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谢信业：地势、风水与正统：越南西山朝“三京”考论（1787—1802）

地势、风水与正统：越南西山朝“三京”考论（1787—1802）

谢信业

西山时期（1778—1802）是越南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20世纪越南官方史学将西山起义运动赞颂为一场席卷越南全国的“革命”（Cách Mạng）事业。一些西方学者也视之为现代越南历史的开端。当然，西山的“革命性”不仅仅体现在现代史学所关注的传统话题（推翻腐朽王朝、重新统一南北与民族主义问题等）上，还在于对古代越南的政治空间进行前所未有的再整合，为现代越南国家空间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而这场由西山朝带来的政治空间结构“革命”，实则滥觞于都城选址与营造议题。

西山朝先后建立了“三京”，即南京富春城（今顺化）、中京凤凰城（今乂安）与北京升龙城（今河内），并以此为中心对全国政治地理结构进行重整。然因阮朝官方大肆销毁西山史料，导致有关西山都城与政区建置的记录零散而破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目前学界更多聚焦于作为西山朝最重要历史地标之一的“凤凰中都”。越南学者如黄春瀚（Hoàng Xuân Hãn）、黎烁（Lê Thước）、黎士缵（Lê Sĩ Toản）、周仲绚（Chu Trọng Huyến）等人通过梳理汉喃文献资料中的相关记录与现代田野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阮惠在乂安营造都城的情况以及中京凤凰城的形制。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乔治 · 达顿（George E. Dutton）进一步洞见了凤凰中都对于西山朝重建政治秩序的重要性，指出地望（location）与精神引力（spiritual pull）对于阮惠建都乂安的双重影响。中国学者韩周敬也注意到西山初年的建都之争，并从地理形势角度分析阮惠建都乂安的主要原因，提出西山朝推行基于富春京与凤凰中都的“双都制”。整体而言，上述学者的讨论不乏灼见，但西山都城相关问题仍存在深入探讨的空间。首先，既往研究对于西山都城选建的影响因素缺乏深入的分析，尽管强调了地理形势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到部分人文要因，但关于越南悠久的风水谶纬与更为重要的正统问题却鲜有深入讨论；其次，既往研究对于西山都城制度也缺乏更具整体性的认知，只关注到凤凰中京与富春南京，忽视了升龙城由“中都”“北城”到“北京”的地位升降，更遑论潜藏在迁都升龙争议下古代越南王朝正统论从空间到时间的转向。最后，越南学界虽对所谓的“西山革命”进行了广泛的史学研究，却鲜少从政治地理角度来阐析西山朝的兴亡和政治遗产。事实上，作为皇权载体与帝国秩序象征符号的都城在西山朝国家秩序建构过程中占据首要地位，而围绕都城的争议反映出西山面临着严峻的南北政治矛盾，这无疑为西山覆灭埋下了伏笔。

鉴于此，本文拟对西山朝“三京”的建设过程进行系统性考察，揭示地理形势、风水学说与正统之争等多重因素如何深度影响西山朝的都城营建与政治地理重构，以及西山朝如何通过都城营建来推动国家整合和在此过程中面临的阻碍。要言之，本文除了厘清西山朝“三京”的相关问题，或还可为分析与反思西山朝的最终失败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并期待能够藉此深化学界对越南历史与越南政治地理特征的认知与理解。

一、取中卜宅：1787—1789年西山国都的选址问题

1786—1789年，阮惠三次率军远征红河三角洲，史称“三驾北河”。在初驾北河期间，西山军一举推翻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黎皇郑主”统治体制。作为胜利者的阮惠虽然有意染指北河朝政，却无取代黎朝皇室的打算。当时西山兄弟公开承认，西山虽有能力吞灭北河，但是以小害大，即便获得胜利，西山的统治也恐怕难以长久，故而有意效仿郑阮对峙故事，继续维持南北两国共存的状态。同时，阮惠北伐的成功使其政治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引起其兄阮岳的忌惮，进而导致了萧墙之祸与西山政权南北分治。1787年初阮惠进封“平王”后，成为顺广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并将富春城升格成“富春京”，作为其独立王国的都城。

富春从1688年开始一直是南河阮氏政权的行政中心，经过几代阮主近百年的经营，都邑功能十分完备。黎贵惇《抚边杂录》中详细描绘了18世纪晚期富春城市景观：

上而金华、光华府祠，中而府宅行廊，下而府 诸堂宇。阮福阔称王位，改名题扁，有金华、光华二殿，就乐、正冠、中和、怡然等堂，畅春台、瑶池阁、朝阳阁、光天阁、瑞云亭、同乐轩、内院庵、绛香亭、公堂、学场、铳场。南岸之上流有阳春府、粓府，又其上习象府。又营长乐殿、阅武轩……正营上下流，各设军房，井列基布。诸水军房屋又在对岸船厂。粟库在河溪、寿康等社对岸上游。其公侯贵臣园宅，分列于富春江上游两岸与府粓右小江之两岸。其正营前之上下流市庯联络，大路中行邻接区分，莫非瓦屋，乔木清荫，左右成行，商艇往来如织。

从《广顺道史集》勾画的富春镇城市布局图中也可看出，富春城及周边地区的宫殿、府衙、仓廪、市场，以及最为重要的军事设施可谓一应俱全。尽管1774年、1786年富春城两遭兵燹，但未受到实质性的破坏。不过，富春京的都邑功能虽属完备，但因其地囿于“形格势禁”，并非理想的行政中心。因此在1787年秋板津划界后，阮惠为了扩伸新国家的发展空间，再度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北河。

1788年春阮惠再驾北河，黎运告终，南北一统局势已成，遂命亲信吴文楚留守升龙城，分派西山诸将控御各处，正式接管北河诸镇。伴随着西山统一国家的形成，为了能够有效地统治北方广袤的新征服疆土，阮惠萌生了将朝廷从富春京向北迁移至乂安的想法。在西山君臣看来，选择定都乂安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乂安的地理位置符合“天下之中”理念。史念海在探讨中国古代都城选址与营造时指出追求国土中心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因。越南受中国文化熏陶至深，“宅中图大”思想同样影响着“大越”国家政治空间结构的构建。交趾李朝（1009—1225）的建立者李公蕴就在《迁都诏》中提出了“以其图大宅中”“宅天地区域之中”的看法。从西山朝疆域的整体形势来看，富春京偏居越南中部，距离北河的政治中心升龙城约1427里，陆上单程需要半个多月，十分不便于及时掌控北河局势。相较而言，乂安位于富春与升龙之间的中段地带，道里适均。《乂安志》载：“乂安南夹广平，北夹清化，西抵哀牢，东至海，相拒各五百余里。”就其程限而言，乂安南距富春九日，北距升龙十日半。因此在西山君臣看来，乂安是一统南北之后最为理想的“天下之中”，定都此地的一大优势就是能使“四方之赴愬者，易在环归”。

其二，乂安兼有较为突出的自然与人文优势。《历朝宪章类志》谓：“山水高深，风土厚重，气象昌明，号为南州胜地。其人淳和而好学，其物珍异而钟奇，山海之神尤多灵迹，河岳之禀迭出名贤。至其地连蛮僚，界限北南，实为国之金汤，乃历朝之锁钥者也。”从地理形势上看，乂安不仅是控制南北的轴心与交通要冲之地，还具备制御遥远西部山区的功能。阮惠在1788年六月的诏书中指出：“第以得国之初，人心始附，不于乂安以时控上游，何以制中外。”就人力资源角度而言，乂安人口稠密，西山朝统计当地民户，获得丁口数多达12.5万余人。这些人口意味着充足的税收和军队，可以用来支撑新国家的建设与内外战争。

其三，风水堪舆与王朝建都祖贯、帝乡的传统盛行。古代越南的风水学说源自中国，许多地理著作皆假托唐代高骈、明代黄福之名。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往往将王朝兴起、个人发迹与吉地、龙穴相互联系，因此十分重视堪舆之术。除了以政治中心或者经济中心为都城，越南历朝政治文化中常有以祖贯、帝乡（贵乡）营造都邑的传统。一般而言，越南历朝多会在祖贯、帝乡设置具有陪都机能的都邑，君主死后往往迁回祖陵下葬。西山阮氏兄弟的四世祖本贯乂安兴元县，家住大海山南麓茶老社，阮惠之所以属意乂安就是带有这方面的考量。此外，根据地脉学的观点，乂安山水俱饶，有鸿岭山、双鱼岛拱卫其地。 阮惠途经乂安时，注意到此种山海环抱地势：

圣天子超然远览，卓冠百王。跸经乂安，顾瞻双鱼、安长之区，山海回环，既形势之上游，亦舟车之乐土。北则咽喉三岛，缩合肥西上之山川；南则襟带隘云，收林邑东回之剑戟。地钳协吉，朝贡道均。

综合考量地理与人文诸要素的优劣后，阮惠敲定了迁都乂安的基本国策。最初选定的王畿区域位于罗山、兴元二县之间的浮石渡。1788年六月，阮惠在给阮浃的谕旨中指出：“相地作都，在浮石行宫稍后近山，其正地倣在民居于间咍啰兜吉地可都。”这里提到的“吉地”指的是浮石江北岸潮口社的蓝城山一带。山麓有一座名为“潮口城”的古城遗址，据传始筑于明代，黎初乂安镇守、宪察、承政各司皆设于城下，故此城原本是乂安地区的政治中心。阮惠多次派人邀请擅长相地卜日之术的隐士阮浃出山，为新都宫殿基址选定风水吉地。阮浃却奏称：“凤凰庆山第局非可都会。”关于凤凰山亦即蓝城山的风水问题，可从《驩州风土话》窥知一二：

凤凰山，山在兴元县福田社。其山高耸，两脊夹辅，似凤之翼，因名凤凰山。与软山连带，中有一处横截平坦，若大路。俗传昔唐高骈凿断龙脉此处，斩其龙脉，以压灵气。

阮惠对于阮浃之说深信不疑，因此放弃凤凰山，重新寻找吉地。九月初，阮惠又觅得地势宽阔的真禄县安场社，此地即乂安镇治及屯兵所在的永营。据《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描绘可知，永营城中建有城垒、宫庙、永市、官库，城市功能也较为完备。为了尽快促成营造都城之事，阮惠再次指示阮浃协助乂安镇官阮文慎勘测该地的风水：

顾此横山，行銮夙驾，经已披阅地图，照见真禄县安场社形势宽爽，气象明昌，用建新京，正是王畿胜地。已饬下镇臣整备材瓦工料，订期营理。秖兹相洛之役，式询黄发。先生可迅来伊处，暂留数月，详察砂水，择取旺地为御殿之所。点定方向，得便镇官照式奉行，仍具画图递达。

安场社的营造工程未及正式开始，北河形势骤变。十月，清朝出兵护送昭统帝返回黎城，留守北河的西山军纷纷溃败。阮惠只得搁置建都计划，在富春京匆忙称帝，建元“光中”，并调集顺广、乂安的十余万军队快速北上。次年正月，西山军于升龙城郊击溃清军，后黎朝随之覆灭，西山朝正式吞并北河。

1789年四月，阮惠结束三驾北河之行，返回乂安考察地形，并最终选定了介于勇决山（núi Quyết）与猫山（núi Con Mèo）之间、蓝江之北的“阳宅”之地作为新都城址。为应《礼运》麟凤龟龙“四灵”吉兆，改勇决山为“凤凰山”，分别命名为“龙首”“凤翼”“龟背”，猫山则更名为“麒麟山”。新都号为“中京凤凰城”或者“凤凰中都”，后又改称“永京”。从1789年七月开始，西山朝调集大量的人力营造凤凰城。《皇黎一统志》描绘其景象称：

命大征工匠搬运木石砖瓦，修宫府、造楼殿，筑四围土城。督诸道军掘土产蜂石，以砌内城，建三层龙楼、太和殿两廊，以备朝贺，号中京凤凰城。

“凤凰中京”遗址的调查结果表明，城址规模较小，鸟瞰近似梯形，只有南、东、北三座城门。外城城墙全长2820米，墙高约3米，占地总面积约22公顷。西面城墙长约450米，自勇决山脚向西南延伸，与南面城墙垂直相连。南城墙约300米，东北面城墙沿着勇决山西麓，长约2000米。城外有壕沟深约2米，宽3米 ；内城位于城址的北端，紧靠东北面城墙，城中心是三层龙楼与太和殿。至于其余重要的都邑传统景观，如太庙、社稷、先农坛、圜丘郊坛、市场、官府等似乎尚未开始修筑，西山朝就匆忙停止了建都工程。

中京营造工程的半途而废和当时西山朝周边局势变化有直接关系。1789年十月，清朝与西山确立宗藩关系后，清高宗下诏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为了庆祝宣封大礼告成，阮惠专门饬令万象、占城、高绵诸国前来永京朝贺。由于西山朝与暹罗处于敌对关系，暹罗属国万象亦拒绝入贡西山。1790—1791年，阮惠两度命乂安镇官率军远征万象，并且制定穿越中南半岛腹地，袭击柬埔寨、嘉定和暹罗的庞大战略。受到战争的波及，营建中京的进度被迫暂停了一段时间。据《呈覆钦使成按察柬》云：“寻又进征万象，跋履林峦。巡阅宇内疆域，不遑启处。且重念民劳，新邑工役时有作辍，乂安之城郭宫宇亦未齐备。”1792年阮惠去世后，西山朝廷因内外多事，无暇继续凤凰城的营造，只是将其作为乂安镇官朝堂拜望之所。随着阮惠人亡政息，逐渐废弃的永京也成为了西山由盛转衰的标志。由于宫殿建筑年久失修，作为永京核心的三层龙楼在1801年六月倒塌，“人皆以为不祥之兆焉”。

二、西山正统观与“旧朝”官员的迁都提议

自10世纪以降，红河平原由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大越”国家的政治中心。伴随着上述进程，一个以红河平原为中心的“天南”世界开始形成。基于“天南”世界的空间想象，越人进一步将“大越”国家按照“五服制”原则进行排列，以中都升龙城作为这个特定世界的中心，其外围为内四镇和外六镇，向四方层层展开，犹如一个“矩层”。此种空间层级理念又与新儒学文化相辅相成，为“大越”国家与民族的形塑提供了政治文化上的合法性、威望以及优越感神话。在深受“华夷”理念熏染的北河士人认知中，“大越”国家早已是文献之邦，与北方的中国同属于“诸夏”之列，有别于周边世界的“群蛮”。

然而，西山朝对于北河的征服，不仅是本地儒学门阀与军事贵族群体面临的一场政治灾难，也是对长久以来的升龙中心、北河本位政治模式与空间观念的颠覆。这种冲击首先体现在文化层面上。西山与北河虽属同文同种，却被认为是两个国度。西山朝“肇邦于西土”，其对北河的军事征服，实际上是一个边缘政权进入“神州”的特殊过程。真正掌控权力中枢的统治群体既非北河的阀阅豪强，也与儒学背景毫无关系。在黎末士人的眼中，西山君臣本是“犬羊之夷”“蛮王”“蛮兵”。西山君臣对“蛮貊”的身份标签亦鲜有回避，并且时常公开宣扬“西山布衣”的出身。在与清朝公开交涉的过程中，阮惠更是谎称自己“本占国之后，祖父亡国，先朝奉有册封银印尤在”。因此，当作为文明典范的北河被“蛮王”暴力征服，并且通过文化媒介带来极具冲击性的异质感时，儒学文士便陷入到身份认同的迷思当中。尽管西山朝多次下诏求贤、推恩、立学，拉拢士人豪阀，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许多北河名士隐居山野，不愿意出仕。

其次，西山朝的崛起本身是对地域性正统话语的一种否定。饶宗颐曾指出中国史学中的王朝正统论经历了从时间到空间的转向。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古代越南同样奉行以升龙为中心、北河为本位的地域性正统论。崛起于边缘地带的西山朝则另辟蹊径，其对自身正统性的塑造建筑于三重合法性之上。其一，阮惠强调了西山与作为“中州”正统的黎室本无君臣之分，同时提出越南自丁、黎、李、陈各代以来并非一姓，西山乘时而起，具备正当性；其二，阮惠消灭揽权怙势的郑氏集团、两次扶植黎室的举动，既符合儒家的仁义价值观，又让取代后黎朝具备了程序上的正义性；其三，自宋代以降，越人认为南北分治是天定之理，而成功击败清朝象征着阮惠得到了“天命”。换言之，西山朝的正统性构建更加侧重于道德层面，顺应了王朝更迭的时间规律，而非既往基于地域空间的正统判定。因此，阮惠将都城选定在乂安而非传统的政治中心升龙，挑战了北方儒家与门阀所捍卫的北河本位。如此一来，红河三角洲不再是“天南”世界秩序的中心，反而沦为了边缘地带。

以南河为根本的西山朝依靠来自顺广地区的勋臣和军队统治全国，并不愿意与北河地方势力分享权力。归附西山的“旧朝”文武官员虽然受到新朝倚重，却始终无法融入权力核心。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旧朝”文武官员抛出了迁都升龙城的提议，试图重新树立北河的政治中心地位。1788年春阮惠再驾北河，以吴时任为代表的“旧朝”文武官员三次上表劝进，鼓动阮惠在升龙称帝改元。据《再晋尊表》内容可知，“旧朝”文武官员希望阮惠能够按照北河政治传统来建立国家：

当循前朝故事，以大定之年光登宝位，上接天南大统，然后立纪陈纲，兴朝廷法度，则永远之业，强大之势，亿万年无疆惟休。

而后的《三晋尊表》又进一步提出新国家的建设需先确定都城，修筑宫殿庙宇，再逐步恢复与建立国家秩序，谓：“成光开阊阖于两京，宗社之本源先壮；闻肃萃绅弁于双庙，武文之轨范并行。”当时尚未营造凤凰中京，所以这里提到的“两京”无疑是指富春京和中都升龙城。

然而，阮惠无意以升龙城为都，在宣称“我实不以北河为利”和册封崇让公黎维 为监国后，匆忙返回富春巩固根本之地。关于放弃定都升龙城的理由，1789年《请许敕使就富春城宣封》曾指出升龙城存在距离远与风水差的缺陷：

盖自前黎失柄，升龙旺气消歇。伞圆降脉，崩其上下二岭。富良河决，颓圯后头。迩来垂百余年，内难不靖，外患相继。重以数年经乱，宫阙半荒，城中人居亦复少。富春城亦旧都会，年前分作殊邦。一带海濒，未沾天朝德法。继以建省，避民来此滋事，与暹罗、高绵互相攻杀，林邑海际几为豺狼所嗥。自小番抚有其地，稍稍驯犷为良，然而始附之民，须需鸠集。若邑于升龙，惟恐长鞭不及马腹。

除了距离与风水因素，还有基于地理形势与人文方面的考量。红河三角洲旷野千里，升龙王畿之内无险可恃，处于四战之地。环抱三角洲外围的山林地带通常被认为是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但是从历史维度来看，此地带不仅实际的御侮作用十分有限，还时常成为庇护王朝反抗者的沃土。特别是效忠黎氏与郑氏的“旧朝”反抗者隐匿在外镇山区，接连不断地发动“扶黎”起义。生活在平原地带的北河豪族也与西山朝貌合神离。1788年夏季阮惠再驾北河，曾召集后黎朝文武诸臣、耆目逼令表词劝进。大量官员出逃隐匿，参知政事阮辉濯更是因为不肯在《晋尊表》上署名而服毒自尽，可见人心不附，劝进之事遂不了了之。此外，北方犹如庞然大物的清朝随时可能出兵支持黎氏复国，同样令阮惠不得不有所忌惮。所以阮惠早就认定升龙城不适合作为都邑。

值得注意的是，在击败清军、灭亡黎郑之后，阮惠的心态也曾发生转变。1789年春，阮惠驻跸升龙城，萌生了定都北河之意。虽然升龙城的“王气”已经消歇，但是按照堪舆学的说法，珥河东岸京北、海阳的平原地带是极佳的宝地。《安南地脉》云：“珥河之东，平源旷野。堆阜之山，陂塘之水，隐隐隆隆。王畿千里，立宅建都，其量百世。”据《桑沧偶录》记载，与郑主祖地发迹有关的《地钳》有“七世羊墙”之谶，为避其祸，安王郑㭎统治时期（1709—1730）一直在寻找吉地营造新都。1727年十一月，郑㭎东巡如京，见到古碑社伏象山一带风水极佳，决定营造都城于此，预先修建行宫号称“金城府”。两年后，郑㭎去世，其子郑杠即位，营造古碑都城的计划遂寝。随后郑王家走向衰亡，最终发生“庚申靖难”，应验了谶语。阮惠素来对谶纬之说感兴趣，欲知古碑的风水形势，特地征召阮浃前来勘测郑王府城旧址。不过古碑堪舆的结果似乎并不理想，阮惠遂决定南返乂安，营造中京凤凰城。

1789年秋，清朝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派遣广西按察使成林前往升龙城举行册封礼。西山方面原本也同意遵照后黎朝惯例，在升龙城受封。等到清使入境，阮惠又托名染疾，无法前往升龙，要求清使亲至富春。从双方通信中可以发现，阮惠十分介意风水问题，认为升龙残败不利于西山气运，谓：“升龙虽是前代所都，而天运有去留，地运有衰旺，不可以一概印定。小番承恩天朝，翼得受无疆之休，以衍无穷之祚，诚不愿于萧索残败之地受命启宇。”成林坚持要在升龙城行礼，阮惠只能命人假冒自己前往升龙城受封。

清使与西山围绕宣封问题进行外交博弈期间，“旧朝”文武官员趁此机会，在《武文请驾进幸北城表》中重申了定都升龙城的建议，其核心理由有三：其一，就历史经验而言，李、陈、黎三代以升龙为王畿，虽然元明清三朝屡次征伐，但是皆以失败告终。升龙几次面临外部威胁，都是人为因素所致，与地利问题的关系不大，无需占卜验证，即所谓的“虽召侮而人谋不兢，亦保安无地险足凭，珥笔有征，非待蓍蔡者矣”。其二，北城官员认为建立新国家统治秩序，首先得确定能够“居中之外”的都城，而都邑的建设又需“成邑然后成都”。永京的地理形势虽然优越，但是“经营勿亟，堂构未完”。台殿宫阙简陋、庙社市朝未建，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进行规划。如果一直专注于中京的营造，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统治秩序恢复与建设的整体进程。其三，由于阮惠重视风水学说，认定乂安是天府宝地，北城官员只能通过天象之说，利用“旁稽年分，参验岁星，亥在震宫，子居巽位”，来论证不宜草草定都中京，并建议等到春季再进行卜问，重新选定营造新京的黄道吉日。

已然决定建都乂安的阮惠始终未被上述理由打动。据《黎季逸史》记载，1788年十一月阮惠称帝后，“以富春为南京，乂安为中京，北城为北京”，初步确立了三京并立格局。及至1789年夏季，阮惠干脆将升龙城降格为“北城”，并分封次子阮光垂为“康公”，领节制北边水步诸营、兼总兵民庶务，与大司马吴文楚、内璘侯潘文璘镇守北城。原先作为后黎朝“西京”的清华镇（今清化）也丧失了陪都地位，由受封为“宣公”的三子阮光盘领清华督镇、总理军民事务。依靠年幼的皇子和亲信勋臣统治黎郑旧疆，亦足见阮惠对北河的重视。在阮惠拟定的西山朝国家布局中，北城和清华镇重新被定位为拱卫永京的两道北部屏障。据《陪臣奉上表》言：

见在乂安新邑，与升龙行殿，各以勋旧武臣镇之，主掌兵事，而以文臣之练达者参赞。又以清华为升龙咽喉，富春乃乂安咽喉，且属广顺乡贯之地，派委功臣留守，亦皆臣前王下山时战将。凡所分建职司，皆臣前王开暇时预先布置。至于镇卫属员，亦点定旧时从戎之有功者，分布内外，列名锦屏。

为了突出永京的特殊地位，阮惠还曾有意仿效京辅之制，将乂安所辖12县拆分为三四个镇，最后还是在阮浃的劝阻下作罢。乂安与顺化的两京之地由朝廷直接控制，由于永京尚未建成，阮惠本人常年住在南京富春。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阮惠似乎安排了皇太子阮光缵驻守于广南的沱㶞（今岘港）。最南部的归仁城及所辖的广义、归仁、富安之地，属于降号为“天王”的阮岳以及一众西山皇宗公的封邑，同样被纳入西山朝的政区体系之中。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永京为中心，北城、清华卫其北，南京、归仁拱其南，新的政治地理“矩层”结构。

三、西山末期“三京”政治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事实上，鉴于永京草创、升龙残败，偏居南方的富春京实属“鸠集辐辏之都”，故始终作为西山朝实际的行政中心而存在。富春京所在的顺广地区是阮惠的根本之地，其主要优势在于人口的相对集中与优良的海上贸易区位条件。据《抚边杂录》记载，1773年，仅顺化处所辖二府九县州的丁数就多达126857人。西山朝征战南北所倚仗的核心军事力量，正是从这些丁壮中拣括的“亲兵”（thân binh）。不过，顺广地区终归人多地狭，传统的农业产出与税收较为有限。因此，利用越南中部优良的港口发展海上贸易就成为南河政权进行国家资源调配、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方式。然常年战乱以及西山勾结华南海盗侵袭中国沿海严重破坏了海上秩序的稳定，进而导致越南海岸商业贸易活动萎靡不振。此外，以嘉定为中心的湄公河三角洲这一南河最为重要的粮食产区与税收要地，此时也已经为阮福映建立的嘉定旧阮政权所控制。因此，西山初年的顺广地区面临财政窘促之困，且常有乏粮之虞，阮惠不得不改变国家资源调配方式。

西山朝沿用了黎郑朝廷于1776年开辟的越南中北部海上漕运路线，每年从北城运输钱粮供给富春和支持南方战场。但北城至富春之间的航线并不便利，“海道发运艰难，岁溺长舵兵夫数四百人，官钱米沉溺不计其数”。西山朝主要的应对之法则是开浚乂安兴元县一带的天威港，并在永京的麒麟山设立公库，每年只需将北城的粮食从陆路运至麒麟库贮藏，再由天威港海运至顺化、广南二地。显然，乂安是一个既能维持作为西山朝根基的南河政治本位，又能将南河与北河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经济互补的关键点。

面对富春朝廷的财政难题，阮惠在1788年强制推行颇为激进的信牌制度与丁田税，试图解决人口隐匿问题和增加财政收入。该项政策严重损害了北河地主豪强的利益，还极大增加了百姓的赋役负担，给北河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与破坏不亚于战乱，使得西山与北河之间的政治关系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西山自庚戌以来，年比丰稔，海内安平，然北圻士民皆厌西山而思真主。”此外，相较于笼络北河民心，西山朝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外扩张方面。《皇黎一统志》指出西山朝推行信牌、拣括民数以充士卒，主要是为其北伐清朝的目标服务。 除了计划从乂安穿越老挝高原袭击暹罗与柬埔寨，以实现征服中南半岛诸国的宏大战略目标，阮惠确实萌生过挑战清朝政治权威的勃勃野心。海阳武氏家谱中收录的一份阮惠颁给武文勇的敕命云：

敕海阳招远大都督大将军翊运功臣武国公进加领北使正使，兼全应奏请两广之地以窥其心，公主一位以激其怒。慎之！慎之！其用兵形势尽在此行。他日前锋，卿其人也。钦哉！敕命。

光中四年四月十五日

无论如何，迁都永京以整合北河，还有颇为荒诞的北侵清朝计划，其实都表明了阮惠统治时期的西山国家治理具有强烈的“北方倾向”。1792年七月，阮惠病重不治，不仅打乱了西山君臣筹谋多年的北伐计划，也预示西山朝的统治危机将至。阮惠在死前曾传召乂安督镇陈光耀商议迁都永京之事，并嘱咐陈光耀等人说：“汝等宜夹辅太子，早迁永都，以控制天下。不然，嘉定兵来，汝等无葬地矣。”阮惠还告诫皇太子阮光缵称：“富春神京非尔所得有也，乂安吾父母国，其地险要可恃，吾厚其城，以为中都，所以为尔他日晋阳计也。吾死后其以为归，卒有患变可以为守。”另据《呈覆钦使成按察柬》称，阮惠晚年对升龙城的态度也有所改善：

上年巡阅各处，勘得升龙城为安南疆域之中，可以控制形势。尝言李氏讫于前黎，建国于此，实有枢鞬。我若奠居乂安，究属僻远海堧，非居中扼要之势。近者，黎维祗敢于宣光滋衅，与黎氏旧人多在西北沿边啸聚为匪，亦由鞭长莫及所致。将来仍须都于升龙，可以镇抚四远，长守天朝恩宠。

此柬文中虽多属西山虚应清朝之辞，但其内容也并非不可取信。阮惠应是预感自己身故后西山朝将遭遇存亡危机，所以制定了逐步迁都永京、升龙，以及结援清朝的策略。

景盛帝阮光缵继位之初，西山朝廷尚未背离阮惠的迁都遗命。作为主持迁都事宜的关键人物，陈光耀于1792年底被派往乂安镇守。但诚如阮惠所料，旧阮趁着西山国丧大举北伐，迫使西山君臣将注意力从整合北河转向南方战场。到了1794年，陈光耀也被调往南方前线。紧接着，西山朝廷内部因武文勇、陈光耀的权力斗争而陷入混乱，“诸臣各树朋党，互相诛杀”。直到1795年夏，年仅15岁的阮光缵亲政，才暂时结束了西山内部权臣相争的乱局。此时的西山国内政局紊乱，外与旧阮连年交战，已经呈现出衰败迹象：

二三年间，国步多艰，外戚窃柄，天变屡形，兵革不息。行役者或厄于波涛，或罹于锋镝。齐送之烦，侵鱼之扰，下民疾苦情状，闻之恻然。

为了挽救颓势，阮光缵听从阮浃的建议，罢信牌令，停派捕漏民。又颁布《试士诏》，于全国范围内恢复科举乡试，试图通过这些举措向北河豪强与民众示好，笼络被征服地区的民心。不过，多年的内忧外患致使朝局动荡，陈光耀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永京的营造工程彻底搁置，遑论迁都之事。此外，由于南方战事胶着，富春京距离前线较近，能够快速做出应对，或许也是西山朝廷没有立刻选择迁都北方的原因。

随着南北双方攻守易势，西山国家政治空间布局的劣势渐显，富春京更是直接暴露在敌锋之下。1797年夏，旧阮水师包围归仁、袭取广南，距离富春京咫尺之遥，西山朝野震动。阮光缵起复陈光耀，使其强固富春京沿海防线。1799年夏，旧阮军队攻陷归仁城，西山丧失南方战略屏障。忧心忡忡的阮光缵向阮浃询问国事，阮浃劝其放弃富春京：“归其浸地，退守永京，庶几可缓。”此提议既是遵循了阮惠的经略方针，又希图效仿郑阮以横山、灵江为界，南北对峙故事。正当阮光缵犹豫不决之际，旧阮联合万象军队越过长山山脉偷袭乂安。自1800年以后，不仅永京不再安全，位于后方的清华、北城各地也因“旧朝”反抗者与天主教徒举事而陷入混乱。阮光缵再次问计于阮浃，阮浃又提议称：“愿早迁升龙，固结人心，预为规措。”至此，北城成为西山唯一的退路。

1801年夏，旧阮水师奔袭富春，阮光缵弃城北逃。五月下旬，阮光缵抵达北城。为迎接阮光缵的到来，吴时任、潘辉益作《迎驾表》，再次提议定都升龙城：“迁德顺承帝命，即北城为宅中图大之基；作邦克对天心，以南京奠固本深根之址。”六月，阮光缵改元“宝兴”，开始积极经营北河，北城升格为“北京”亦在此时。据《雨中随笔》载：

辛酉之夏，西山少主弃富春北走，升北城为北京，筑圜丘于椰市门外，甃方泽于西湖，以冬、夏二至，分祀天地。而南郊昭事殿，则倣中正朝大光明殿，仍为祈祷告谒之地。

同年十一月，阮光缵率军南征，在乂安举行祀庙仪式，其表文中提到：“顷者，小子偶遭多难，徙治北京，规图恢复。”南京富春城虽为旧阮所占据，但在西山朝的官方表述中流行着“三京”的说法。如吴时任《陈乐表》云：“燕台奉玺书，龙编分地轴；九陛下彤云，三京开玉烛。”西山朝定都北京后，阮光缵开始修缮环绕都城的各种国家祭祀场所，希望将西山王权移植到北河。但此时的西山朝已然积重难返，迁都北城亦于事无补。

1802年五月，阮福映在富春建立阮朝，纪元“嘉隆”，随后大举北伐。面对阮朝的迅猛攻势，蓝江北岸的西山防线很快土崩瓦解，“乂安一路无敢抗王师者”。六月，阮军长驱直入，夺取升龙城。阮光缵兄弟在逃往京北的途中被当地豪强擒获，西山朝覆灭。阮朝统一进程颇与西山朝类似，皆是由南而北，且疆土也更为狭长，所以在都城的选定上也面临着如何兼顾南北的问题。嘉隆帝阮福映驻跸于升龙期间，黎族、郑族及北河旧臣共同上表劝进，并建议遵循历朝传统建都升龙。南河文武诸臣从政治传统、风水及地理形势等角度驳斥了上述提议。据《皇越龙兴志》载：

本朝肇基顺化二百余年，今上龙兴，奄有全越，正犹汤以七十里之亳邑，肇域四海，文以一百里之岐山，肇造区夏。祖尊故地，险要全关。升龙虽历代故都，然残破之余，旺气消歇。且以今形势言之，地无重险之固，居仅一偏之安，事出不虞，势难遥制。请且驾还富春，光壮宸极，而于南之嘉定，北之升龙，建二大阃，镇以重臣，使之大小相维，缓急可恃，则边方无外顾之忧，而神京有内重之势。

阮朝官方的合法性构建同样否定了北河正统论，认为南河（越裳）与北河（安南）是两个等量齐观的国家，由此进一步强调阮朝奄有两地，其法统已非源自基于北河本位的“安南”历代王朝，而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所以使用“越南”新国号。甚至为了降低升龙的政治地位，嘉隆帝效仿与沿用了西山朝的统治模式，设立北城，统辖北河诸镇，并将升龙更名为“升隆”。

从北城返回富春京后不久，嘉隆帝便着手改筑富春旧都。富春京城的营造工程始于1803年春，阮朝官方地理文献称其“宅中建准，朝贡道均，如屋脊之居高而四旁内向，如北辰之居所而众星环拱”。从阮朝疆域的整体形势来看，富春京城确实处于国土的中间位置，但越南中部地区地势狭窄，缺乏战略纵深，容易遭到海上与内陆的袭击。西山朝正是在失去制海权之后，富春京因无险可据而被阮军迅速攻陷。嘉隆帝本人对富春京城促狭的地势也并不满意，曾多次想将都城迁往更为宽阔的乂安，但在阮文仁的劝谏下，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在国家政治空间的构建上，为了突出富春京城作为“帝王上都”的独一性，阮朝采用不同于以往王朝的单都制。1808年正月，阮朝将嘉定镇升格为嘉定城，下辖五镇，分置府县。由此正式确立了嘉定城与北城并立，南北拱卫富春京城的政治地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