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si）sei”“我打哪儿来”“我往哪儿去”，这是哲学三问天津普通话版的标准翻译。对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人来说，第二问很难给出准确答案，但是这一问对于天津人来说，是标准的“打手背儿上了”。作为一个“就爱听相声，出门遇见丁文元还有王德成”的天津人，我打哪儿来？我打大直沽来。
为什么是大直沽？难道就因为天津地面儿上一直流传着的那句“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民谚俗语能当真吗？这句话靠谱吗？先说结论：相当靠谱。
具体为什么，说来话长，咱们长话短说。
“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的说法在天津民间口耳相传了数百年，通过田野调查进入了专业人士的视野，但苦于没有佐证。城市的兴起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多点萌发，有人口聚集，就有集市、商贸，渐渐演变为城市，所以关于天津的城市起源地在哪里，学界民间一直众说纷纭。
直到1998年的一项考古发现，让一切争议尘埃落定。
1997年9月，在河东区大直沽天妃宫遗址内出土了明代《重修敕建灵慈天妃宫碑记》残碑和赑屃碑座，此后，天津市考古工作队在天妃宫北面的村落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出元、明、清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天妃宫遗址是目前天津市区文化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古代遗址，为城市起源探寻提供了重要依据。
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内展出的赑屃碑座
天津城市在史书上最早的记载是在金代设直沽寨，元代在直沽设海津镇，但这些都是军事设置，有民间活动也离不开与戍卫之职的联系，比如小站稻的出现，就是因为军粮屯垦。
天津城建于明朝，但作为地名聚落，天津从元代就开始兴盛，兴起的地点就在大直沽，在元代人绘制的地图上能够清楚地看到，现今天津的位置上标注的地名只有大直沽。
大直沽是元代漕粮运输的核心枢纽之一，封建王朝的漕粮用于宫廷开支、百官俸禄、军饷支付以及民食调剂，是切切实实的“国之命脉”。 据史料记载，从元至元二十年至天历二年的46年间，经直沽运往大都的漕粮总数达82289695石。
元朝的漕粮运输先走海运，于江苏太仓刘家港始发，至天津大直沽，接驳小船，走河道运送进京。漕船队浩浩荡荡，被形象地称为“木龙”。要为如此庞大的船队寻找停靠点，对地理条件有较高的要求，而大直沽刚好符合。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记载了明末清初时大直沽的地理特征，“地势平衍，群流涨溢，茫无涯埃”，由此可推测元朝时，大直沽会被选为海运终点，也是因为地势开阔平坦，河流水量丰沛，具备停靠庞大的漕船队的条件。
另外，大直沽片区天然地势较高，对于天津这样一个低海拔城市来说，地势高是重要的优势，所以“大直沽三件宝”才会把“台子高”也列为一宝。台子高不易遭水患，利于生活定居，对于漕粮仓储更是至关重要，位于武清的元朝漕粮进京前的重要中转站元十四仓同样建在高地上。加之近海、近大都，大直沽做海运终点可谓占尽天时地利。
妈祖信仰正是随着漕运的船队由南方传入天津，元朝廷在大直沽兴建天妃灵慈宫，以保漕运平安。几百年后，又是因为天妃宫的发掘，为天津的城市起源探寻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0年9月8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部分专家对大直沽天妃宫遗址进行了论证，结论是：大直沽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原生点，天妃宫遗址则为这个原生点的标志。
天津城市起源，再无争议。
2000年国家文物局专家论证意见
据考证，天妃宫建于元初，是天津市区最早的寺庙。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大厅内展示着一处考古建筑基址，为天妃宫大殿基址，根据平面布局和出土构件推测，明、清时的天妃宫大殿为等级较高的九脊歇山、绿琉璃剪边青瓦顶建筑。明朝时天妃宫是一片建筑群，包括后殿、大殿、东西配殿、二门、山门、戏楼等。而整个大直沽片区，有记载的庙宇就多达16座。庙宇等级和庙宇数量，通常与一地的人口规模呈正相关。
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的大殿基址
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元代漕运一年运两次，正月在南方装船，二月启航，四月运抵直沽交卸，五月回程运夏粮，八月再回本港。元朝政府不仅在直沽设立了接运厅，还设有临清万户府、大直沽盐使司等职能部门。临清万户府的全称为“临清御河运粮上万户府”，是枢密院直属的高等级漕运机构，总管秩正三品。元朝政府将万户府治所迁至大直沽，体现了对漕粮运输的高度重视。
高级别政府机构的设立、庞大的漕运业务极大地促进了大直沽地区的商业繁荣，漕粮运输通常来说不会只运粮食，携带一些其他商品北上、南下进行交易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内展示了部分发掘出来的文物，有来自浙江的龙泉窑、河南的钧瓷，还有从宋到清多个朝代的铜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不好确定这些出土的瓷器究竟是商品还是生活用品，但不同地域的物品出现在大直沽，可以充分说明几百年前大直沽汇聚了各地来客，人员交流密集。
元大都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马可·波罗就是在元朝时来到中国，并在元大都长期居住，他的行纪中记载了元大都汇聚各国商人和商品，这些外商也不免会离开大都，外出采购、游历，而出现在大直沽街头的外商中，高丽商人占比甚高，因为天津不仅是国内海运航线的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联通东北亚。
时至今日，如果去往韩国、日本旅行，天津也常有高性价比航班线路可供选择，日韩游轮线路一般也都会在天津港停靠一站。当年的高丽客商们在中国北方采购商品后，多选择由直沽登船返航，所购之物有绵绢、绸缎等纺织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书籍等。大直沽的繁华，几百年前就带了“国际范儿”。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几乎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本土佳酿，当地酒通常代表着当地味道，比如草原“闷倒驴”，就彪悍得宛如一位可以随时给你个过肩摔的套马的汉子。
天津的味道，也从直沽来。
酒文化是直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直沽三件宝，除了古庙、台子高，还有一宝是烧刀，代指酿酒业。元代时大直沽就出现了酿酒业，时称“烧锅”。有观点认为，历经劳累枯燥的长途航海的水手、装卸漕粮的重体力劳动者对饮酒旺盛的需求直接催生了大直沽酿酒业的兴起。历史上，天津五河上游的西河、御河两岸盛产红高粱，大直沽烧锅便以此为原料，加上本地优质的水源，为发展酿酒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明嘉靖年间，大直沽产的酒已经能满足天津卫城军民的需要。
民国初年大直沽的酿酒业发展到全盛时期，1918年前后，全市有酒厂七八十家，大直沽占了三十余家，涌现出了义聚永、义聚成、同丰涌等一批知名品牌，年产酒量最高达1000万斤，约70%销往上海、广州等地。1928年，全市有白酒厂27家，大直沽占16家，资本额占全市酒业资本总额的72%，全市资本额万元以上的酒厂共5家，全部出自大直沽。
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常出现在很多品牌酒的宣传广告中，直隶省当年确实选送了高粱酒并且拿了大奖章，但这款酒究竟是不是直沽高粱，尚有争议。不过，直沽酒厂义聚永作为天津代表企业之一参加1934年的芝加博览会、义聚永酒庄名列1937年的实业部国货展奖状都是有明确记载的。
清代诗人所写的“名酒同称大直沽，香如琥珀白如酥”诗句，一方面证明了直沽酒在天津酒业中的龙头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直沽酒的优良品质。1949年，仍存的几家大直沽的酒厂合并成立了“天津市直沽酿酒厂”，拿下了编号为“00001”的天津市第一家地方国营企业登记证。
如今，直沽酿酒厂仍在河东区大直沽，虽然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对于天津人来说，直沽酿酒厂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卖酒。一大早，卖酒的门市人就络绎不绝，老主顾都是打散酒，散酒实惠，味儿还好。买酒的有老人也有年轻人，这口醇香是天津人代代相传的味道。
2025年3月，直沽酿酒厂新建的“直沽酒文化体验馆”对外免费开放，向各地游客讲述着“天津味道”的故事。
直沽酒文化体验馆展示墙
2025年，河东区启动了大直沽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借助彩绘墙、灯牌等装置对大直沽的历史底蕴进行全方位展示，对13个老旧小区进行提升改造，使整个片区焕然一新。大直沽片区目前已成为天津新晋citywalk热门打卡点，接下来，河东区将以大直沽中路为发展轴，联动海河直沽码头、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直沽酿酒厂、荐福观音寺、乐动力体育中心、蓝飞鸽产业园等，打造直沽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片区，深入挖掘直沽文化中的漕运文化、工商文化、庙祠文化、酒文化、民俗文化等要素，让大直沽中路成为“穿越之路”，走过这一条街，就仿佛走过了天津的八百年。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指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发展路径对一个地方的民风、一座城市的气质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比如潮汕人为什么多吃苦耐劳，因为潮汕地区的自然条件不适宜发展农业，潮汕人有外出谋生的传统。再比如川菜里为什么有“盐帮菜”一个独立分支，因与自贡井盐上千年的开采历史密不可分，自贡被誉为“最咸的城市”，“盐帮菜”的代表菜你可能对不上号，但一定吃过——水煮牛肉。
至于如此多面的天津人，大概是好几方水土共同养育的结果。
天津是个移民城市，人口来源有“五方杂地”之说，加之襟河枕海的区位特征，运河文化承载的南北方文化、海洋文化承载的东西方文化、劳动人民缔造的市井文化和特殊历史背景下进入天津的庙堂文化在此相遇，就像入海流的黄河水，泾渭分明却又自然交融，文化的杂糅造就了天津人外向开朗、包容淡定的基本性格特征。
网上流传天津这地方专治社恐，坐海河游船穿个桥，桥上天津人热情挥手那劲儿能让你觉得横竖得回应一下，要不就是自己不懂事了。天津人这自来熟的性格，恐怕真有一部分是基因决定的，当年能离别故土外出谋生的早期移民，性格外向、敢于拼闯的比例按常理来说应该是大于性格内向、保守谨慎的。
天津人的性格里还有些江湖气，体现在讲和气、不怕事、有面子。商贾、水手、贩夫、走卒都是在外奔走的，与各色人等接触，共同的心理特征是讲究和为贵，所以天津人不爱与人冲突，街头两个人起摩擦，周围恨不得二十个劝架的，这边一句“看大哥面子”，那边一句“听姐姐劝”，哪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但你要觉得天津人怂你可就错了，天津见义勇为数量多年来保持全国前列，行走江湖讲究互相帮衬，真遇见为非作歹、性命攸关，岂能冷眼旁观。
至于有面子，天津话叫“有面儿”，可以理解为“识大体顾大局”，在外谋生想吃得开，基本的人情世故得懂，天津小孩干了不恰当的事，常被大人数落“没个眉眼高低”，没有眉眼高低的事未必是错的，更多是因为做的时机不恰当、会让别人在心里暗暗嫌弃又不便说出来。代代相传，天津人普遍都有比较强的“自我规范”意识。比如上合峰会前后，天津的海河灯光秀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天津人就自觉表态“紧着外地游客，我们回来再去”，把更好的体验留给外地游客，这就是天津人的“面儿”。
关于天津人均相声演员这事，反正也说不清了，干脆就不说了，文化的交流碰撞本身就会加速语言的迭代进化，但天津之所以这么“哏儿”，绝不只是嘴皮子功夫。
无论是“猴儿山妹有火，猴儿山妹有锅”的动物园禁止投喂劝导宣传，还是“你是风儿我是沙 新品三明治落我家”的7-11地方特供版促销广告，“把日子过成段子”主要靠心态。
电影《戏台》上映后，陈佩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你是笑不出来的。笑就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陈佩斯的喜剧作品，多项开风气之先，也必然承受了压力，近代中国看天津，天津也有多项开中国风气之先，说天津人不上进，有失公允。天津只是更开放，也更平等，撂地的相声与戏院的京剧都是艺术，鸿鹄之志与平凡人生都是选择，谁也不比谁高。天津容易令人沉浸、容易让人开心是因为它的松弛感，天津的松弛感来自天津人对生活更通透的领悟。
几百年前也许曾有这样一幅场景。又是农历四月，元朝漕粮海运船队在大直沽靠岸，再一次平安抵达，船员们拜过妈祖，便呼朋唤友地涌向酒肆，推杯换盏间交流着海上的九死一生与沿途的奇闻轶事，他们中的有些人落户在此，成了天津人，所以天津人早早就懂得了，生活有风雨也有平静，风雨来了，无惧直面，风雨过后，安享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