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娜 周洪宇｜从古登堡印刷术到铁路邮政服务：技术视角下近代早期欧洲大学的开放转型

周娜¹, 周洪宇²

1. 信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16-19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首先，知识生产的权力中心发生转移，民族国家逐步取代教会成为知识体系的主要资助者和制度保障者，形成了德兰迪（Gerard Delanty）所称的“国家与知识的历史契约（historical pact）”（德兰迪, 2010, 第5页）；其次，知识传播呈现社会化趋势，既体现在知识受众的扩大化，也表现为知识生产者的多元化；最后，学术创新场域发生位移，大量突破性成果产生于大学体制之外（Eisenstein, 1979, p. 76；Perkin, 2006）。上述变化发生的根本动因在于媒介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在中世纪的手抄本时代，知识传播依赖于口耳相传。由于书籍制作成本高昂，知识保存被修道院和城市的抄书行会所垄断（伊尼斯, 2003, 第42页）。近代以降，以古登堡印刷术（Gutenberg Printing）、“咖啡馆大学”和铁路邮政系统（Railway Postal System）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创新，从本质上重构了书面语言的传播效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降低了知识复制的边际成本；新型知识社交空间打破了学术交流的物理限制；邮政系统加速了知识产品的跨区域流通。这些技术革新不仅改变了知识的保存与传播方式，更深刻地重塑了知识生产的组织逻辑，最终推动了欧洲大学制度的现代转型。

（一）知识革命的技术基础：古登堡印刷术的创新本质

古登堡印刷术，全称为古登堡金属活字印刷术，是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于15世纪30年代末通过技术集成创新，完成的金属活字印刷系统的重大突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登堡的创造性贡献不在于发明活字印刷本身，而在于成功整合了金属活字铸造技术与油基墨水配方这两项关键技术要素（Füssel, 2005, pp. 15−18）。正如技术史学者所指出的，这一创新本质上是将既有的低熔点合金技术和油画颜料化学原理进行创造性重组，从而实现了印刷技术的范式突破（芬克尔斯坦等, 2012, 第89页）。这一案例完美印证了布莱恩·阿瑟的技术进化理论——所有技术创新都是对已有现象的新组合与新应用（阿瑟，2014, 第45页）。历史地看，古登堡的突破建立在欧洲印刷技术的渐进发展基础上。13世纪，木刻版技术已作为重复插图手段引入到欧洲印刷品制作中（芬克尔斯坦等, 2012, 第174页），但其在文本印刷方面存在明显局限：复制清晰度不够，印刷效率低下。相比之下，古登堡印刷术实现了巨大进步，金属活字确保了印刷的精确性与一致性，油基墨水大幅提升了印刷品的保真度和耐久性，避免手工抄写可能产生的错误及木刻印刷的模糊，提高了书面文字复制速度，使欧洲具备了以“快速、高效和便宜的方式大量生产书籍和小册子的能力”（芬克尔斯坦等, 2012, 第77页），使得书籍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成为可能。到1500年，欧洲已建立约260间印刷工坊，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出版产业网络（默里, 2012, 第80页）。这种技术突破带来了深远的知识革命：一方面，印刷品的指数级增长彻底改变了知识传播格局——仅摇篮本时期（incunabula）就有约4万种图书问世（默里, 2012, 第80页）；另一方面，重构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基础，正如吕埃格等学者所言，古登堡印刷术“革命性地发展了书面语言”（吕埃格等, 2008, 第9页）。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将其影响概括为五大维度：知识的扩散、知识的标准化、社会思维的重构、数据及信息的收集、知识的保存（Eisenstein, 1979, pp. 71−136）。20世纪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麦克卢汉（Marshal Mucluhan）以“星汉璀璨”这一诗性隐喻，精准捕捉了印刷术如何重构人类文明的认知图景（麦克卢汉, 2014, 第123页）。

（二）知识公共领域的兴起：咖啡馆与近代学术空间的转型

17世纪中叶，牛津出现了一种新型知识空间——被后世称为“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的咖啡馆。这一现象始于1650年代，当时一群牛津学者定期在一家只提供咖啡的无酒精酒馆聚会，讨论自然哲学与数学领域的新思潮（Johns, 2006, pp. 320−340）。创建初期的牛津咖啡馆保持着学术精英色彩，仅向大学成员开放，即便如此，这种知识社交形式依然表现了巨大创新，首次在大学围墙外建立了初步制度化的学术交流场所，打破了学术共同体的封闭性。这种新型知识空间迅速形成示范效应：1650年代后期，伦敦出现了类似的学术咖啡馆；至17世纪末，英国主要城镇都建立了这种知识社交空间；同期在欧洲大陆，咖啡馆文化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更重要的是，后期的咖啡馆逐渐演变为知识的公共领域，各行各业的人士都可以进入，坐下来阅读（或聆听）最新的新闻、小册子和书籍，参与涵盖科学、宗教、商业、文学的热烈讨论。当咖啡馆成为启蒙思想的孵化器时，传统大学却因陷入教派纷争而停滞不前（Perkin, 2006, p. 171），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学内部滋生的宗教怀疑论，最终通过咖啡馆的公共讨论，催生了挑战大学知识权威的新思潮，导致大量学生纷纷逃离大学，转而投身于更具活力的咖啡馆知识空间。同大学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咖啡馆发展出独特的“鉴赏家文化（virtuoso culture）”——一种推崇文明礼貌，强调好奇心、世界主义以及博学多识的辩论的文化氛围（Cowan, 2005, p. 79）。咖啡馆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图书资源，常与书店毗邻（Johns, 2006, p. 320），有些咖啡馆甚至有自己的图书馆，个别咖啡馆的图书量多达2000册左右（Kelly, 1992, p. 123）；知识前沿，还会提供尚未出版的手稿资料（Levere et al., 2002, p. 123）。这种知识民主化趋势对传统大学教育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当在咖啡馆可以获得更实用、更前沿的知识时，大学陈旧的经院教育价值何在（Perkin, 2006, p. 173）。咖啡馆不仅成为启蒙思想的孵化器，更重塑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社会网络。

（三）教育范式的空间革命：铁路邮政与知识传播民主化

19世纪中叶，铁路邮政系统催生了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19世纪早期，美国人加勒布·菲利普斯（Caleb Phillips）开始通过美国铁路邮政提供课程“领导速记”的学习服务，这是全球范围内最早的远程教育（Pregowska et al., 2021, p. 118）。1844年，英国教育家艾萨克·皮特曼（Isaac Pitman）率先利用铁路邮政网络开展速记课程教学，开创了欧洲函授教育的先河（Johns, 2006, p. 320）。这一创新很快形成跨国浪潮：德国、瑞典和美国相继建立起类似的函授教育体系（Simonson et al., 2000, pp. 22-25）。这种新型教育模式突破了地理空间限制，使教育资源的跨区域配置成为可能，建立了包含教材配送、作业反馈和学业评估的完整教学系统，孕育了延续至今的远程教育基本范式。

在媒介技术史视角下，铁路邮政与印刷术、咖啡馆共同构成了知识传播的“技术矩阵”，彻底瓦解了中世纪的手抄本文化。手抄本时代的“时间偏向”知识体系（伊尼斯，2003）具有典型的封闭性特征：缺乏有效的技术，知识很难保存复制，手抄本量少且昂贵，导致知识传播慢，而且无法实现大众传播，形成远离社会的“玄学知识”（德兰迪，2010，第34页），这就是手抄本时代的知识模式。16-19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咖啡馆大学及铁路邮件服务等知识媒介技术的出现及普及，使得知识再生产技术的效率提高，知识传播日益大众化，营造了跨阶层的知识交流王国，突破了教育实施的地理空间限制，构建了一种“偏向空间”的知识模式。这种技术驱动的变革不仅重塑了大学内部的教学组织（Moodie, 2014），更根本性地改变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从经院哲学的堡垒转变为向民族国家的世俗社会开放的知识中心。在此过程中，大学完成了从“知识垄断机构”到“公共知识平台”的历史转型。大学向社区、向世俗文化、向民众缓缓打开大门，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中世纪大学的开放形态。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提出批评，认为其“缺乏与任何具有活力且功能完善的社会阶层的直接联系”。然而，印刷文化史研究对此提供了新的认识维度。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基于翔实的印刷史研究指出，16世纪的知识分子多数时间活跃于印刷工坊，而非封闭于个人书斋，他们实际上与充满活力的社会阶层保持着密切接触。研究表明，爱森斯坦的论断不仅准确，更可进一步延伸：16至19世纪期间，欧洲大学及其成员历经了显著的社会化进程，学者们的学术活动范围从学院延伸至印刷所、咖啡馆等新兴知识空间，大学教师刚开始兼任出版顾问、沙龙主持等公共角色，学术研究开始回应民族国家的商业、技术等现实需求。印刷术等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知识传播方式，更重构了知识分子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模式。

古登堡印刷术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欧洲知识传播方式，更重构了知识生产的社会网络。这一变革的核心在于促成了学术与商业的深度耦合，具体表现为知识商品化、知识—商业复合体型学者的诞生以及大学—商业的制度性连接。古登堡印刷术的普及催生了完整的出版产业链，围绕书籍制作形成一种新的产业结构和新的生产关系，书籍从文化载体转变为商业产品（科恩，2012，第221—234页）。这一转变彻底颠覆了手抄本时代的生产模式。在手抄本时代，一本书的制作是由大学城中的文具商和抄写员等一系列工人的协作下所完成的。印刷术的出现，书籍制作的流程发生变化，新程序需要不同技术工人之间更密切的联系，鼓励新形式的跨界、跨领域交流（Eisenstein, 1979, p. 55）。印刷业的发展催生了大学学者同印刷商的前所未有的跨界合作，学者角色拓展延伸，经常被印刷商聘请兼任编辑、译者、校勘者等工作。当时的印刷厂不仅印刷图书，也销售图书，成为学者、教师、翻译家、作者和编辑的集会场所，印刷厂可谓兼具生产车间与文化沙龙的双重功能。比如伊斯拉谟经常向大印刷厂和出版商提建议，告诉他们应该出版哪些书籍（默里, 2012, 第82页）。书籍出版的客观利润吸引了资本的涌入。早在15世纪商人们就开始资助印刷业（伯克, 2016, 第177页），甚至成立印刷金融辛迪加（the financial syndicates），进一步把城镇和大学代表聚集在一起（Eisenstein, 1979, p. 56）。《15世纪博洛尼亚的大学与出版社》一书中，就提到了一个1470年大学为学术目的建立和经营一家出版社的合同的例子（Bühler, 1958）。这种结构性变革表明，印刷术不仅改变了书籍的物质形态，更重构了知识生产的社会生态。大学通过参与出版产业链，实现了从封闭学术共同体到开放知识节点的转型。

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书籍出版行业开始吸引大学教师的关注。部分学者选择兼顾教学与出版事业。如阿皮亚努斯（Apianus）是一位任职于德国因戈尔施塔特 （ Ingolstadt） 大学的年轻数学教授，任教期间，还经营着自己的印刷厂；巴黎皇家数学教授奥朗日·菲涅（Oronce Fine）则同时为数家印刷厂工作（Eisenstein, 1979, p. 74）。还有学者放弃教职，完全转型为出版从业者。人文主义的大学教师阿尔都斯·马努提修斯在1494年转换了职业，成为了一名书籍印刷商兼出版商（吕埃格，等，2008，第9页）。17、18世纪，知识市场化趋势愈发明显。彼得·伯克的研究表明，在大学校园里，“为报酬而教学”已成为普遍现象，面向付费听众的公开讲座愈发常见（伯克，2016，第166页）。与此同时，学者们积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传播思想。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任教期间，就娴熟地利用古登堡印刷术扩大其思想影响力。这标志着学者职业认同的重要转变：从传统的知识守护者转变为积极参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现代知识分子。

随着印刷出版成为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途径，学者们越来越重视与印刷商、书商建立合作关系。正如当今学者追求在权威出版社或顶级期刊发表著作和论文一样，16-17世纪的学者也热衷于与声誉卓著的印刷商结盟——这些印刷商往往能通过法兰克福、莱比锡和科隆等地的国际书展，将学术著作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为此，学者们常常不惜跨越地域限制，寻求与知名印刷商的合作。典型案例不胜枚举：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解剖学教授安德烈亚斯·维萨里乌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专程从帕多瓦前往巴塞尔，为给自己的著作《人体构造》（De Fabrica）觅得杰出的出版商。1543年，当尼古拉斯·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1473-1543）的《天体运行论》在纽伦堡出版发行时，哥白尼本人正在千里之外的临终病榻上躺着。著名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为出版《鲁道夫星表》（Rudolfine Tables，1627），更是不畏艰险，耗时数月穿越战火纷飞的欧洲，最终在乌尔姆市寻到理想的出版商（Johns, 2006, p. 328）。这些事例生动展现了早期学者为知识传播所付出的非凡努力，也反映出印刷网络对学术交流的重要促进作用。

17世纪中期，悄然兴起的“咖啡馆大学”迅速成为连接印刷文化与手稿传播的重要节点，为知识交流提供了全新平台。早期的咖啡馆并非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而是带有明显的精英俱乐部特征，具有相当的排他性。这一局面在1660年代初被打破：斯特拉斯堡化学家彼得·斯塔尔（Peter Staehl）在蒂利亚德咖啡馆（Tilliard's coffeehouse）创立化学俱乐部，向牛津学者系统讲授化学知识，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便是其中的早期成员（Cowan, 2005, p. 91）。与喧闹的酒馆不同，咖啡馆逐渐演变为知识精英的聚集地，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沙龙”文化。其轻松自由的氛围、低廉的消费（因此被誉为“便士大学”），吸引了各阶层的求知者。据记载，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伦敦咖啡馆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学术活动：“顾客不仅可以学习法语、意大利语或拉丁语；还能报名参加舞蹈、击剑或马术课程；更可以聆听诗歌、数学或天文学的专业讲座”（Cowan, 2005, p. 99）。这种知识传播模式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药剂师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1645-1705）在世纪之交曾如此评价咖啡馆的社会功能：

咖啡馆让所有人都变得善于社交，富人和穷人聚在一起，各行各业和各种知识也在这里交汇；因为在这里，一个渴望学习的人，一个晚上所获得的知识可能比他在一个月内从书本上学到的还要多：他可以找到那些他经常光顾的咖啡馆，那里的人热衷于他所探究的领域，并且他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其他人阅读和研究的精髓。我听过我一个学识渊博的朋友……他说，他认为咖啡馆在提高有用知识方面与[大学]一样有效，而且他对它们没有任何轻视之意。（Cowan, 2005, p. 99）

所以，爱森斯坦直言：独居的书房，是当前许多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但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情景追溯到以前。从16世纪到18世纪，大学知识分子、工匠和资本家是没有脱离接触的（爱森斯坦，2010，第149页）。

16-19世纪的知识媒介技术改变了知识传播及组织方式，影响着社会对学习的新认识：“自助自学”及“人人皆可学”。在手抄本时代，手稿书的稀缺对大学学科和学习组织方式都产生了限制，制约着学生的自主自学。由于书籍匮乏、书籍版本单一，当时欧洲各地大学不仅课程一致，课程所用书也相同，而且课程的讲义书籍学生很难有，因为它们在教师那里。学生或者从老师那里借书，或者从大学城的文具商那里出钱借来一页或数页来抄写。这种状况使得教学严重依赖口耳相传，每门课程仅能围绕单一文本或其片段展开，学生因而形成了对教师的被动依附。古登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在15世纪中期带来了根本性变革。它不仅催生了“新形式的自助学习模式和自我意识”（爱森斯坦，2010，第149页），更培养了学习者的独立性，“斩断了迫使学生依附于教师的纽带”（爱森斯坦，2010，第150页）。到17世纪，“咖啡馆大学”为自主自助学习提供了新型社交空间，而19世纪铁路邮政服务的兴起，则实现了师生关系的准永久性分离，进一步弱化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系列变革共同奠定了现代自主学习理念的基石。

印刷革命还带来了知识市场的供求结构性变化。在某些地区，印刷商生产的学术文本的产量甚至超过了当地市场的消化能力，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这使得求知者能够以低廉价格购得大量书籍，在私人学习空间自由研读。正如史料所记载的，“一个认真的学生现在可以通过私下阅读努力覆盖比过去学生乃至成熟学者需要掌握或希望掌握的更多的资料，而这在印刷术使书籍变得便宜和充足之前是难以实现的”。印刷技术的普及还提高了知识的可及性，从根本上降低了学习成本。这一变革首先体现在地域限制的突破——求知者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地求学。1519年，一位商人子弟扬·伊姆彭·克里斯托弗斯（Jan Ympyn Christoffels），在威尼斯求学10年后返回家乡安特卫普，把自己的论文——第一本佛兰芒语记账论文——印刷出版出售。虽然包含作者稿费和印刷成本的书籍售价不菲，但相较于远赴异地求知，知识获取成本还是大大降低了（Dittmar & Seabold, 2019, p. 9）。印刷术不仅通过增加单一文本的副本数量来促进知识传播，更实现了分散文本的系统性整合。随着不同文本被汇集出版，学者为查阅典籍而四处游学的必要性显著降低（Eisenstein, 1979, p. 74）。印刷工坊为学习者提供的，已不再是手抄本时代的有限而单一，而是一个真正丰富多元的知识世界。

印刷术的普及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自主学习范式。当知识获取不再需要“先匍匐在老师的脚下然后才能站立”（爱森斯坦，2010，第150页），而是可以通过将书籍带回家中研读来实现时，一种强调独立自主的学习精神就在潜滋暗长中。这种精神既包含着“无人相助而保持信仰”的坚韧意志，也体现了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充分信任。这一精神与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的推崇及宗教革命的“我可直达上帝”的理念形成了深刻共鸣。印刷术与三大思想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相互促进，共同塑造了“靠自己阅读掌握知识，且自学的效率还高于聆听长者”的全新学习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激励下，传统的口耳相传教学模式受到了挑战：

识字的人无论男女，只要手握一册莫克森（Joseph Moxon）的《印刷机操作手册》就可以从头到尾自学印刷技术。……两位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样自学成才的印刷工。（爱森斯坦，2010，第150页）

学术研究揭示了16世纪知识传播的显著特征：大量出版物如潮水般涌现，内容涵盖从宗教实践到生活技能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推动了自我提升文化的形成（爱森斯坦，2010，第149页）。当时的图书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类入门指南层出不穷，包括绘画技法、诗歌创作、建筑营造、工程设计等实用技能手册。虽然这些出版物的实际教学效果尚待考证，但它们无疑为知识创作者和自学者开辟了新天地。对许多自学者而言，如果有机会掌握新技能而不必接受正规的学徒期和学校教育，这的确有助于培养独立感。虽然这些新的“静默的老师”只不过复制了课堂和作坊里传授的功课，它们的确斩断了迫使学生和学徒附属于老师的纽带（爱森斯坦，2010，第149页）。有天赋的学习者不必再投奔到某位大师门下求学——年轻的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和艾萨克·牛顿生动诠释了这一转变（Eisenstein, 1979, p. 75）。年轻的牛顿不懂数学，但通过系统研读当地书市和图书馆收藏的古今数学著作，他不仅达到了笛卡尔的成就，更实现了超越（爱森斯坦，2010，第150页）。这种知识获取方式的革新甚至引发了代际观念的转变，正如一位15世纪历史学家所质疑的：“既然年轻人通过勤奋学习也能获得同样的知识，为什么现在还要优先考虑老年人而不是年轻人呢？”（Eisenstein, 1979, p. 75）

“咖啡馆大学”与铁路邮件服务，则从空间维度共同构建了近代自主学习的双重支柱。17世纪60年代，来自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的学生集体捐赠书籍，在一家名为肖特咖啡馆（Short’s Coffee）建立图书室，供人们阅览学习。这种由学者自主组织的学习社群，正如几何学家约翰·沃利斯所言，是“通过自愿协议和联合”形成的知识共同体，完美补充了正规教育的不足（Cowan, 2005, p. 99）。咖啡馆催生出的开放式“讨论”文化，以其平等、自由的特性，培育了全新的自主学习模式。这种“咖啡桌边的学术革命”不仅促进了知识传播，更重塑了学习者的主体意识，为“牛顿主义和公共理性”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Johns, 2006, p. 322）。而18世纪兴起的邮政服务则进一步突破了地理限制，使函授教育成为可能。从波兰克拉科夫市的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1776年的工匠函授讲座，到华沙大学的物理讲座（Tanaś, 2015, p. 237），再到培养出居里夫人的“空中大学（Flying University）”，邮政网络让学习者足不出户就能获取知识。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主学习模式也提高了边缘群体的学习机会。17世纪的咖啡馆向各阶层人士平等开放，却只限于男性，不向女性开放（Tanaś, 2015）。咖啡馆排斥女性，但邮政课程却积极响应了女性的教育需求。加勒布·菲利普斯（Caleb Phillips）通过美国邮政服务每周邮寄的课程来进行速记（一种缩写符号书写方法）培训，远程课程对象大多是女性（Pregowska et al., 2021, p. 118），是同“社会上女性应该受教育的呼声渐高”相一致的（郭法奇, 周晓丹，2019）。这证明了远程教育在促进教育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咖啡馆与邮政服务的结合，共同构建了一个突破阶层、性别与地域限制的自主学习生态系统。

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是由语言使用者在他们之间所创造、成就出来的一个内部领域（internal field）。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在几乎所有这些民族主义中，“民族的印刷语言”都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安德森，2011，第66页）。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理解大学语言场域的意识形态功能。

中世纪，“拉丁语是讲堂、辩论和文本的语言”，大学要求学生必须精通拉丁语（Grendler, 2002, p. 151）。这种语言规训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每个细节——无论是课堂、餐桌还是休闲时光，师生都被要求使用拉丁语交流。历史学家伯克的研究揭示，1450年时，欧洲大学构建出从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延伸到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的高度同质化的网络，课程高度一致，学生可以较自由地转学而无须烦恼语言不通（伯克，2016，第97页）。这种教育一体化现象的背后，体现了作为教育语言的拉丁语的垄断地位：“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文不仅是教学用的语言，它还是仅有的一个被教授的语言”（安德森，2011，第17页）。然而，拉丁语的统治地位并未迅速瓦解。从古登堡时代到1500年（学界认定的摇篮本时期终结），现存可考的约3万种出版物中，仍有80%使用拉丁文（Füssel, 2005, p. 113）。16世纪成为民族语言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其推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民族意识觉醒、知识普及需求以及宗教文学繁荣，其中“向新读者群体传播知识”的知识普及需求成为主要动机（Maclean, 2012, p. 55）。德国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学者乌尔里胡滕将其1512年用拉丁文写就的反经院主义的论战性书信集《蒙昧者书简》（Obscurorum Virorum Epistolae）于1521年译为德语，以扩大读者范围（Maclean, 2012, p. 55）。这一时期，大量人文著作、医学典籍、法律文献和历史文本被翻译成德语。这一语言革新运动很快在欧洲各国引发呼应。法国学者皮埃尔·德拉梅（Pierre de la Ramée）明确提出“知识母语化”主张，旨在通过母语教育促进社会流动（Maclean, 2012, p. 55）。在意大利和英格兰，一些最成功的出版商纷纷将母语书籍作为主营业务（Maclean, 2012, p. 55）。据赫希估算，到16世纪末，方言出版物很可能已超过书籍总量的半数。这标志着民族语言在知识传播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突破。

但是，大学教学语言的民族化转型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特征。相较于学术出版领域的语言革新，大学里民族语言教授席位的设立要迟缓得多。欧洲首个本土语言教授席位于1589年在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诞生，这距离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已逾一个多世纪。1589年，锡耶纳大学允许解剖学家、医学植物学讲师、数学家和意大利语讲师用意大利语授课。同年，应德国人要求，锡耶纳大学设立di lingua Toscana教授席位，该讲座仅面向德国学生（Grendler, 2002, p. 54）。这一创举在17世纪初被帕多瓦大学的德国学者援引为先例，成功促成了德语教授席位的设立。大学教学语言的全面转型是缓慢的、渐进的。直到17世纪中叶，拉丁语在大学讲堂和学术辩论中的主导地位才开始松动，而本土语言的普遍使用更要迟至18世纪末才得以实现。

综观16世纪以来的语言变革历程，可以清晰看到：拉丁语作为学术通用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大学出版与教学领域开始接纳方言的合法地位。一种“民族的”书面文化随即扩张。没有这样的学术出版和学术讲解机会，萌动的民族意识的先决条件就会化为乌有，剩下的就是一种不通用的方言了（Steinberg, 2017, p. 121−126）。伴随拉丁语的式微，大学也褪去了其重要的国际性特征——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说：哥特风格的夕阳沉沦在美因茨巨大的印刷机背后（汤普逊，2023，第366—367页）。需要指出的是，拉丁语的衰落并非单纯由印刷术普及所致，而是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的表征：那些曾被古老神圣语言统合的宗教共同体，正在经历不可避免的分化、多元化和地域化转型（安德森，2011，第17—18页）。在这个意义上，大学语言的民族化既是知识民主化的体现，也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建构的重要环节。

（一）“空间偏向”的媒介技术与大学开放转型

哈罗德·伊尼斯在其媒介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时空偏向”论断：媒介技术因其物理特性不同，或倾向于时间上的纵向延续，或倾向于空间上的横向扩散。他说：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特别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有些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伊尼斯，2003，第27页）。这一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16-19世纪欧洲大学的开放转型提供了关键视角。

手抄本时代的知识垄断格局，呈现出鲜明的“时间偏向”的媒介特征。羊皮纸的昂贵、抄写的不易，使得知识被教会机构垂直垄断，形成了封闭的知识储存体系，而非开放的知识传播网络。这种局面随着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而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以其轻便、可复制的特性，展现出强烈的“空间偏向”。当商业资本注入印刷业后，知识产品开始突破教会和大学的围墙，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进行横向传播。这一时期出现的“咖啡馆大学”现象更具典型意义。作为新兴的公共空间，咖啡馆通过整合印刷书籍、报刊等媒介资源，将社交互动与知识传播有机融合，创造了独特的“咖啡馆大学”。伊尼斯所指出的“媒介决定知识特征”的命题在此得到验证：空间偏向的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知识传播的路径，更重塑了知识本身的公共性特质（伊尼斯，2003，第27页）。媒介技术的空间偏向不仅改变了知识传播的物理范围，更重构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网络，推动了大学从中世纪的拉丁语、宗教文化的精英国际主义，向民族语言、世俗文化的大众公共主义公共领域的转换。中世纪大学的那种开放——国家性和世界主义很快式微；大学不再局限于精英文化，而是开始面向世俗文化，走入社区，形塑了国家民族共同体成为了民族国家公共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大学由此确立了公民身份。这种媒介变革带来的知识民主化效应深刻影响了大学的发展轨迹，为现代大学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功能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媒介技术从生产维度影响大学开放

16-19世纪的媒介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更从生产维度重构了大学的组织逻辑与社会角色，推动其从中世纪的知识阐释者向近代的知识生产者的转型。谈到大学开放，人们多从政治哲学的公平视角考量大学的开放，而媒介技术史的研究路径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变革维度：印刷术、邮政系统和公共空间等媒介技术通过重塑知识的生产、搜集与传播网络，促进了大学与社会的结构性互动，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了大学的身份与功能。

媒介技术的创新，不仅表现在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和铁路邮政网络的发展提升了知识传播效率，推动了教育生产力的解放，还在于重构了知识生产关系，促进了大学学者同印刷资本家、工匠等社会各阶层同构知识生产，打破了中世纪大学封闭的行会式结构。正如涂尔干所言，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变革不仅在于其作为工具价值的影响，同时还在于其所包含的文化价值的意义（Sanz, 2014, p. 12）。也正因为此，理解媒介技术对知识生产模式的改造，对于把握近代大学转型具有关键意义。当大学从经院阐释转向实证研究，从宗教训导转向公民教育时，其开放已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调整，更是知识生产范式与社会文化秩序协同演进的历史结果。这一认识为我们审视当代数字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三）数字技术时代的大学开放新范式

数字技术下的大学开放是开源开放，旨在开放创新（李晔等，2024）。大学数字化的开放创新属性的分析起点来自于开源软件的诞生与繁荣及数据的生产要素化。开源开放运动在大学开放的实践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致力于打破知识垄断，把开源运动视为一种政治工程，同“现代教育中的自由、公民身份、全民知识、社会进步和个人转变”联系起来（Peters, 2017, p. 1694）。另一种是从促进生产和创新角度出发要求开放知识交流，通过推倒科层制下大学的封闭围墙，促进知识在大学及相关主体间的传播，旨在提升创新效率。后者是一种知识生产组织模式的改变——以开放促知识生产创新，即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这种知识生产组织模式的有效性已得到学界论证：与企业、社会进行知识互动的大学以较少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吸引更多的财政支持（Belitski. et al., 2019），获得更广泛的互补知识和先进设备（Cheng. et al., 2020；D'este., & Perkmann., 2011），且可能更具创新性（Bikard et al., 2019）。如果说“开源软件运动”向大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高效生产组织模式——开源开放，那么，数据的生产要素化则规定了开源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劳动过程来讲，“开源运动”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及一定程度上生产组织模式的改进，数据要素化则是劳动对象的变革。数据成为劳动对象，不仅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改变，还触发新的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生产的特征是：通过数据，数字生成者和接收者组成一个网络，从而把机构变成一个数字生态系统。数字生态系统的一个特殊属性是：当数据在生态系统网络中共享时，系统会放大数据的价值（苏布拉马尼亚姆等，2023，第67页）。数智时代，围绕知识生产与创新的目标，通过数据共享，大学组织及其相关利益者积聚成一个数字生态系统。该数字生态系统是一种边界被打开的新组织形式，不再把大学组织边界局限在“社会-科层”的二分治理体系中（魏江，等，2022，第190页）。大学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一个跨界组织（scale-crossing organizations），一个嵌套在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系统中，从而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多尺度（multi-scale）的知识互动空间（Uyarra, 2010）。

（周娜工作邮箱：zhouna@xynu.edu.cn；周洪宇为本文通信作者：zhouhongyu58@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