本内容包括宏观理论建构与微观应用理论两大分支，前者包括认知传播的本质理论、内部关系理论和外部关系理论，后者包括传播主体认知、传播客体认知、传播内容认知、传播媒介认知、传播介质认知等。这初步划定了认知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学科范式初步形成。 

在认知传播研究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们成为重要的时间节点。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传播学与认知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拉开了认知传播学学科建构的序幕。2014年4月，四川外国语大学举办“全国首届认知传播研究高端论坛暨认知传播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正式提出认知传播学概念。此后每年召开的学术论坛和出版的《认知传播学论丛》，使认知传播研究在组织、人员和时间节奏上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机制，大大推动了认知传播的研究进展。2020年，欧阳宏生教授等出版《认知传播学》一书，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认知传播的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为学科建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22年，四川外国语大学发布的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在“国际传播”专业下设“认知战略传播”研究方向，开始依托研究生培养机制搭建认知传播人才培养的梯队。认知传播学进入中国大学人才培养体制之内。 

库恩提到，一种范式是一个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理论等，一种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而且，共同体有不同层次，最广的层次是这个领域所有研究者的共同体，其次是各种专业团体，再次是各次级团体。如上文所梳理，在认知传播研究进展中，也开始出现相对稳定的研究学者，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研究梯队，认知传播研究共同体及其分支正在形成。 

综上，在这一阶段，随着学界对中国认知传播学科构建探讨的日益增多，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出现以及研究共同体的初步形成，中国认知传播学科属性日益明确，学科范式初步形成。库恩在提到新学科范式初步形成时的特征时，认为新学科范式应具备“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和“具有开放性，留有许多问题以待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去解决”这两个特点。目前，中国认知传播研究已经基本具备这两个特征。另外，在中国的学科建设实践中，认知传播范式除了知识引进和理论建构之外，还需要进入大学学科发展序列，即作为学科方向、组建相应专业和课程、教材建设、人才招生培养、学位点建设等。这才算真正完成学科建制，目前这一过程处于进行当中。综合来看，中国认知传播学已经到达了理论初步形成、学科初步构建的阶段。 

（五）常规科学初期：认知传播理论体系亟待完善，迎接新命题 

综上，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中国认知传播研究逐渐在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中找到了与中国本土较为契合的路径和方法，理论基础和学科构建初步成型。但是，若想作为一个范式指导后续研究，让更多研究者在这一领域中从事常规科学的“解谜”工作，目前认知传播的理论范式亟待进一步完善。后续的研究创新只有不断为这一学科贡献更多的理论以提升范式的解释力，方能指导该领域的学者把研究做得更细致、更深入。 

对此，邵培仁等对学科发展方向做出了深度思考，比如如何回答认知传播与传统认知科学之间的异同，认知传播涵盖怎样具体的内容与边界，认知传播如何补益当前传播学研究面临的各种核心问题等。喻国明等也提出认知传播学范式还未完全形成基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位一体”的体系认同；学科体系和范式的构建始终是认知传播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李明德等提出从价值系统、动力系统、知识生产系统和应用系统构建四个维度阐释认知传播研究的“中国特色”，从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理论。这些思考无疑对中国认知传播学科的继续构建和完善带来了重要启发，也是未来探求的方向。当一门学科发展到成熟时，对某一问题的解释就会出现一致的看法，即范式的力量使然，从这个要求来看，认知传播学仍然在行进的道路上。 

有了一种范式，就可以指导共同体的研究工作。虽然认知传播学目前处于常规科学的初期阶段，但已经彰显出了较强的解释力，有不少研究已经在这个框架内展开，带动了初步的“解谜”工作。“解谜”工作并不影响学科体系的改变，而是对学科框架中的一个个新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理论诠释、确定事实、匹配事实与理论等不断夯实范式的解释力。正如库恩所说，一种范式给研究者留下非常多的扫尾工作要做，而完成这些扫尾工作是令人迷醉的，大多数科学家倾其全部科学生涯所从事的正是这些扫尾工作，这就是常规科学。 

认知传播学的微观应用理论包括传播主体认知、传播客体认知、传播内容认知、传播媒介认知、传播介质认知等，因此应用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在知网用“认知传播理论”“认知传播视域”“认知传播视角”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已有很多应用研究。这些成果基本始于2016年欧阳宏生教授等发表《论认知传播学科的学理建构》和《意义·范式与建构——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等文章之后，主题主要分布在传播内容认知、传播主体与用户认知、国际传播认知和理论认知等方面。这些成果均是运用认知传播理论范式对一个个具体问题进行“解谜”。未来，认知传播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构建更加完善，必将赋能更多的应用性研究。 

三、数智化背景下认知传播研究面临的新问题及思考 

面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全面渗透，认知传播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步入了全新的数智时代，既面临理论范式初现而存在的解释力有限的挑战，也迎来了创新理论体系的新机遇。数智化背景下认知传播研究亟待解决几个新问题。 

第一，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内容的新主体，将带给传播内容生态什么样的变革？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内涵来看，它既是一类内容，又是一种内容生产方式，还是用于内容自动化生成的一类技术集合。智能机器参与甚至主导的内容生产扩展到多个内容领域，这些内容以及内容生成的机制与模式，将影响人们对公共信息环境的认知、人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行为。林克勤等从认知域的视角对人工智能新闻体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认知域不仅内生于人类神经与运动器官，还囊括了智能技术和智能生成空间的各种机器设备及其间性关系。因此，如何认知人工智能作为“新的行动元”在内容生产和传播网络中的地位？人机协同模式的边界与未来是怎样的？人工智能在深层次上如何塑造人与社会互动的全新秩序和模式？这些都是认知传播研究直面的现实问题。

第二，智能算法成为连接内容与用户的核心逻辑，用户接触的内容多数来自算法的推荐，因此用户对内容的认知与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在算法圈定的范围中。算法逻辑到底包含什么，算法“黑箱”对用户认知的影响有哪些？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和难理解性，可能会侵犯公众的知情权和用户的自主决策权，也会造成监管困难和伦理问题。尤其是生成式AI与用户的个性化互动会进一步加强，生成式AI可以对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更精准的推荐和回答，那么信息茧房效应是否会得到强化？用户对公共性话题的关注和认知能力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未来人们只关注自己的定制化内容，且人机互动的平台缺少人与人的连接链条，平台中公共议程恐怕难以形成。公共议程的淡化或消失，使人对外界环境认知模糊，甚至会使很多人完全不在意外界环境。” 

第三，数智化环境中的用户面临持续不断地数字媒体互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吸引力使得用户总是忙碌地点击这里点击那里，在社交媒体、网站、邮件、软件工具、视频中来回跳转，一心多用、同时留意多种信息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注意力被多种信息如此分割是否会弱化我们的自我认知能力？源源不断的信息流、无处不在的信息环绕在用户身边，随时可以访问、查找和被智能推荐，那么我们的记忆、思考和逻辑推理能力是怎样变化的？有研究发现，在神经生理学层次上，由于长期接触数字技术，赋予我们广域视野和长期谋划能力的大脑额叶被钝化了。信息技术似乎更强于把我们禁锢在信息回路里，而不是激发我们更高一级的自我认知能力。 

第四，在认知传播的研究工具方面，除了目前已经采用的脑电、眼动仪、磁共振成像等工具之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发挥不可替代的工具属性。在进一步探求用户大脑机制和心理过程的“黑匣子”时，人工智能可以在数据收集与分析、模型构建与预测、实时反馈与调整等方面发挥作用。比如，AI可以通过分析海量的脑成像数据来揭示大脑在处理不同任务时的活动模式；可以通过分析用户的面部表情、语音语调等来识别用户的情绪；可以通过一些任务来评估用户的认知能力等。在探求算法“黑箱”时，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开发可解释性AI技术，这可以帮助用户以及相关机构来理解AI的内部工作机制；AI还可以构建更完善的模型和反馈机制等。但是，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也面临着风险，比如算法的不稳定性、输入数据的偏差和错误、缺乏道德判断、泄露隐私、被恶意使用等。因此，认知传播领域在研究工具的升级迭代方面，也会面临一些新问题。 

以上几个问题显示出认知传播理论范式亟待提升其在数智时代的解释力和理论创新的双重需求，也蕴含着对技术与人文的深刻思考。我们既要借助技术的力量但又不被其所限，确保技术应用的正向价值；也需要不断创新研究方法，把人工智能与神经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结合起来以深化对认知过程的解析；同时，还需要回归认知传播的出发点——对于主体“人”的充分关注，揭示传播与人类认知行为的关系。总之，数智时代的认知传播研究既需要追求技术高效又要强调人性化，既需要宏观关注人与社会的互动又要微观洞察人类神经和心理的作用机理，既需要分析人工智能“行动元”如何重塑传播生态又要探求其所带来的人机互动新模式，由此不断丰富认知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进一步提升其解释力。 

结语

从库恩范式理论视角对中国认知传播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这一领域正遵循学科演进的内在逻辑蓬勃发展，不仅在理论框架上初步成型，实证研究也日益丰富，逐步迈入库恩所描绘的“常规科学”的初期阶段。在理论上，研究者们积极整合传播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理论资源，致力于深入阐释传播活动中人脑和心智的工作机制及其规律，初步构建起认知传播学基本学科框架；在实证探索层面，借助眼动仪、脑电、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技术性工具不断探求人脑处理信息的机制，这些多维度的应用研究不仅为理论研究的解释力提供坚实支撑，也极大丰富了认知传播学作为“常规科学”的实践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认知传播在方法论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质的飞跃，为进一步深入认知传播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因此，认知传播研究探索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传播活动中人脑和心智的工作机制的认识，也为解决新时代传播学面临的难题和危机提供了宝贵的跨学科视角和工具。但是，库恩理论也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常伴随反常与危机，而数智化环境的多变与复杂正不断向认知传播研究抛出诸多挑战。因此，面向未来，中国认知传播研究的核心使命在于立足中国实际，从构建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认知传播理论体系，从而推动认知传播学从“常规科学”初期阶段向更成熟的阶段继续演进。

           （责任编辑：王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