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丨葱花薄荷：暴雪已尽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世界上两家有特色的民宿，一处在阿拉斯加，另外一处在芬兰。这两家民宿的名字相同——The World's End（世界的尽头），它们是同一个老板，风格也相似，民宿将对客人的要求挂在网站的最明显位置——不欢迎短住，至少十五天起步；也不欢迎客人到处撒欢，因为民宿在森林深处，有点脱离现代，完全没有办法在民宿周边自助旅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介绍时，除了酷，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褒义词来形容。它更像一个隐蔽在世界尽头的牢笼，不仅不浪漫，甚至还带着很强的压迫感。

没想到，十年之后，在我和妻子顺利申请到了申根签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预订了芬兰的那处民宿。

临行前，我买了一部带背光的Kindle，这次非要啃下来《尤利西斯》，还带了一沓资料，要完成一篇旅行杂志的约稿，妻子装了几本考试用书，要利用这段时间备考GMAT。从订机票到打包行李都很安静，处于冷战中的我们不能说话，一说就会吵起来，大大小小的包裹和奇奇怪怪的目标就是我们避免无话可说的挡箭牌。

虽然从芬兰回来之后，我们两人双双折戟，都没有完成既定计划，但因为那段旅行的意外收获，这些失败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经过墨尔本、新加坡、迪拜、伦敦、赫尔辛基的五点四段转机行程，加上数段汽车颠簸，终于来到最后一站。我们踉踉跄跄出现在凯米车站，摘下口罩，扑面而来的北极风夹着冰晶吹在脸上，扎得生疼。还没到下午四点，车站周围已经布满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代理房东卢卡斯已经在车站大厅里等候我们多时，刚见面就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随后转身摩拳擦掌，瞬间就把所有的行李扛上车，下一刻就是给足油门，一阵猛开，近四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一栋独立的小木屋。

卢卡斯进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们签订协议，盯着几页意外伤亡免责条款，我心里打了一点点退堂鼓，想到之前做的功课，想到周围遍布北极狐、黑熊、白狼，想到探险一样的旅程即将开始，我哆哆嗦嗦把门拉一拉看看是否牢固。

接着卢卡斯给我们介绍房间，除了一台小型发电机、点火枪、灭火器和几盏灯，屋里再也找不到其他现代设备，发电机的功率小到只能维持几盏灯，而烧水要到由石头垒砌成的厨房，用篝火烧热铁炉，当然，做饭也是同样的步骤。

我问卢卡斯，如果我们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需要帮助，应该怎么求救，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办法，因为即便有手机信号能打通电话，他们最快也要三个小时才能赶到。换句话说，如果不幸遇上了危险，在这样的野外环境中，我们根本撑不过三个小时。

卢卡斯建议我们把电子设备屏幕的亮度调到最低，尽可能省着用。每次他来的时候，会把我们需要充电的电子设备拿回去充电，等到下次来的时候再带回来。卢卡斯走后，我搬了凳子到窗前，和妻子离得远远的。雪下得真大，就算看不清外面的白，隔着窗户还是能够听到雪落下的声音。

整片森林有七八栋像这样的独立小屋，卢卡斯每隔三天来一次，送给我们食材和木材。他的车是一辆改装过的铁皮车，为了防止被熊抓破，车窗玻璃外也都由厚厚的铁丝网编织起来。铁皮车行驶的路径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所有房子，并且装上所有想要“放风”的房客，再开到半小时车程外的滑雪山坡。介绍手册上说，这是唯一有安全保障的户外时刻。

幸运的是，在我们入住后的第一天，卢卡斯就来了，这让第一次“放风”出现得意外之早。我们打开车门，发现车里已经坐了六七个人，多数人身穿大红大蓝的衣服，一是为了拍照好看，二是即便走失，也能容易被发现。唯一穿着朴素的是个印度大哥，体态敦实，戴着墨镜，下车后，黑色羽绒服上迅速沾满了白色的雪花，像只熊猫，比所有衣着鲜艳的人都更引人注目，很多人跑过去跟他合影。房东说，汽车的笛声就像森林里的枪炮声，大家只要围绕着车旁边，豺狼虎豹都不敢靠近。喇叭声并不固定，时有时无，但每次有人走在车前，他一定会按喇叭吓我们。被吓的人也不甘示弱，团起雪球往车上砸，树林空地的雪球纷飞，卢卡斯见状，把喇叭按得更欢了。

白昼时间极其短暂，回到车上时，已经从白天到了晚上，再回到房间里时，像从冬天到了夏天，篝火把房间映照得红彤彤又暖腾腾的，眼镜上像贴了一层丝毫不透光的白纸。这是我遇到过最大的雾气了，把二人世界氤氲出不真实的感觉，擦干净镜片，真实的氛围又像从夏天来到了冬天，我把小台灯放在桌子中央，和煤油灯一样昏暗，但也能缓解尴尬。因为屋外檐角也挂着一盏灯，打开后，把房子周遭映衬得黄白相间，分不清亮堂堂的到底是灯光还是雪色。我回到先前的窗口位置发呆，感觉自己像苦行僧一样看着雪世界的雪平线越积越厚，却无能为力，在等死抑或者相约白头中，就此陷入了一场白色海市蜃楼的陷阱里。看久了白色，我有些眩晕，甚至幻想出来一只熊，也许它感到了屋里的暖，或者闻到了蜂蜜面包的味道，隔着窗户往里张望，我打开房门邀请它来做客，我不觉得害怕……哪怕如此，都远比只有两个人要好。

在这场出发之前的几个月里，墨尔本整座城市的经济持续萧条，我的运气也很差，经营的两家中餐厅因为种种原因两度关门，我们家也陷入生活的泥淖里，进退不得，妻子怪我考虑不全面，停业和复业都太唐突。我讨厌她的马后炮，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暴躁掺杂着冷暴力，沮丧但又无可奈何，那一年南半球的夏天恨不得每天都掀起几股热浪，可是我们的感情跌到了冰点。

“要不要关店”“要不要重新找工作”“要不要换一座城市”，就像是徘徊在耳边的三个回音，每天我们都要重复谈起来，畏首畏尾却又心有不甘，怕离开之后有了转机，又怕留下来会越陷越深，迁就的同时也成了桎梏，做不出选择，互相怨怪对方成了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方法。

残存的希望寄托于婚姻咨询。于是在剑拔弩张前，我们和和气气地坐在婚姻咨询室里，听从了婚姻咨询师给我们的建议——离开家，去一处没人的地方，学会独自相处。

当然，我知道，这无非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换到一个新鲜的地方而已，逃离不了对方的存在，就算是在天涯海角，也只是做些徒劳的无用功，所以对于这次出行也没有太高的期待。

可这已经是茫茫海面上唯一的一棵稻草，无论它能不能救命，在致命潮起前，我们都只剩下这一个选择了。

晚上吃完简餐，又开始了漫漫长夜，此时的氛围和在墨尔本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也许因为下午出去受了冻的缘故，妻子洗完澡后，就开始发高烧，吃完药也丝毫没有变化，我想找联络工具又放弃，即便是能联系到外面世界，即便是有人能在三个小时后到来，可是又能做什么？房间安静，暖黄灯光之外，外边的雪花纷纷扬扬，欲要埋没一切，或者原谅一切。

我把窗台上的雪装进塑料袋中做成“冰袋”，放在她的额头上，她的表情微微诧异，也许是抗拒，但没什么力气，任凭我擦汗，又闭上了眼。袋中雪两三分钟就融化成水，外面的雪下得再大，也赶不上换冰袋的速度，窗台上的雪还没堆成厚厚一层就被我捧走了，乍一看，给人一种雪已经停下来的感觉。到后半夜，也许耗尽了体力，她终于沉沉睡着，我松了一口气。

坐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像个勤劳又憨厚的农夫，对着想要吃掉我的蛇，明明有百般报复的机会，却还是变着法儿地想要帮她。此刻最令人恐惧的是孤独，以及求助无门的绝望，无论她是好是坏，总好过“失去”和“没有”。这和我曾经遇到的处境很相似，但那次我是被照顾的。

十年之前，大学生们流行搭车。妻子是我大学的学妹，中日混血，出生在日本，在台湾生活过几年，我们相识于驴友社团，约定在暑假从西安搭车去格尔木，再走青藏线进藏。

男女搭配是搭车的黄金组合，娇弱的女生更容易博得司机的同理心，增加车停下的概率，人高马大的男生则可以给女生提供安全保障。她不够娇弱，我也算不上人高马大，可是我们从西安到那曲运气极好，一路顺风顺水，每天的搭车计划都超额完成，原计划十天的路程只用了六天，只剩那曲到拉萨的最后一段行程。

我们到那曲附近一个小镇子的那天是个下午，天际线上的日照金山美不胜收，我脱掉冲锋衣和毛衣，只留下短袖背心，英姿飒爽，让她拍一张我跳跃的姿势，扬言要成为大学里最接近天顶的学生。起跳才一半，就感到无力，头顶的眩晕传到腿上，随后酥软袭遍全身。下一个场景就是抱着像枕头一样的氧气袋躺在床上，她坐在床边。

旅馆的老板嗔怪我的鲁莽，劝我离藏，“肺水肿”成为那天晚上听到最多的一个词，言语夸张到似乎离死亡只剩一步之遥，我也不得不做好一个人回去的打算。

第二天早晨，她已经收拾好她的行李等着我，理由是“一个男生不好搭车”，可代价是她离只有一步之遥的拉萨越来越远。我知道她有不舍，嘴上也说着不用，但内心还是自私地想要她陪着我回去，自己实在太害怕一个人了。当她和我一起坐上返回五道梁的顺风车时，我身上的虚弱仿佛全都消失。

那个暑假潦草结束，那一场未竟的旅行一直都浓墨重彩地刻在我的大学生涯里，也是我欠她的。两年后，她晚我一年来到澳大利亚，我们正式成为恋人，一起忙于学业，忙于恋爱和婚姻，忙于家庭和事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一起去拉萨了。

那次我向心理咨询师介绍我们的故事时，妻子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是认同还是觉得无所谓，但是至少有一点，她应该也会和我一样怀念那时候的我们。

也许是因为反复开窗着凉，临近天亮的时候，我也发烧了，加上彻夜未眠，神情恍惚，不得不躺下。迷迷糊糊中，我看到她起来，同样开窗户，给我装“冰袋”，去厨房烧热水，扶着我喂药。我甚至都分不清是不是梦，如果是的话，只能说这个梦太逼真。

中午刚过，我被她叫醒，床边放着一碗热牛奶麦片，直到我戴上眼镜，看到她素颜的脸上挂着浓浓的黑眼圈，才确定那些场景都不是梦。

我和她都没有胃口，勉强喝完了碗里的牛奶，各自在餐桌上拨弄着碗底湿漉漉的麦片。几分钟后，我伸手拿过她的碗，打算去洗，看到她的眼神迟滞，没有锋芒，也没有冷意，这也是两三个月以来，我们唯一一次温柔的目光对接，就像上一个夏天。

那个下午，我们坐在基隆的一家海边咖啡厅里，因为天气预报的雷阵雨，客人稀少，格外安静，于是我们打算久坐。窗户半开着，海风断断续续，她在Kindle上看书，我在平板电脑上写笔记，咖啡厅的音乐绵密悠长，可我想听周杰伦的歌，因此一直带着降噪耳机，我把眼镜摘下来，脸近乎贴在屏幕上，用电子笔写了一下午的字，整个下午的气氛轻松浪漫，窗外从乌云摧海到灿烂千阳，一直到夕阳从指间缓慢消融，咖啡厅转而变成了晚餐厅，服务员怯怯地过来问晚餐需要点什么，大概她以为我们两个人正在冷战或者是两个哑巴吧，直到那时候，我俩对视，才发现只用了120新台币就享受了一个下午的沉默竟然那么迅疾又有情调。

同样在静谧之中，同样都没有外界的干扰，唯一不同的是那个夏天的一秒钟对视之后是两人的哄堂大笑，而这一次是两人有默契地错开视线。我不觉得失落，至少有那么一瞬间，我从她的眼里看到了从前的样子。

此后几天，因为身体虚弱，我们没有再跟卢卡斯出去。读书，吃饭，睡觉，望雪发呆。第一个三天像囚笼，我和她很少说话，时不时轮流开门透气，但不会走得太远，另一个人就会在窗边侦察周围环境；第二个三天像禁闭，仍然不习惯对话，只不过肢体语言可以表达一切；第三个三天像去一位陌生人家里做客，尽管卢卡斯送来的黄瓜和胡萝卜没那么新鲜，可我们已经能够用简单的工具合作做出来还算好吃的三明治了；第四个三天开始有些像是回到了我们墨尔本的家，因为晚上我们坐在一起看了一部恐怖片，两人都害怕，无意间两手触碰，随着尖叫，十指相扣，退烧过后的手虽然冰冷，却和心脏一起跳动，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时间久到我已经不记得。房顶和房子周身的木板，被夜风吹得嘎吱响，在白色的主色调里，像有鬼魂不断地敲打房顶和墙壁。我睡眠很浅，即便戴着耳塞，也很容易被屋外的“砰砰”声惊醒，每次卢卡斯来的时候，我都会找他抱怨。有一次趁着风小的时候，他搬着梯子到房顶检查，找不出来是哪里的钉子松了，或者太多钉子都松了，他懒得去修，下来之后只是耸肩，我对他的态度不满，甚至准备好了网络差评的措辞，打算离开后发帖控诉。那晚我反而有点感谢卢卡斯的“不修之恩”，钉子的嘎吱声伴着壁炉里的噼里啪啦声，都像是给恐怖片的伴奏，在影片结束后迟迟不肯消失，如同一场生死浩劫度过后的心有余悸，有点出人意料的动听。

生病伪装成僚机，又悄无声息退场，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两个人的世界本不应该是稀缺资源，只不过靠着相濡以沫的方式度过了最难熬的十几天就变得弥足珍贵，额头曾有多火热，心里就有多依赖，怒气值在北纬66°的地方被风吹得像雪花一样纷散，用正常语气说出来的话也终于归于平常，眼神的交流也变得简单。雪越下越大，又越来越明朗——接下来的几天，大雪都不会停下来，但我们也不再是两座无人知晓的孤岛，至少可以互相倚靠。

直到退房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坚持读完《尤利西斯》，却意外看完了《亲密关系》，对于处于微妙关系中的我和妻子来说，这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收获，当然，把Kindle保护套合起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在这段日子里渐渐回到了亲密。

就在这一个月里，我和妻子度过了一段冷静期。

就在这一个月里，从极其难熬，到逐渐心如止雪。

过去几个月的争吵，被埋在雪地里，悄无痕迹。

绝境之地蔓延出绝境之美，也长出了感情之花。

而转折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从那场电影，也许是从那次目光相遇，更有可能是从决定旅行的那时起，让我知道这段关系并没有糟糕到无药可救。

回到墨尔本的家中，南半球此时赫赫炎炎，仿佛经济在我们离开的一个月之间突然好了起来，又成了熟悉的万家灯火的样子。我的旅行文章被退稿，妻子的GMAT考试失利，我们像被浇了两盆冷水。我向朋友说起这一段经历，他们说太遗憾了，竖穿了整个地球，最后仍然是这样的结局，何况这么多天本来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在护照上可以留下更多的印记，而我们好像没有任何关于旅行奇遇的故事，失去了新鲜感，活脱脱地把旅行熬成了日子。

是的，我向他们说那一个月所到之处，只有一座城市，甚至连城市都算不上，我脑子里只记得在世界尽头的那一大片森林，那一阵阵停不下来的雪花，那一个十指相扣的长夜，以及从绝境中走出来的一段感情。

很多旅游团可以在一个月里深度游完整个欧洲大陆了，朋友说。当然，他们也会时刻不停地上网发微博发朋友圈，仿佛美景美食出现在每时每刻，以此证明用旅行远离了世俗的浮躁生活。

但，旅行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吗？

原刊于《延河》2025年第10期

（作者简介：葱花薄荷，本名苑晓康。作品散见于《延河》《读者（原创版）》《中国青年》《儿童文学》《博爱》《意林》《青年文摘》等杂志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