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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明众多，成就突出
新安医学临床特色鲜明，诊疗技术上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准，创新发明不少。如在传染病的防治上，明清新安医家率先广泛地运用人痘熟苗接种术预防天花，明代黄惟亮《秘传小儿痘疹经验良方》、余傅山《论医汇粹》、程从周《程茂先医案》等即有人痘接种的记载，清代张璐《张氏医通》、吴谦《医宗金鉴》均详细介绍了痘衣法、鼻苗法（浆苗法、旱苗法、水苗法），《（嘉庆）旌德县志》（1808年）记载：“江希舜，江村人，字孺慕，孙有令，字惟行，曾孙必昌，字定远，皆以医名世，著有《痘症玄珠》诸医书，首创种痘良方，概不计利，世传医德。”《（嘉庆）宁国府志》亦有相似记载。清代《痘科金镜赋集解》明确记载“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引者注：今黄山市黄山区）”，这是世界上用人工免疫法预防天花造福人类的创举。
明代既有汪石山的“特感春温之气”的温病观，又有吴春岩的“感冬时杀厉之气、严寒之毒”的瘟疫观，还有方广“毒气从鼻口入内”的瘟疫观。清代叶天士是第一个认识烂喉痧、发现猩红热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认识，概括了温病发展和传变的途径，现代从SARS、禽流感、新冠肺炎等疫病由呼吸道传入、传染性极强、传变迅速的病理变化中，进一步得到了印证；郑梅涧首次成功治愈了白喉这种烈性传染病，当然也首次提出了白喉（白缠喉、白腐）的病名，首次发现“假膜”这一病症特征，首次记载了这一烈性传染病的流行，这比西医史上最早的白喉资料早32年，为我国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极为光彩的一笔；罗浩在《医经余论·瘟疫续论》中提出“认症即真，下手宜辣，早攻频攻，不使猖獗”的瘟疫辨治新方法；江本良第一次对血吸虫病发生学做了科学描述。在用药上，还分别形成了“辨四时温病论治”“寒温并用”“养阴润燥”“轻清透邪”等治疫特色。
在诊断辨证上，新安医家精于“察色按脉”，除创卫气营血辨证、八字辨证学说外，一是重视脉诊，强调“脉为医之关键”，通过把脉来把握阴阳气血盛衰、脏腑功能变化和生命指征，形成了“温补重脉诊”、“辨顺逆、辨证情总切于脉”等独特的诊断经验，明代汪宦、徐春甫对脉诊的辨析，清代吴谦的补充和完善，现代研究证明符合生物全息现象；二是舌诊上的新发明，清代叶天士提出温病“必验于舌”，创立了温病舌诊辨证，发明了舌诊燥湿诊法，提出绛舌（邪入营血的标志）和舌苔黏腻（脾瘅湿盛）等新概念，察舌验齿、辨斑疹（热邪深入营血）、辨白㾦（辨别病邪性质和津气盛衰程度）等法；三是发明“相气十法”，清代汪宏提出望面色十大法。以上发明充分发挥出了望气色、舌诊、脉诊的真正作用。
在临床各科上，元代有李仲南首创“攀门拽伸法”，首次采用过伸牵引复位治疗压缩性屈曲型脊椎骨折；明代有《古今医统大全》首先记载了以大黄为君下法治耳眩晕、复合磁疗法治疗耳聋及挂线治疗肛瘘等众多新法；明末清初有程邦贤之妻蒋氏率先施行了新生儿先天性肛门闭锁术，早于《简明医彀》的详细记载；有吴谦首次详细介绍了正骨手法的作用和使用方法；郑梅涧创“开风路针”“破皮针”“气针”治疗喉风重症的三针法。
清代新安御医吴谦主持编撰的《医宗金鉴》论正骨手法
在方药运用上，新安医家创制了许多切实有效的经典名方，流传数百年，历试不爽。如明代汪石山创制的玉真散是治疗破伤风的经典名方；吴鹤皋发明的六味地黄丸加知母黄柏方现已是治疗阴虚盗汗的常用中成药。清代汪讱菴首载的金锁固精丸是治疗梦遗滑精早泄的名方；程钟龄发明的止嗽散被后世列为治疗外感咳嗽第一名方；吴师郎发明葛根解托汤等6首解托方、益营内托散等7首补托方、中和理阴汤等9首理脾阴方，22首系列方涵盖了外感疾病进程各个阶段，作为系列经典名方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新安郑氏喉科创制的养阴清肺汤，与针法、吹喉药灵活施用，挽救了无数白喉患者的生命，这要比1901年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Behring发现白喉抗毒素并应用血清治愈白喉要早一个世纪。2018年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100首，除28首汉末张仲景方和27首唐宋金元名方外，明清名方45首中，清代新安医学经典方就占7首，分别是程钟龄《医学心悟》蠲痹汤、二冬汤、半夏白术天麻汤，吴谦《医宗金鉴》除湿胃苓汤、枇杷清肺饮、黄连膏、五味消毒饮，这在以地域命名的学术流派中占比相当高。
清代新安医家吴师朗《不居集》理脾阴法及其第一方中和理脾阴汤书影（清刻本）
清代新安郑氏喉科《重楼玉钥》所载用治白喉的名方养阴清肺汤书影（清刻本）
五、交流传播，影响深远
学术的繁荣也是交流碰撞的结果，新安医学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氛围浓厚，早在明代就曾在发源地开展了我国第一次讲学授课活动。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月，徽府儒医余傅山邀集各县名医汪宦、吴洋、黄刚等9人，在徽州府城乌聊山馆集体为门人讲学授课，《论医荟萃》就是根据当时讲稿及经验交流记录整理汇编而成，是当时讲学讨论的成果。这是新安医学首次学术交流和讲座的记载。
新安医学发源于古徽州但不局限于古徽州，新安医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在徽州本地。迁居行医他乡的新安医家，在汲取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新安学术基因后，也会积极创造条件，营造出新安学术交流的氛围。仅仅时隔20多年，寓居京师的新安太医徐春甫，于隆庆二年（1568）正月前，联络和召集全国各地供职京城的46位同仁（其中新安医家21人），仿孔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例，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一体堂宅仁医会”，以“宅心仁慈”为宗旨，立“医会会款”“会约条款”22项，开展讲学交流活动，这在中华医学史乃至科技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是我国医学史乃至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
明代新安太医徐春甫组织成立中国第一个医学会也是第一个科技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
会者，合也、聚也，作为最早的全国性医学团体和科技学术团体，宅仁医会的成立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医学需求的必然结果，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医学科技地位和力量的第一次展现和宣示，也是新安医学的第一次对外宣示，是医学之作用、地位的具体体现，具有里程碑的标志性意义。
直到清末光绪十六年（1889）前后，还有业儒通医的俞世球，在南翔（今上海市嘉定县南翔镇）任县官期间创设“槎溪会课”，师生相与论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学习医学。
逮至民国，从“歙县国医学校”“徽州国医学校”到“神州医药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再到“江西中医学校”，从《歙县医药杂志》《徽州日报•新安医药半月刊》到《神州医药学报》《中医杂志》再到《仁盦医学丛书》，新安医家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寓居上海、杭州、南昌、北京等地行医，都是带头办校、立会、编刊，成为引领一个时代风尚的风向标。
民国三十五年（1946）徽州国医学校毕业证
1947年新安医家许寿仁（1904-1970）在南昌创办江西中医学校，图为1950年首届毕业生纪念册封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北洋政府在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中拒绝开设中医学历教育，新安医家余伯陶领头上书请愿，联合19个省市代表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入京抗争，最终迫使北洋政府做出“漏列中医教育”“非有废弃中医之意”的回应，同时针锋相对地创办神州国医学校、出版《神州医药学报》；后在1929年反抗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废止中医案”中，其领导的“神州医药总会”实是请愿抗争的支柱力量。保存国粹，其功甚伟。
歙县中医学校第一期进修班于1959年年初开学、年底结业
新中国成立后气象一新，新安医学传承发展得到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关心重视，兴学重教蔚然成风。1953年徽州行署屯溪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医进修班，市长程荫亲自主持进修班学习；1958年歙县组织成立中医学校，县长郑恩普任校长，新安医家黄孝周、汪南辉、殷扶伤、罗履仁等任教员，办校2年多，培养了一批新安医学后继人才。1953-1959年安徽中医学院建校前身和初期，便汇聚了汪寄严、崔皎如、杨以阶、郑景岐、王乐匋、巴坤杰、胡煌屿等一批新安医家执教杏坛，约占当时中医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禀承了新安医学基因；1979年复建时再次选调胡翘武、曹恩泽、黄孝周以及胡国俊、吴曼衡、张宁生、许冠荪等一批新安医家充实教学队伍，源源不断的输入积聚起了新安医学人才优势。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成立，新安医家程门雪出任首位院长，他毕生致力于中医临床和教学，弟子门生无数，桃李满天下；同年，曾多次应邀为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及其家属诊病问疾的新安医家王任之，出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兼中医研究所所长，推动了新安医学传承、研究和发展；1957年新安针灸学家程莘农入京，由此开创了程氏针灸学派，后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届国医大师、人类非遗名录“中医针灸”代表性传承人；1958年新安医家汪大充入疆，其后成为新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作者：黄辉 安徽中医药大学 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心
该文刊发于《英国中医》2025年第14卷第1期
基金项目：中央财政安徽中医药“北华佗、南新安”传承创新项目“新安医学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系统性整理和音像化保护研究”（2022BHTNXA02）；安徽省中医药传承创新科研重点项目“新安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建档保护研究”（2024CCCX023）；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科学研究项目“清代代表性新安医家吴澄22首外损效验方剂文献整理研究”（2022AH040071）；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安医学文献瘟疫防治数据整理及数据库建设”（AHSKF2022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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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蒋宏杰 祝劲松 王继学（投稿微信：ahzyy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