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欧洲学界2023年中国诗学研究年度报告

方姝

2023年度欧洲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热度较去年有所提升，共产生论文6篇，书评1篇，著作1部，论文集1部，译著2部，这些研究成果呈现出两大特点——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欧洲学界对国内传统观点的挑战。

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国内学界积极地向海外传播自己的声音，不仅有学者投稿国外期刊，如中山大学陈佳妮，南京财经大学钟士恩、彭红松等；同时，高校和出版社也通过译介让国内优秀的研究成果走向海外，例如《中国人文研究（英文版）》由山东大学主办，《文史哲》编辑部与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合作出版，除英文原创论文外，也接受已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过的中文文章，2023年刊载两篇中国诗歌论文，其中卞东波《东亚汉文学史中的〈春江花月夜〉》^[2]一文即译自其中文论文《“世界中”的唐诗：〈春江花月夜〉与东亚汉文学》^[3]，但结构和内容有所调整。同时，欧洲汉学界越来越重视中国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博睿和英国劳特利奇（Routledge）是欧洲重要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社，在2023年分别出版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4]和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5]两部书的译著。话语权的提升，将有利于还原中国诗歌本身的主体性与异质性。

宇文所安曾说，西方学者“惟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6]。2023年，欧洲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其中既有新问题也有新回答，从而导向新的研究层面的思索。

就研究内容来看，《楚辞》与唐诗依然是欧洲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屈原与《楚辞》研究”、“唐诗研究”和“其他断代诗歌研究”三个方面，对2023年度欧洲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成果进行概述。

《屈原和〈楚辞〉》^[7]一书是由柯马丁和宇文所安主编的论文集，书中共收录8篇论文，分别是柯马丁的《重塑屈原》（Martin Kern：Reconstructing Qu Yuan，pp.16-97）、杜恒的《作者的双重身份：屈原之死与〈楚辞章句〉之诞生》（Heng Du：The Author’s Two Bodies: The Death of Qu Yuan and the Birth of Chuci zhangju 楚辞章句，pp.98-155）、卢本德的《〈楚辞〉中的形象与逃离》（Lucas Rambo Bender：Figure and Flight in the Songs of Chu，pp.156-186）、胡明晓的《回应〈诗经〉的〈楚辞〉》（Michael Hunter：To Leave or Not to Leave: The Chuci 楚辞[Verses of Chu] as Response to the Shijing 诗经[Classic of Poetry]，pp.187-224）、宇文所安的《重读〈离骚〉》《重读〈九歌〉》（Stephen Owen：Reading the“Li sao”，pp.225-322；Reading“Jiu ge”，pp.323-404）和柯睿的《揭开〈抽思〉之谜》《再论〈远游〉》（Paul W.Kroll：Unwinding“Unreeling Yearnings”，pp.405-433；On“Far Roaming”Again，pp.434-468）。这些论文大多是早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在经过作者增删、修改后被收入这本书，其共同点是它们都试图以全新的解读方式来回应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楚辞》传统，主要关注《楚辞》文本的原始形成和早期发展，再次抛出屈原是否真实存在、《离骚》是否为屈原所作等问题。作者参考中国传统注释，但又不受其束缚，融合现代学科的理论方法，致力于探索诗歌本身以及文本成型、流传的早期传统，提出了关于屈原和《楚辞》在汉代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学史中地位的独创性假设。

柯马丁将《离骚》视为一个无作者的、复合的人工制品（composite authorless artifact），对屈原的故事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诠释，他认为屈原不是《离骚》及其他诗歌的作者，而是它们的主题，其中铭刻着正在历经时代变迁的汉帝国文人的抱负与创痛。柯马丁运用了“素材库与合成文本”（repertoires and composite texts）的理论模型，用以分析《离骚》与《九歌》《九章》等《楚辞》之早期篇章中的共享短语和互文关系，最终发现屈原人格的完整表述和清晰的人物形象的呈现是在刘向《九叹》中得以实现的。

杜恒以屈原为例，展示了作者的建构（包括真实的和假定的）如何有助于文本的最终定型。杜恒在文中提出，屈原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肉体凡胎的屈原，一是《楚辞章句》建构的不朽的屈原。作者对《楚辞章句》的文本层次进行了新的界定，扩展了以往学界关于《卜居》和《渔父》的研究，列出了汉代关于屈原生平的两种不同叙述，一种是将《离骚》的形成置于屈原流放前的宫廷背景中，一种是将其视为屈原流放后的结果。

卢本德在论文中讨论了《楚辞》中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形象手法（figural technical），指的是在某篇诗歌中出现的意象（image），之后又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再次出现。作者发现，在某些诗歌中，这或许只是巧合，但在《七谏》《九叹》《怀沙》篇目中，形象转换的诗歌技巧变得有目的和规律，这有助于我们对诗歌自身使用的形象和意象进行元文本反思（metatextual reflection）。柯马丁和宇文所安评论，卢本德的论文超越了目前有关中国诗歌中意象和隐喻的争论，开始重新勾勒中国早期文学理论历史的轮廓。

胡明晓发现，汉代刘安、扬雄、班固、王逸等学者虽然将《楚辞》与楚地联系在一起，但他们似乎都认为《诗经》和《楚辞》属于同一文化环境，《诗经》和《楚辞》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和差异的观点，并不是古代学者的共识。在《回应〈诗经〉的〈楚辞〉》一文中，胡明晓挑战了将《楚辞》和《诗经》视为一南一北两种不同文化产物的传统观点，通过分析两部诗选中的具体诗句和思想，提出《楚辞》的发展和形成是对《诗经》直接回应的论点：尽管《离骚》与《诗经》有种种不同，但《离骚》是一部深受《诗经》传统影响的文本，《诗经》对《楚辞》的影响并非迂回曲折，《楚辞》诗学是在与《诗经》诗学直接、甚至是自觉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

与柯马丁相似，宇文所安同样试图推翻屈原创作《离骚》的观点。在《重读〈离骚〉》一文中，宇文所安提出一种假设，即《离骚》文本在流传和接受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变化，并解释这种假设有助于解释目前所见《离骚》文本中不同话语模式混合的现象，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屈原故事的发展同步成长、变化的《离骚》。作者在文中详细解读了这首诗的内部结构和许多重复出现的表达模式，并认为《离骚》可能有很多版本，随着历史、地区和传诵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离骚》文本只是众多版本中的一种。最后，作者还提供了一个注释完整的《离骚》译本。宇文所安第二篇论文探讨的是《九歌》的创作年代，国内学界大多将之归为屈原的作品，而宇文所安则认为《离骚》或许是西汉晚期的作品，他提出这个观点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在刘邦时期，西汉建立了一套新的帝国祭祀制度，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巫师对当地神灵进行祭祀；其二，在武帝时期，这套祭祀赞美诗以完整的形式出现，并按照以太一为首的诸神等级排列。同样，文章最后是《九歌》中每篇诗歌的译文和注释。

柯睿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分别是《抽思》和《远游》。在《揭开〈抽思〉之谜》一文中，柯睿对《抽思》进行了批判性的研读，发现这首诗不仅在《九章》中具有某些独特的元素，而且也不同于《楚辞》中的任何其他诗歌。作者在文中对《抽思》进行了重新翻译和解读，并认为从结构上看，《抽思》可分为两个平衡、独立的篇章，这强烈暗示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文本，是由两首不同的诗歌拼接而成。《再论〈远游〉》一文是该论文集中发表最早的一篇论文（1996年），也是西方较早关注《远游》并探讨其中道教思想的研究成果。柯睿将《远游》和《老子》《庄子》进行细致比对，文中大量的注释都指出了《远游》对《老子》《庄子》文本的借鉴，并论述了《远游》对中世纪道教文学某些特殊的意象和实践的影响。

余泰明在《中国唐代的“文人之债”——金钱、功德和诗歌的流通交换》^[8]一文中描述了中国晚唐诗人生活中常见的三个债务概念——金钱、功德和诗歌，在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三角关系，并论证了它们在某些情况下的可互换性。作者认为，尽管金钱、功德和诗歌构成了三个独立的交换体系，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逻辑和债务结构，但这些体系在概念上和实践上偶尔会有重叠，而当它们重叠时，就为我们理解唐代中国的社会交换提供了新的方法。作者发现在现存的唐诗全集中，“诗债”这一专业术语被使用了9次，与之搭配的动词也有明确的经济含义，例如“负”（borne）、“偿”（repaid）、“酬”（paid back）、“还”（returned）、“填还”（fulfilled）、“供”（provided for）、“赒”（relieved”）、“征”（exacted），而最早明确在诗中使用“诗债”一词的是白居易^[9]。“诗债”既指欠他人之诗，也指自己前世所欠之诗，这些都需要用更多的诗歌去偿还。捐献金钱可以积累功德，而诗人为僧人写诗或在寺庙墙上题诗的行为，同样是一种捐赠。在这一过程中，诗人将获得宗教功德，这些功德“可以用来确保自己或家人获得更好的重生，或者偿还酒债（即具备金钱货币的功能）”。不同于以往学者对诗歌典故、意象、隐喻的关注，作者在这篇论文中采用经济思维，论述诗歌因其社会性和审美性而受到重视，以及如何在类似于货币交换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也再次论证了作者之前提出的佛教僧侣在中晚唐文学网络中具有核心地位的观点。

宇文所安认为宫廷诗是初唐诗的风格代表，宫廷诗曾在其《初唐诗》^[10]一书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是作者探析初唐诗的切入点，田晓菲《大唐缩影——八世纪之交的帝国边缘诗歌》^[11]一文可以看作是宇文所安对宫廷诗探讨的延续。田晓菲将初唐时期的流贬诗歌视为传统定义中的宫廷诗的延续，其理由如下：（1）从诗歌传播和读者群体来看，产生于七、八世纪之交的流贬诗是宫廷网络（court network）的复制。在这过程中，驿站是流贬诗歌创作、传播的最重要场所之一，因为许多诗歌依靠驿使传达，甚至有些诗歌就是在驿站创作并留在当地以供人们阅读；（2）流贬诗人通过运用宫廷诗常用的诗歌形式，或在宫廷场合曾为自己赢得广泛赞誉的特定诗歌形式，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宫廷环境，从而不断参与宫廷资本生态系统（court-capital ecosystem）的话语体系；（3）就诗歌的情感和修辞而言，流贬诗形成了一种请愿体裁，通过宣誓清白和表示忠诚，试图再次回到帝国中心。由此，作者提出“宫廷诗”的定义必须加以扩展的观点：“宫廷”一词本身具有宽泛性，如果将“宫廷”定义为一个充满动态的权力关系场域，那么这些写于贬谪期间的诗歌也符合“宫廷诗”的定义。作者认为这时期涌现的流贬诗歌，“将整个帝国视为一个整体，对之作出了全方位的构想”，由此在帝国中心和遥远的边缘地带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并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帝国的方式。论文最后对流放诗人的矛盾心理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古代中国刑法严峻，监察机制严密，而处于帝国偏远地区的流放诗人得以隐匿在帝国视线之外，既让他们感到焦虑，也让他们感到欣慰，这是其矛盾心理根源之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引用和解读了大量中唐诗人的流贬诗歌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宋之问是典型诗人之一，对其诗歌的引用几乎贯穿整篇论文。

《诗与在世旅行者——唐诗背后的内涵》^[12]一文旨在阐释诗歌与旅游之间的关系，即旅游对人类生存的意义，重新审视古典诗歌在当代旅游中的价值。钟士恩和彭红松认为“唐朝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诗歌帝国”，唐诗所体现的价值观对于理解诗歌在多样化旅游情境中的存在状态具有启发意义。因此，作者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此在”（Dasein）和“在世”（being-in-the-world）思想为理论依据，对《唐诗三百首》中的山水诗进行诠释学现象学分析，探讨诗歌与旅游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诗人如何描述他们的旅游体验和体验的本质，以及诗人如何在不同的旅游情景中歌唱世界和生命的瞬间、追求自己生命的意义。该论文强调“自然即人性”和“灵性意义上的人化自然”的东方传统意识形态在旅游中的嵌入，提出了“旅游存在于世界”的概念框架，并通过人工定性识别方法，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对旅游本质的阐释应立足于人的存在状态；其二，《唐诗三百首》中与旅游相关的内涵达到86.9%，“在世旅行者”（tourist being-in-the-world）应被视为“此在”的构成。

卞东波《东亚汉学史中的〈春江花月夜〉》一文聚焦经典诗篇《春江花月夜》，将之置于东亚汉学史的大背景之下，考察了这篇被闻一多誉为“宫体诗的自赎”的七言歌行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传播与接受。作者首先论述了《春江花月夜》在明清时期的国内流传和经典形塑的过程，列举并阐释了文人创作的次韵诗，如贡修龄（1574—1641）《春夜有怀次张若虚七言古韵》、李雯(1607-1647)《春江花月夜》、裘琏（1644—1729）《赋得春江花月夜》。随后，作者以《唐诗选》的日本注本为例，说明日本对《春江花月夜》的阐释；征引并阐释了日本、朝鲜文人对这首诗的拟作。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拟作，作者发现中国的拟作最接近原诗，所用的意象、词汇和主题基本上都直接来源于原诗，因未能摆脱原诗的影响而在构思和手法上缺乏创新；日本的拟作更有思想深度，突出了富贵浮云和人易老的主题，这与江户汉学家的解读相呼应；朝鲜的拟作皆为次韵诗，虽然在韵式上与原诗相同，但却偏离了张氏诗歌的原始抒情范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融入了本国文化的特色。作者指出，《春江花月夜》在东亚各国流传中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拟作和评注出现的时间也稍有前后，其相似之处在于，都与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文学思想在东亚的流播密切相关。

20世纪50年代，洪业出版英文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13]，详尽地讲述了“诗圣”杜甫的一生，至今仍是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陈珏《杜甫：中国最伟大诗人的宋代建构》^[14]一书则主要探讨杜甫“中国最伟大诗人”的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陈珏发现，杜甫的主流形象是11世纪的宋代诗人有意识建构的结果，并不一定与唐代杜甫的真实形象相符，作者试图通过回顾杜甫接受史和研究杜甫形象建构的方式，来确立当代的我们在杜甫接受史中的位置，并进一步加深对杜诗文本的理解。正文共分为五章。在“引言”部分，作者论述了杜甫的研究现状和杜甫与宋代文人的关系。第一章主要考察在杜甫诗集形成之前，官方史书和文人诗歌、文集对杜甫的记述，以及杜甫的死因。作者发现，十一世纪之前，人们对杜甫的记忆与他所被建构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第二章追溯了杜甫诗集、编年在宋代的形成过程，作者提出，诗集和编年的编撰是杜甫形象建构的第一步，在为形象建构提供基础与依据的同时，也设置了种种限制。余下三章探讨了作为“诗史”、典型儒家诗人和诗歌艺术大师的杜甫，以此来分析杜甫在宋代如何以及为何被塑造成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宋代诗人将诗歌看成是蕴含宝贵信息的文本，他们倾向于从杜甫诗歌中探寻历史；他们关注与诗歌技巧有关的问题，并从杜诗中寻找既定标准的范例；杜诗中炽热的忧国情怀，使得宋人将之视为儒家士大夫的楷模，这些共同造就了杜甫“最伟大诗人”的形象。在“结语”部分，作者强调，杜甫并非是唯一一个在诗歌中反映历史面貌或表达儒家思想的诗人，历史上在诗歌创作和技巧上取得成就的诗人更是不胜枚举，但只有杜甫在这些方面做到了极致，忧国忧民的儒家诗人、记录历史的诗史和诗歌艺术大师这三方面在杜甫身上是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有杜甫被尊为中国最伟大诗人。

2022年，陈佳妮曾发表论文《空间与身份：一份明代南京歌妓的转型与自我书写》^[15]，“以明代女性作者杨宛的诗集入手，讨论女性自我表达的方式”^[16]。2023年，陈佳妮又发表《以名入诗集——明代南京第一代歌妓诗人》^[17]一文，继续探讨明代歌妓诗人的生活与创作。顾起纶《国雅》是现存最早记录歌妓诗人姓名的诗歌选本，其《闺品》一卷中列有女诗人25位，其中4位的身份为明中期南京歌妓——“精通绘画的天才歌妓”林奴儿、“具有强烈文人倾向”的姜舜玉、“翰林院女学士”王文卿以及“豪宕诗人”赵燕如。作者认为她们代表着自明代中叶始，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一种新的文学创作与传播模式，该文即以上述4位歌妓为研究对象（作者称之为“明代南京第一代歌妓诗人”），通过挖掘、检阅她们的生平资料，探究她们为何以及如何通过诗歌创作，来改变以往歌妓“籍籍无名”的状态，并进入文人编纂的诗集，与男性诗人同台竞技。文中对《国雅》中记载的4位歌妓诗人的诗歌^[18]都进行了赏析，并考察钟惺《名媛诗归》、王端淑《名媛诗纬》、方维仪《闺闱诗史》等其他女性诗歌诗集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作者认为评论者有意模糊了现实与文学的界限，将诗作与作者真实身份和生活相联系，运用这种“知人论世”的传统方式评判女性诗人诗歌时，“往往会走向极端”，导致人们忽视诗歌作品本身。此外，作者在文中还考证了《国雅》及其他记载歌妓诗人的诗歌选集的传播与接受过程，探讨了同时代人们如何看待这群女性诗人及其婚姻的问题，以期进一步还原名妓诗人与明代文学世界的深刻联系。

孙空山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以传记的方式解读陶渊明的诗歌，甚至将其解读为某种伦理政治宣言，已成为一种惯例，这限制了我们对其作品更深层次的结构（structural）和经验维度（experiential dimensions）的理解。因此，在《陶潜田园诗中的空间与场所》^[19]一文中，作者有意突破传统的解读方式而专注于诗歌本身，以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中对“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两个概念的定义为理论框架，将研究目光转向“陶渊明”诗歌中的地方意识（place-consciousness）。作者发现，陶潜在诗歌中有意识地创造一种深刻而有意义的存在感和归属感，地方意识是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该文重点在于探讨陶潜是通过什么样的诗歌和文本手段来建构这种归属感体验的。通过对陶潜诗歌的解读与分析，作者证明在陶潜田园诗中，周围不确定的空间不断转化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场所，它是农耕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中心，这表明“地方”不仅是一个物理位置，而且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现象，它可以作为一种认识手段，一种真实生活的源泉，甚至作为一个事件出现。最后，作者总结道，在陶潜诗歌中，对地方的体验主要是积极的、振奋人心的，但当某个地方变成多方面且复杂的事件时，地方意识也会引起失落、悲伤甚至恐惧的感觉。

2022年，杨晓山出版《王安石与宋代诗歌文化》^[20]一书，这是作者关于宋代文化的第二部专著^[21]，主要探讨王安石在宋代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围绕王安石的生平、文学创作和政治追求等方面展开。全书共有五章。在引言中，杨晓山定义了书中至为关键的概念“诗歌文化”（poetic culture），并解释了三大背景问题：宋诗与唐诗的关系、宋诗与党派政治的纠葛以及宋代文人与佛教的关系。第一章介绍了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和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等名人的和诗，旨在揭示诗中所说“人生失意无南北”和“汉恩自浅胡恩深”的深层含义。第二章围绕王安石编选的唐诗总集《唐百家诗选》的争议展开论述。第三章转向讨论王安石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需要注意的是，中西方关于“晚期风格”的定义不同，作者在书中主要采取国内的定义和使用范围。第四章研究王安石对寒山诗的模仿，杨晓山指出，王安石对寒山诗的推崇和他对佛教的倾心，使得他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诗风，“介于模仿寒山的明确口语化教义诗和评论家认为与王氏晚期风格有关的质朴山水诗之间”。第五章重点讨论《君难讬》一诗的创作背景，探讨历史上王安石借诗表达对神宗不满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在结语中，杨晓山对王安石在宋代诗歌史的地位进行了定位，总结了他在诗歌、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态度和追求，认为“王安石诗歌的多元性（multiplicity ）和多变性（ proteanism），使得无法用刻板的时间顺序或风格术语来定义他的历史定位”。

陈珏的书评^[22]对该书每章节内容进行了高度提炼，总结杨晓山研究的问题包括王安石接受史（第一、二章）、唐宋诗歌转型（第二章）、发端于宋代的诗歌批评新话语（第三章）、文学与宗教的相互作用（第四章）以及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五章）。陈珏指出各章节内容相互关联的，这样的结构安排表明，宋代诗歌文化是一个自成体系又开放的系统。文章认为杨晓山提出的某些观点乍看之下显而易见，事实上却极具洞察力和创新性；书中文献资料翔实，征引繁富。前者如杨氏在第二章末尾论述“宋代唐诗典籍形成背后的真正力量主要体现在编辑和整理诗人别集，以及对这些诗人作品进行评论、注释的学术努力上”，而不是体现在诗人作品纳入选集的频率，陈珏认为这一观点的确指出了学界关于选集和接受史的严重误解。后者如第三章“走进王安石风格”一节中，杨氏考察、征引了关于王安石诗歌的各种评论，几乎穷尽与之相关的材料，最终含蓄而令人信服地提出，文学风格是在对作者作品的分层接受基础上积累形成的，而不是作者自己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杨珏肯定《王安石与宋代诗歌文化》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读者对王安石的认识，对王安石研究和宋诗研究都非常有帮助，但同时也提出，这本书或许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它并没有明确阐述出王安石与宋诗文化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杨氏此书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2022年和2023年北美、台湾等地区都有学者发表书评^[23]，肯定杨晓山在王安石研究方面的突破和贡献，Stuart和Benjamin Ridgway也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不足和有待进一步拓展的方面。此外，中译本预计也将在2024年由崇文书局出版。

汉学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延伸。欧洲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在数量上虽无法与国内、东亚学界相提并论，但其大胆的推测与假设、新颖的方法理论与研究角度、缜密的逻辑与推理、充满活力的文本解读与阐释，往往能令我们耳目一新。及时了解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传播、接受与研究成果的情况，不仅可以认识中国诗歌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也将促进国内诗歌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