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国砫 陈朋亲｜“接触场域”视角下非洲华商新生代的社交困境研究

温国砫

博士，南京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陈朋亲

 博士，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的华侨华人数量不断增多，尤其是在中国“走出去”、中非合作论坛等政策、平台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走进非洲“淘金”“创业”，这一潮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普遍落实更加凸显。截至2022年底，非洲的中国新移民群体维持在100万人左右，以南非为例，近年来，南非平均每年增加中国大陆新移民约1万人，新移民占南非中国海外移民总数的80%，其中大多数为在非洲经商创业的新华商群体，他们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通过各种途径前往非洲经商创业的各类华商（含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及大陆）一起，构成了非洲华商群体。虽然已有的研究大多数认为中国新移民前往非洲谋生创业之时通常选择将子女留在中国，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华商子女跟随他们的父母在非洲生活、接受教育等。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入推进，中非青年交往就成为了增进中非之间深情厚谊、互利共赢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方面，因而对非洲华商子女在当地的社交状况进行研究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为了区别于过去各个历史时期迁移到非洲的华侨华人群体及华商群体的子女，本文将出生于1990年之后的非洲新华商子女定义为非洲华商新生代群体，他们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1）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或在中国境内出生，但至少跟随父母在非洲生活、学习或工作3年以上；（2）他们或是从小跟随父母在非洲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学生，或是跟随父母到非洲创业谋生的青年华商；（3）他们的父母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国大陆进入非洲经商创业的新华商。那么，作为跟随父母前往非洲学习生活的华商新生代，他们在非洲的学习成长有哪些特点？面临怎样的社交困境？在当前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非洲华商新生代如何融入中非友好合作大局？有鉴于此，为了探究非洲华商新生代在非洲国家面临的社交困境，本文拟引入“接触场域”这一概念来分析非洲华商新生代在非洲国家的成长生活空间，通过探讨他们在“接触场域”中面临的社交现状，进而探讨其所面临的社交困境及原因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及思考。

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场域”是一种权力分布结构，是个体赖以生存的利益空间范畴，是个体的社会网络或强加在个人中介者身上的、客观地位之间关系的形貌，是个人地位间客观关系的领地，由各种社会关系连接的、表现形式多样化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而跨文化互动的“接触场域”（Contact Zone），有学者称之为“接触地带”或“接触区”，主要指不同文化相互接触、进行碰撞乃至发生冲突，且往往充斥着高度不对称的支配地位和从属关系的社会空间。而“接触场域”中个体间不平衡权力关系主要是由其性别、种族、年龄和收入等相关的社会人口属性所决定，而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主要是指个体所占据的社会网络位置不同而导致拥有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因而权力即资本，其能够用于促进跨文化互动、解决矛盾和建立社会关系网络。

移民研究中的“接触场域”则主要指在移居国处于主流社会的多数群体与少数族裔群体（移民）进行跨文化互动时所面临的权力分布结构与互动空间范畴，他们所建立关系网络的机会和能力往往存在差异，并且充满挑战。移民在移居国面临的“接触场域”多为自身权力关系分布相对较弱的社会空间，里面充斥着移居国主流社会文化规范符号，移民不得已在这些场域中接受自身文化以及与主流群体进行跨文化互动。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身处权力关系分布较弱的原因，移民既不能消除与主流群体的文化区隔，又难以回归到迁移之前的舒适地带，在面临强烈的文化冲击的情形下，他们只能通过成立同族裔的互助小圈子并沉浸其中，以避免文化冲击带来的不适与冲击。

“接触场域”不仅指具体可感的地理空间，更强调其内部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由于迁移带来的地理空间转变，移民在“接触场域”中不仅需要与同族裔移民群体进行沟通，而且还需要与主流社会群体进行跨文化互动。如此一来，与主流群体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互动就成为了移民多元文化论的最新落脚点，即移民可以在维持祖籍国原有的文化特性的同时，也能够与主流社会文化进行多种形式的互动与融合。然而，由于移民个体存在社会人口属性差异，不同的个体在“接触场域”中与同族裔或移居国主流群体互动产生的结果容易出现巨大偏差，那些跨文化交往能力较高的群体能够比较顺利地与主流社会建立关系网络，但缺乏相关跨文化交往能力的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容易形成同族裔的“小圈子”。可见，移民在移居国所面临的“接触场域”不仅包含了移民自身族裔社区，还包括移居国的所有与主流社会有关的社会文化空间。有鉴于此，本文将从非洲华商新生代的日常学习、生活及工作等层面出发，展示和分析他们在移居国不同“接触场域”下的学习生活经历，为促进青少年移民研究贡献力量。

已有研究发现，非洲新华商群体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非洲经商创业的中国大陆新移民，许多学者对非洲新华商的经营模式、面临的挑战、利用中国的资源在非洲进行跨国经营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了“非洲新华商不以融入、入籍非洲当地为迁移目的”的结论，导致他们在非洲容易呈现出“经济领域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层面与当地隔离”的状态。由于他们不入籍、不融入当地社会，使他们经常候鸟式地往返于中国与非洲，导致他们大多将子女留在国内。然而，也有学者发现越来越多在非洲创业的中国新移民会将子女带到非洲接受教育、生活甚至让他们复制自身的创业模式以取得新的经济成功，尤其是来自浙江丽水与温州、福建福州等侨乡的中国新移民们。不同于其他海外华裔新生代“香蕉人”所面临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非洲华商新生代多数保留着中国国籍，随着他们在非洲的逐渐成长，他们在非洲的数量规模亦不断扩大。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了非洲华商新生代面临的跨文化互动问题，认为通过聘请相关教师对他们进行培训等是解决非洲华商新生代跨文化互动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知多数学者关注到了移民在“接触场域”与当地主流群体进行跨文化接触存在一些困境的事实，并就此提出了一些解决建议。但是，学界对非洲华商新生代如何在“接触场域”与文化的“他者”进行社交互动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为本文留下了研究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非洲华商新生代在“接触场域”面临的社交现状及困境为研究主题，探讨他们在非洲国家学习生活多种复杂“接触场域”中面临的社交困境以及原因机制，进而提出相应的应对举措，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培育新时代中非友好的青年、丰富非洲华商新生代及青少年移民研究贡献力量。

本文资料来源于2018年5月至2023年4月笔者对非洲华商新生代进行的跟踪观察，并对30位非洲华商新生代（及其父母）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资料搜集方法主要通过网络访谈与国内线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得受访对象。受访者年龄为35岁以下（15岁以下由其父母代为接受访谈），受教育程度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各层次。受访者父母所从事的行业包括商品贸易、木材砍伐与贸易、鞋帽百货、建筑材料、家装产品、医药保健、中餐馆、华人酒店等，他们父母赴非洲的时间为1986年至2016年，而2000年以后到达非洲的人数相对更多，他们父母的教育背景以初中、高中为主。

表1 非洲华商新生代受访者情况一览表

通过表1可知，大多数受访者出生于中国，他们跟随父母在非洲生活大多数为3~5年，他们的英语水平相对较差。在整理访谈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多数非洲华商新生代主要集中在与两个族群的文化互动上：一是与同族裔的中国人群体互动；二是与非洲当地人（含在非洲的其他外国人）互动，但在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明显存在差异。本文接下来将探讨非洲华商新生代在“接触场域”面临的社交困境及其原因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非洲接连实施“结构调整计划”“民主化进程”，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更为系统地强加给日益依赖于外援的非洲，但产生的结果却是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经济凋敝、教育系统失灵、卫生保健水平下降的艰难状况。21世纪以来，虽然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有所改善，但多数非洲国家社会治安、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条件并不理想的状态并未有太大改变，这使得众多非洲华商新生代需要与他们父母一起面对复杂多变的学习与生存环境。在本研究中，由于非洲的教育、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相比中国而言较为落后，多数受访者提及了他们辗转于非洲学习生活的被迫与无奈。

“这边的条件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在我们家乡（福建）就是说有这样一种风气，到了一定年龄就到国外去闯，我的父母属于比较早到非洲这边的，高中的时候我学习也不好，所以高二没上就跟着父母来到这边（非洲）了，虽然这边饮食、社交方面都很不习惯，但没办法，要赚钱吃饭，跟着父母走总比一个人要好。”（FQ-Q-1）

可见，虽然多数非洲国家的生活环境相对于中国而言不太理想，但非洲华商新生代由于家乡向外迁移的习俗以及自身缺乏相对较好的教育背景，加上部分人因家庭条件限制，为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替代途径以及维持家庭的团圆和睦，他们不得不跟随父母辗转在非洲工作与生活，这体现了非洲华商及其子女的无奈。此外，由于部分新华商无法兼顾家庭与在非洲的事业，他们不得不将子女带在身边，使他们的子女不得不在非洲进入陌生的“接触场域”与当地人进行社交互动。

“在这边（坦桑尼亚）做生意，之所以把小孩带过来，是因为家里没人带，老人也老了，在这边没有中文国际学校，只能去欧美人开的国际学校上学，由于小孩子英语也不好，刚去的那几年，学习成绩都是垫底的，也很少与当地人交朋友，所以小孩子刚开始适应这边的学习生活有点困难……后来过了几年，小孩英语好了一点，其他学习成绩虽然也比以前好一点，但还是很一般，而且他们仍然无法交到很多当地朋友。”（FQ-J-3）

可见，在非洲的华商新生代不得不在当地学校及其他公共场合与当地的学生、老师及其他人互动，而产生的结果并不如人意——学习跟不上、缺乏当地朋友。而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洲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加上他们语言能力的不足，使他们无法快速建构与当地人的关系网络。此外，多数受访者及父母表达了非洲治安与社会环境令人担忧的现状。例如，在喀麦隆、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曾出现多起华商父母所雇佣的当地员工（司机、保姆等）绑架、伤害其子女的案件，这让非洲华商新生代更害怕在陌生的“接触场域”与当地人接触。对此，多数华商新生代除了在学校、餐厅等必要的“接触场域”与当地人接触外，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其他中国人形成亲密的社交关系，形成同族裔的“小圈子”，在满足情感社交需求的同时，又能够避免其他社会活动空间中可能发生的潜在“伤害”。

非洲华商新生代对“接触场域”的选择与以往少数族裔移民为避免在陌生的“接触场域”与他人互动带来的不适与冲击，进而选择在自身熟悉的“接触场域”进行社交活动如出一辙，表明非洲华商新生代在陌生的“接触场域”与当地人互动过程中仍无法占据主动，使他们选择退守到熟悉的同族裔“接触场域”，进而形成族裔社交“小圈子”，以避免出现安全风险、情感不适等情形。由此，非洲华商新生代形成了一种在陌生“接触场域”的被动社交与在同族裔熟悉“接触场域”的主动社交等两种社交形态，使他们既不完全停止跨文化关系网络的建立又能维持自身熟悉的族裔关系网络。

非洲华商新生代的父母多为辗转万里到非洲经商创业的新华商，其家庭环境充斥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并且多数华商新生代的家庭经济水平因他们父母的跨国创业而得到了提升，使他们虽然历经颠沛流离，但经济地位则相对于多数非洲人而言较高。此外，由于非洲华商新生代的父母自身教育背景不佳，对子女的培养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对子女的未来安排缺乏相应的规划。在本研究中，多数非洲华商新生代的父母都倾向于让他们的子女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复制自己的经商创业模式，让他们在非洲经商做生意，当然也有少部分家庭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前往条件更好的欧美、香港或返回内地接受高等教育。

“孩子的爸爸希望他高中毕业后在这边随便上个大学，然后毕业后就接班，继续在这边做生意。我呢，其实很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成绩好一点的话送他回内地或香港上大学，但是在这边由于他的英语一直都不太好，我们也给他请过英语老师，但是就是学不会，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很可能按照他爸爸给他设定的道路往下走了。”（FQ-J-2）

非洲华商新生代未来接替父母在非洲继续打拼的情况较为普遍，原因在于多数非洲新华商及其子女受家庭、家乡环境影响，认为读更多的书才能挣更多的钱，但非洲新华商自身的经历则代表了一种不用读很多书亦能实现经济地位提升的路径。因而在新华商父母的带动下，不少非洲华商新生代在高中毕业后开始复制父母在非洲的经商创业模式，希望自己跟父母一样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地位提升。可见，由于父母在商业上的成功极具感染力，多数非洲华商新生代会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实现个人的发展。

如前所述，由于非洲多数国家社会治安情况不如人意，非洲新华商及子女更多专注于家庭生活，尽量在家庭这一熟悉的“接触场域”中获得安全感，缓和与当地主流社会的疏离感。但是，由于部分新华商过于专注经济利益获取，在子女教育方面较多关注物质层面而忽略精神层面，他们在与子女的沟通中容易产生摩擦，尤其是当他们的子女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其在应对外来压力时缺少家庭支持。例如，在陌生“接触场域”互动受挫回到家庭的非洲华商新生代，他们更需要的是来自父母的关心，但由于他们父母更关注事业发展及家庭安全保障，对他们的内心活动关注较少，在陌生异质性的环境中缺少更多的沟通渠道，让他们感到越来越大的难以言说的环境压力。

“我在非洲学习有6年了，家里条件也还不错，但是由于父母比较忙，我有什么事情都很少跟父母讲，尤其是我父亲太忙了，偶尔会跟妈妈讲。上学期间，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是很多的，但平时父母对我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关注不多，除非有时候（我）跟当地同学打架了，他们就会来处理，这时候就会更关注一下我的情况了。但是平时的话，我都是跟这边和我一起的中国同学交流比较多。”（FQ-Q-12）

可见，由于非洲特殊的异质性环境以及新华商自身具有较强的商业性的特点，他们与其子女的代际关系趋于紧张，让非洲华商新生代感受到的压力非常大，并开始更多地寻求与中国同学的沟通。同时，由于新华商对子女缺乏相应的教育规划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多数非洲华商新生代缺少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他们更多是通过复制父母的经商模式而获得经济地位提升。因此，家庭生活除了给非洲华商新生代获得安全感、提供一条短期内实现经济地位提升的途径外，他们与父母的代际关系亦容易遭受当地环境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表明，移民个体的跨文化技能与其社会人口属性高度相关，跨文化互动技能的高低对他们建立和拓展关系网络、避免跨文化冲突具有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非洲华商新生代由于缺乏相关跨文化技能，他们在不同“接触场域”中与非洲当地社群的跨文化接触容易招致各种不必要的冲突。本研究的多数受访者表示，由于他们跨文化技能不足，与当地人的互动与交往并不频繁，除非是在学校、餐厅等必须出现的公共“接触场域”，否则极少会与当地人产生交集，原因在于与当地人交往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或者不确定，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社交冲突。

由于非洲华商新生代跨文化接触的技能不足，对当地语言、文化、规范等了解不多，他们在学校等“接触场域”与他人进行跨文化互动时容易引发冲突。同时，许多受访者表示，由于他们父母本身的教育背景不佳、跨文化接触技能亦不多，所以从小到大很少有人指导他们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知识，尽管当地国际学校有类似课程，但语言不通的他们却无法掌握其中精髓，容易与他人产生冲突。

“当时我上初二，离我从中国到这边（喀麦隆）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也懂得了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学校里我是尽量不去惹事的，可是当时有个同学，因为问我要吃的我没给他，他就用不好听的称呼辱骂我和我爸妈，当时我不知道是啥意思，后来问了别人后，我心想着骂我可以，骂我爸妈绝对不行，所以我当时就跟他打了起来，当时没有人帮我，反倒有人拉偏架，但是我并不怕，后来他们看我那么厉害，就没人再敢骂我。”（FQ-Q-16）

可见，由于缺乏相应的跨文化接触技能，非洲华商新生代大多不懂得如何正确处理跨文化互动，尤其是在陌生的“接触场域”中，他们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就更为突出。事实上，由于语言能力不足、跨文化接触技能欠缺，非洲华商新生代在其他陌生“接触场域”亦无法正确处理跨文化冲突，包括不知道如何与文化的“他者”进行正确互动以及如何正确表达自身的想法等。

此外，非洲华商新生代在初次从事商业活动中与当地人交往时也容易面临跨文化互动困境。由于对陌生环境、群体等行事风格不了解，非洲华商新生代在初次经商创业之时不知道如何处理与当地人的纠纷与矛盾，容易产生冲突。

“我当时也是刚出来自己单干嘛，货源、店铺都是父母帮我搞好了，我只要在那里负责销售就行了。但有一次发现当地员工偷我的货物私自拿去卖，当时我就火来了，拿起棍子就朝那个偷货的员工打去，打了很久，后来有人报警了。警察来了，二话不说，先把我铐起来，我当时很气愤，明明是他偷我的货，干嘛不抓他而抓我。警察说，不论他偷你什么，你打人就不对，所幸当时父母过来处理了这件事。”（FQ-Q-6）

如前所述，由于非洲华商新生代除了在学校及部分公共场合不得不与当地人接触外，其余生活大多倾向于停留在同族裔的小圈子之内，进而选择拒绝进入当地主流社会以及构建相关社会网络，他们对当地主流群体的文化规范、行事风格不了解，在初次进入当地市场开展经商创业活动时容易遭受损失。

由于非洲华商新生代受父母、家庭以及中华文化的影响较大，加之非洲特殊社会生活环境，他们与父辈一样并不愿意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文化冲突带来不必要麻烦，另一方面则是非洲多数国家社会保障不佳，让他们不愿意永久定居非洲。据了解，本文的大多数受访者及其父母均认为在非洲的学习、生活以及经商创业只是一个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可能终其一生，但他们多数最后还是选择回国“落叶归根”。可见，出于对当地社会生活环境的评估，非洲华商新生代或许会回国寻找另一条社会向上流动路径，虽然他们仍最有可能留在非洲重复父母在非洲的经济地位提升路径，并在社交方面保持与同族裔群体在熟悉的“接触场域”中互动。

在跨国家、跨文化背景的移民语境下，移民在“接触场域”中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充满障碍与挑战，作为非洲新华商子女的非洲华商新生代亦不例外，他们在陌生的“接触场域”中更是面临着人身安全、代际关系紧张、跨文化冲突等社交困境。对此，需要整合中国、非洲国家双方的政府、企业、社团组织等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他们的关心与支持，并为改善他们在“接触场域”的社交困境提供支持与帮助。

非洲华商新生代父母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前往非洲经商创业的新华商，他们迁移到非洲主要是基于商业目的而非要在非洲定居，当然不排除他们最终也可能会定居，但基于经济因素的新华商无疑对市场机会更加敏感，对可用资源的调用更加娴熟，相对而言对适应和认同等融入非洲本地社群的问题关注较少，这些特点对他们在子女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尤其是在对他们的子女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等方面影响巨大。对此，非洲新华商应在子女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发展规划等方面加强学习，以提升对子女教育发展规划、代际关系处理等能力，避免非洲华商新生代因家庭关系紧张而陷入跨文化社交困境。

由于非洲华商新生代的不断成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亦不断暴露出相关问题，因而许多新华商父母已开始反思教育方式与理念。当前，已有不少非洲华商新生代的父母意识到在非洲特殊的环境下子女成长面临着诸多困难，他们一方面不断追求经济利润，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进与子女沟通交流的方式，为他们的子女发展殚精竭虑。例如，在尼日利亚从事家装行业的唐先生，在意识到孩子出现叛逆心理后，他就在工作之余与许多朋友一起探讨孩子未来出路问题，并改变了以往在与孩子沟通过程中较为强势的做法，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并与孩子一起努力解决成长中遇到的问题。目前，唐先生的儿子已经在当地高中毕业，并顺利获得了国内某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除唐先生外，不少非洲华商新生代的父母均反映他们在与子女沟通交流中面临的问题，以及在非洲特殊环境下子女发展这一大问题。对此，诸多非洲华商新生代父母表示，由于自己教育背景不佳，他们大多会通过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亲朋好友讨教先进教育理念与未来发展道路问题，实在别无选择之时才会让他们的子女跟随他们一起在非洲经商创业。可见，出于对非洲的生存环境以及自身教育能力的评估，非洲华商新生代的父母会尽力为他们的子女谋取一个好出路，实在没有选择之时才会让子女留在非洲复制自己的经商创业模式。此外，不少非洲华商新生代受访者亦表示，与父母沟通交流是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而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接触场域”遭遇到的社交困境的处理。因此，对非洲新华商群体进行子女教育沟通培训、子女发展规划引导刻不容缓。

跨文化技能主要指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基于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有效、恰当的沟通能力。由于非洲华商新生代及其父母大多未接受过正规有效的跨文化技能培训，他们与非洲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中均容易产生社交困境，尤其是作为青少年的非洲华商新生代面临的跨文化冲突更为突出。因此，根据非洲华商新生代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当地文化知识学习、提升沟通能力，加强对他们的跨文化技能培训等就显得尤为必要。

由于非洲华商新生代在非洲学习与生活时间均超过3年，他们对当地国家的生活环境、设施等均已经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但是，由于他们自身受父母的影响较大，因而他们保留的中华文化特征相对更浓厚，却对当地文化不了解，而他们父母亦经常忽略这方面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强化他们对非洲当地文化、习俗、规范等方面的培训，进而使他们在陌生“接触场域”能更快地掌握相关背景知识。对此，非洲华商新生代父母一方面可以多带子女见识非洲当地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还可以多给他们讲述中非友好交往的相关故事，让他们成为中非友好交流的“小天使”。据了解，有不少非洲华商新生代在给子女取名字时添加“非洲特色”，此时父母就非常有必要向他们讲述名字的由来，让他们了解自己学习生活的土地。例如，居住在坦桑尼亚的新华商周先生，在给子女取名字时就融合了当地元素，男孩取名为蒙坦，女孩取名为童妮，这种做法使他们的子女更能加深对当地的印象，并让他们在陌生“接触场域”与当地人互动之时获得亲和感。

加强非洲华商新生代跨文化技能培养，是改善他们在“接触领域”社交状况的重要方面。虽然有非洲国家的国际学校开设了相关跨文化技能提升课程，但由于多数非洲华商新生代英语熟练程度有待提高，因而效果并不明显。另外，部分非洲华商新生代父母选择给子女聘请私人家庭教师的方式来强化培训，但他们聘请的多为非洲当地人，或者是欧美人，与非洲华商新生代存在强烈的文化差异，培训效果亦不明显。对此，有条件的国家可通过非洲当地的华人学校、中国文化中心或孔子学院开设相关跨文化技能提升课程的方式，定期给非洲华商新生代及其父母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缺乏相关条件的非洲国家可以通过非洲华商新生代父母所在的商会、社团、协会，邀请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来给他们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使非洲华商新生代能够在无语言障碍的情况下快速获得相关跨文化知识。此外，由于非洲的特殊环境，还应在安全保障方面加强对非洲华商新生代的培训，例如定期开展安全讲座、强化安全防范举措等。因此，对非洲华商新生代的培训应与中非文化交往、非洲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才能使他们在提升跨文化技能的同时又能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

青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先锋力量和创新力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青年，而非洲华商新生代作为中非青年交流的生力军，却一直以来未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携手非洲国家开展的中非青年联欢节、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非洲人才计划等，非洲华商新生代却大多难以参与其中。不可否认，作为非洲新华商的子女，非洲华商新生代由于总体上数量有限，他们经常被政府、学界等看作同一类群体，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差异性被忽略，也就无法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对此，一位来自南非的非洲华商新生代的母亲提到：“我的小孩在南非待了快10年了，现在他高中毕业了，虽然回国考华侨相关的大学有一定的政策优惠，但却享受不到非洲青年可以去中国留学的红利，并且相关中非青年交流的平台非洲青年就可以参加，但他却没有渠道参加，这让我很困惑。”

当前，虽然国家出台了海外华侨子女归国参加高考等相关优惠政策，但更多中非青年交流的相关利好政策却较少考虑到他们。除了因为他们分散在非洲各个国家且数量相对较少以外，对他们的召集与组织也存在一定难度。对此，国家在出台中非青年交流相关政策之时，可以通过非洲国家的使领馆、华侨商会、协会等机构的召集，优先将非洲华商新生代囊括进来。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开阔非洲华商新生代的视野，使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国家发展、中非友好的事业中来，并加强他们在“接触场域”的跨文化互动经验。此外，在开展中非青年交流活动之时，完全可以考虑将活动舞台设在非洲华商新生代群体规模较大的国家，如此一来，既贴近了非洲又可以聆听中非青年在交流中的实际需求，并且增加了非洲华商新生代在“接触场域”与当地人进行跨文化社交的机会。

除了从国家政策层面强化对非洲华商新生代的支持外，中国驻非洲机构、企业以及华侨社团、协会等应当加强对他们的支持与关怀，让他们从小感受到中非合作的成果以及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与骄傲。目前，来自福建、浙江沿海侨乡的非洲华侨同乡会、社团等对非洲华商新生代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助力他们尽快复制长辈的经商创业模式，对他们的教育方面亦是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对于促进中非青年交流方面的举措则并不多。对此，我们在非洲华商新生代规模较大的国家完全可以成立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或中非青年交流协会，中国驻非洲使领馆、中资企业及相关机构应为该委员会或协会的运作提供支持。例如，可以组织非洲华商新生代及相关非洲青年群体前往中国援建非洲的基础设施参观，包括中国企业援建的众多非洲国家的体育馆、桥梁、机场以及公路、铁路等，让他们真实感受中非合作的成果，促进他们中非友好的意识，进而培养他们在“接触场域”中与当地人进行跨文化互动的能力等。

可见，非洲华商新生代不仅需要来自父母、政府政策的关心与支持，更需要中国驻非洲使领馆、中资企业、华人学校、华侨社团、协会等的关怀与帮助，才能使他们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较为顺畅地在“接触场域”与当地人尤其是当地青年进行跨文化互动。

通过对非洲华商新生代在“接触场域”面临社交困境的分析，可知他们在非洲国家面临着人身安全、代际关系紧张、发展道路单一以及由于跨文化技能不足引发的跨文化冲突等困境与问题，这些困境来源于非洲国家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自身颠沛流离的家庭环境以及个人能力不足等方面。在面对不确定性极强的“接触场域”之时，由于非洲华商新生代自身跨文化技能及语言能力的不足，他们大多数采取与同族裔群体互动与接触的社交行为模式，形成族裔社交的“小圈子”。降低学习生活的不确定性成为了他们在非洲复杂的“接触场域”中采取的第一选择。同时，由于不确定性不仅存在于他们学习生活中的“接触场域”，而且存在于他们未来发展道路方面，非洲华商新生代除了需要完善个体应对能力外，还需要来自家庭、移居国与移出国相关部门、组织的理解与支持。

在“南—北”移民框架下，移民新生代或多或少呈现出融入移居国主流社会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北方国家凭借自身基础设施、制度等优势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移民融入与同化体系，最终导致移民的祖籍国对他们在移居国的学习成长影响相对较小，使他们有机会“多向分层”地融入移居国主流社会，成为移居国主流社会的一员。而作为“南—南”移民的非洲华商新生代，他们深受非洲国家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与父母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不以永久定居非洲当地为目标，并且移出国与移居国的国家关系对他们及父母的影响巨大，他们既要与父母保持统一的移出国文化认同，又必须在诸多移居国陌生的“接触场域”与当地人进行社交，由此产生一种既回不到中国又融入不了非洲的尴尬处境，面临社交困境。幸运的是，随着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等促进中非青年交流的政策举措的出台与实施，为非洲华商新生代扮演中非友好的践行者、“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助力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让他们有机会融入国家对外友好交流大局中来。这表明，“南—南”移民新生代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他们自身能力的提升、家庭环境的熏陶，更需要移出国与移居国两地的制度政策加以健康引导，展示了“南—南”移民新生代在移居国成长发展的多种可能。此外，本文还从加强对他们父母的教育理念引导、强化他们跨文化技能培训、增进对他们的支持与理解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改善非洲华商新生代在“接触场域”下社交状况的几点思考。

以往的移民研究表明，他们在移居国的经济适应是衡量他们是否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重要指标，但本文通过对非洲华商新生代的研究发现，由于当地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家庭代际关系紧张以及个人跨文化技能不足等因素的存在，“南—南”移民及新生代在移居国陌生的“接触场域”面临的社交困境要比经济地位的提升更加凸显。当然，并不否认存在部分非洲华商新生代通过自身的学习、家庭的引导以及当地社会的熏陶完全适应了当地的学习与生活，并与当地主流社会群体建立了社会关系网络。但是，来自新华商父母与家庭的影响、对当地主流文化规范的不熟悉以及个体跨文化技能的不足等因素的存在，使他们害怕完全融入当地社会，进而不得不保留中国国籍，以作为最后的“退路”。非洲新华商的跨文化社交及发展状况表明，移民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的社会行动总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这显示了移民的跨文化社交活动形态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相关性，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选择。此外，面对非洲华商新生代在“接触场域”的社交困境，非洲华商新生代的父母、中国政府、驻非机构、企业、华侨社团协会等应增进对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使他们在“接触场域”中强化跨文化互动能力的同时，又能培育他们的中非友好合作意识，为培养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接班人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