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的经典名著《西方宪政体系—美国联邦宪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章第1节。
在美国独立之时普通法虽然抛弃了对出版的事前审查，但仍然保留煽动诽谤法对有害言论的事后追究。独立后的各州政府继承了英国普通法——包括它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例如在1735年的贞格案(Zenger Case)，纽约州指控出版商贞格犯有煽动诽谤罪。法院并不接受作品确实性的法律辩护，但陪审团罔顾了当时的法律，方使被告获得无罪释放。
在1788年批准宪法之后，各州又于次年通过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中第1修正案明确禁止国会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但在此后一个多世纪内并未限制各州政府。尽管麦迪逊认为简单列举受到普遍承认的原则，将使修正案轻易获得通过，对第1修正案的解释远比想象复杂。法学界历来持有两种观点：保守的解释认为，第1修正案仅明确取消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事前限制”(Prior Restraint)；更为激进的解释则坚持这项修正案具有双重目的，不但取消了事前限制，而且禁止对煽动诽谤的指控。
例如切菲(Z. Chaffee)教授在40年代指出：“第1修正案起草者和批准者的中心意图，乃是取消普通法的诽谤法，并只要个人不鼓动违法犯禁，它永远禁止在合众国内对政府批评进行指控”。
近来的历史研究表明，虽然杰弗逊和麦迪逊等缔造者曾提倡过广义解释，第1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使各州——而非联邦——获得调控言论的立法权力。因此，第1修正案似乎并不要求取消当时普遍存在的煽动诽谤法。
直到1907年，霍尔姆斯法官(J. Holmes)仍然重复布莱克斯通的评论，认为“宪法条款的主要目的，乃是禁止其他政府对出版所行使的所有事前限制——而非对抵触公共福利的出版所实行的事后惩罚。”十多年之后，他才改变了这种观点。
在建国之初，国会对言论的严格控制，表现在恶名昭彰的《排外与煽动法案》(Alien and Seditious Act)。1798年，当时控制政府的联邦党人(Federalists)通过这项法案，来迫害反联邦的杰弗逊党人(Jeffersonian)。
它规定：“任何人不得书写、印刷、谈论或发表…任何错误、毁谤和恶意中伤的作品，来反对合众国、国会两院或总统，并企图诽谤他们、或使之名誉扫地、或激起合众国良民反对政府的仇恨、或在合众国内煽动叛乱、或任何以上违法行为的组合，以反对或抵制合众国的人和法律或其总统的任何合法行动……违者犯法”，并将受到5000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法案允许被告通过证明确实性进行辩护，并规定陪审团同时决定法律和事实。尽管具备这些限制，法案还是受到杰弗逊和麦迪逊的联合攻击，并被指责为公然违宪。
在1798年著名的“弗吉尼亚决议”(Virginia Resolution)，州议会决定(选译自纽约时报诉沙利文(New York Times v.Sullivan, 376U.S. 254))：
[议会]特别抗议最近两个“煽动法案”案例对宪法的明显侵犯。[煽动法案]所行使的权力缺乏宪法委托授权；相反，它受到第1修正案的明确和正面禁止。这项权力应该引起普遍警惕，因为它所针对的权利，不仅是检查公共事务和措施的自由，也是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自由；这些权利一直被公正地认为是所有其他权利的惟一保障。
麦迪逊准备了支持这项抗议的报告。他的基本前提是：在宪法创造的政府形式下，“人民而非政府掌握着绝对主权。”他在早先的众议院辩论中说道：“如果我们留意共和政府的性质，那么我们发现审查权力在于人民针对政府，而非政府针对人民”。对于报社所行使的权力，麦迪逊的报告指出：“对每一件事物的正当使用，乃是和某种程度的滥用分不开的；这对新闻来说是再正确不过了。几乎在联邦的每一州，报社行使自由去检查形形色色公众人物的政绩和措施。。。因此，各州实践已经决定，与其修剪毒苗而伤害正当果实的茁壮成长，还不如任由它们生存和繁殖”。在麦迪逊看来，自由批评公共官员的权力，乃是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
《反煽动法案》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弹。部分由于利用这项法案所进行的迫害行为，联邦党人终于声名狼藉，并在选票箱前败给了其政治对手。
1800年，杰弗逊总统上任后，立即对所有被法案定罪的个人实行大赦，并给予政府赔偿。次年，《反煽动法案》自行过期、无疾而终。政治迫害使杰弗逊党人突破了普通法对言论自由的传统观念。他们提出，自由政府要求自由的政治讨论，并只要不发生有害的实际行为，言论不应受到刑事惩罚。但对第１修正案本身，杰弗逊党人对联邦主义和各州权力的考虑，终究胜过对自由言论的热爱。在控制总统和国会权力之后，他们对政治批评似乎并不比联邦党人宽容多少。
1806年，康涅狄格州的两名编辑因针砭总统和国会，而在联邦法院受到普通法诽谤罪的指控。最高法院因联邦不具备普通法刑事管辖权——而非第１修正案对言论的普遍保护，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定罪(UnitedStates v. Hudson & Goodwin, 11 U.S. 32, 1182.) 。
在《反煽动法案》的风波平息后，国会在整个19世纪并未制订人和法律去严重约束言论自由。执法和司法机构曾对言论实行过有限程度的控制。例如1789年的《法院组织法》(Judiciary Act)，即授权联邦法院惩罚“所有对法院诉讼和听证权力的蔑视行为”；联邦法院一度利用惩罚蔑视法院的权力(Contempt Power)，去禁止公民对法院决定的批评。
1835年，南部的奴隶主希望平息反蓄奴主义者的抗议。杰克逊(Jackson)总统建议国会通过法案，禁止煽动奴隶暴动的邮件在南部流通。
国会领导人卡尔宏(Calhoun)起初表示反对，后来却提议通过法案，禁止地方邮政局长接受或传递任何讨论蓄奴制的邮件。尽管这些法案均未获得通过，邮政局长们在地方压力下曾拒绝邮递反蓄奴的邮件。
1863年，美国处于内战前夕。联邦邮政部长行使权力，清除或拒绝邮递反对联邦的文件或资料。最后，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和军事当局出于备战需要，确实压制过相当数量的言论和报纸。林肯甚至命令用军事审判庭——而非普通法院——来审判出版公司。但和20世纪的系统压制相比，这些限制性措施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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