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学术」| 张爱军，马欣怡：后人类视域下人机共生对人类主体性的多维重构

      作为 20 世纪后期哲学、社会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后人类”源于对现代技术的深刻反思。作为新兴概念，其定义尚未统一，但人们至少已经具备了一个共识：“后人类”是指超越传统人类生物局限性，通过科技、生物技术突破人类身体或智力限制的存在。在后人类视角下，人类不再是与技术、机器等外部世界对立的独立主体，而是一个与技术、人工智能深度共生的存在。这种转型意味着传统的主体性概念、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自我与他者、人类与技术的对立，正在被打破，进入到一个更为复杂、共生、网络化的状态。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对人的境况作出的判断：“人之死”并非物理意义上的消亡，而是对近代人文主义所建构的“人”这一中心化主体的否定和去中心化。关于机器，自创生理论赋予了人工自创生系统，即机器完全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从古希腊时代的“无生命的工具”转向了智能机器人、各种人工生命体所表征的“有生命的技术”，引导了一种新型人文视野的到来，即“后人类”［1］。

       “当你凝视着闪烁的能指在电脑显示屏上滚动，不管你对自己看不到却被表现在屏幕上的实体赋予什么样的认同，你都已经变成了后人类（post human）。”［2］7凯瑟琳·海勒所设定的这一情景为理解“后人类”提供了深刻视角。“闪烁的能指”即屏幕上的文字、图像、视频等符号性的信息载体，“实体”则指的是虚拟世界中的自我呈现，这些实体不再依赖具体的物理存在，而是通过数字化信息表现出来。通过生物学和文化来界定的传统主体性概念，被重新定义和解构，人类由此成为“后人类”。

       随着 ChatGPT、Sora、DeepSeek 等前沿技术的兴起，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数字媒体生态，加速人机共生愿景的实现。后人类视域下，人与机器的双向转化展现了其深刻的文化解构冲动，凸显了人机共生关系对主体性重构的可能性。在这一语境下，后人类视域下人机共生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构问题亟待深入探讨。

一、文献评析与问题缘起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对人类未来潜力的直接影响不可忽视，我们必须认识到后人类“转向”带来的巨大变化。研究者们深入探讨了与科技紧密相关的后人类如何展现出新的转向、后人类语境中的人机关系、人类的主体性如何被重构等问题。

       要探讨人机关系的问题，首先需要在理论层面明确人机关系的本体论特征。全燕从人机传播的“元问题”入手，在后人类语境下对人机关系进行重组，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机器与技术物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和人类共同构成广阔的行动者网络［3］。彭兰分析了智能机器如何作为新的媒介和行动者重新塑造人机关系，智能机器作为行动者与关系的建构者、个体自我认知的媒介以及基础设施与现实行为的塑造者，具有多重媒介意涵，成为人类生活与认知的共生体［4］。彭兰进一步探讨了智能机器作为人类的“镜子”和“他者”的角色，成为人类自我认知的反射器，为人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知视角［5］。全燕指出，在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算法成为具备能动性的行动者，成为具有修辞能力、行动能力和一定认知能力的主体，塑造了新的传播生态［6］，使人机关系的底层架构发生变化。常江提出机器逻辑的存在方式不仅是为了维持系统的自创生，通过自动化不断强化自身的规则体系，使得数字媒介平台逐渐脱离人类的直接干预，形成一种由机器主导的“自我生成”模式［7］。以上研究表明，在后人类框架中，机器的他者性已成为一种能够反向影响、塑造人类的力量。

      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推动了人机关系向后人类时代的共生关系转变。常江提出，媒介数字化进程衍生了“数据拜物教”意识形态，即人们在不断量化自我的过程中，逐渐将数据视为唯一真实和客观的存在，并依赖数据来定义自我，这使得个体认知、存在感和自主性被数据体系塑造，人类主体性则被算法和数字平台所引导和支配［8］。蓝江从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入手，指出个体不再是直接的劳动体或生物体，而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万物互联装置中的主体，成为在万物互联网络中普遍可以交换的数据和代码［9］。这一转变重构了人类主体性，个体呈现出高度数字化、可量化的存在方式。彭兰提出，人类主体性逐渐走向复合化，具体表现为人机一体的赛博格化主体与智能技术连接的复合人类主体，也警示了智能机器对主体性可能带来的反噬风险，特别是技术逻辑的泛化和增强中的削弱风险［10］。以上讨论共同突出了后人类时代下人类主体性的深刻转型：个体的行为、认知、社交正在逐步被复合化、数字化和算法化。人类在享受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反噬风险。

      后人类的讨论将人类主体性与科技的紧密关系带入了哲学与社会理论的中心。概而观之，研究者们重点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方面，本体论转向中，后人类如何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与技术、机器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的主体性与认知，警示在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类主体性的问题。以上文献部分回应了技术如何带来人类主体性深刻转变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如何从后人类视角重新构建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如何影响个体的互动模式和存在方式，已经成为学界的主要讨论方向。然而，关于如何在后人类语境下平衡技术与主体性的关系，个体如何在机器逻辑主导的媒介生态下保持其主体性，海勒提出的逐步演化为现实的人机共生对主体性有何影响等问题，现有研究尚未给出明确回答，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为回应以上未竟议题，本文以“后人类”为理论透镜，从人机共生的分析框架出发，结合人机共生的四个维度，即协同、认知、情感、场景，剖析技术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构逻辑，揭示其“增强”与“异化”的辩证张力，并提出重塑人类主体性的具体实践路径。

二、后人类转向下的人机共生：

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

       尽管关于“后人类”的阐释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类与智能机器的深度融合与共生，后人类的观点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安排和塑造人类，以便能够与智能机器严丝合缝地连接起来［2］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人机关系已从“主—仆”式的工具性合作转为去中心化的共生网络。这一转变颠覆了传统技术哲学的工具论框架，揭示了技术介入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构。

     （一）工具论的消解：从物理延伸到共生网络

       传统工具论将机器视为人类能力的物理延伸，其逻辑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机器最初作为“工具”用于替代或延伸人类的体力劳动，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阐述了“机器换人”的思想，他提到，作为人类生产工具的机器，具有延伸和增强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机器通过物理性质的作用，通过大规模生产、精确加工等方式，替代或加速了人工劳动力的执行，扩展了人类的能力，使人类的劳动力超出了传统体力劳动的范畴。

       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有契合之处，他认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11］。在这一框架下，机器的角色作为人类劳动力的“物理延伸”，与人类相辅相成。至 20 世纪，机器经历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自动化生产领域。自动化控制系统和计算机技术使机器变得更精密、更高效，但本质上，传统机器仍然是人类劳动力的“延伸”。换言之，机器作为“工具”的角色体现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工具性合作，这一合作通常表现为一种“主—仆”式的关系。在智能传播时代，传统工具论已无法解释人机关系的复杂性。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机器通过深度学习生成创造性内容，甚至反向塑造人类的思维路径。这种互动模式打破了“主—仆”逻辑，推动人机关系向共生转型，进入一个新的人机关系阶段，人类与机器在其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主体。

      （二）人机共生：从生物学隐喻到后人类实践

       “共生”概念最初源于生物学，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巴利于 1879 年提出，被定义为“不同名的生物体共同生活”，强调物种间的相互依存与合作［12］。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共生的理解不断扩展，从简单的生物现象到复杂的生态系统互动，并逐渐融入跨学科的应用。共生理论首次进入人机关系领域，可追溯到 1960 年由约瑟夫·利克莱德首次提出的“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这一概念。利克莱德将生物学中的共生隐喻引入人类与机器的关系中，认为人机共生是人类和电子计算机之间协同交互的一种发展趋势，涉及两者之间非常密切的耦合［13］。“共生”概念从生物学到技术哲学的跨学科迁移，标志着后人类语境下人机关系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更加关注非人经验的书写。人与非人之间动态、开放的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的互动、作用和并存的方式最终不可能是冲突和对立，注定只能是“伙伴”式的共生与合作［14］。当人类从特殊存在降为普遍生命力之后，人机关系的探讨就应该放置在更加复杂的关系网络中［15］，对于人类主体性的考察也应在这一新型人机关系的多重维度进行细化和深入分析，从而厘清技术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构逻辑。后人类时代的人之“主体性”，正是在人机共生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后人类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如何在技术的影响下，细化和深入分析人类主体性在新型人机关系中的变化与发展。

      （三）本体重构：人机共生下后人类主体性涌现

       与外在环境的共生性和共同进化性，是后人类主义对于人类主体的新认知，这种共生性打破了传统人文主义对人类主体自主性的认知，主张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在这一框架下，传统的人类形象遭到了颠覆，被视为自明的“人”的主体性范畴正经历深刻变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高度联网的共生性的景象，人逐步演化为“人—机复合主体”。这就是由新的数字技术带来的后人类景象［16］。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生存环境和使用工具的改变，更内嵌在人类个体生存的每一个瞬间和细节，影响人类主体性的体验和认知［17］。人机共生关系决定了人类应通过吸纳技术物的力量来重构自身之主体［14］。共生逻辑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缠结，缠结的前提在于开放，即人类作为生命体需要开放自己的边界，由此与外界的各种同质的、异质的力量进行交互［14］。这种开放性使得技术在与人类的互动中不仅能够赋能个体，也可能成为外界控制人类的“把柄”，即人既可能在人机共生的背景下迎来主体性赋值，也面临异化危机。后人类主体，正是在共生网络中，通过持续的自我反省和控制，辩证地面对增强与异化之间的张力。

三、人机共生对人类主体性的多维重构：

增强与异化的辩证张力

       在后人类语境中，“忒修斯之船”的悖论为理解人机共生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构提供了深刻的隐喻。随着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模型架构和应用场景不断迭代，技术介入的渐进性如同忒修斯之船的木板被逐渐更换，每一次替换和应用看似维持机器功能的延续，实则人类的主体性被悄然重构。后人类主体是一个由多种异质、异源成分共同构成的复合体，既不断吸纳外部技术的力量，又在其间持续不断地建构自己的边界［2］5。技术对人类主体性具有双重影响：既为人类主体性提供增强接口，又潜藏异化危机。这一辩证关系构成了人类主体性重构的核心矛盾。

      （一）人机协同：效率提升与主体性让渡

       智能机器与人类的优势相互补充，共同推动效率的提升和能力的拓展。然而，这种协同合作的背后，也潜藏着人类主体性的潜在让渡。

       1. 技术增强：效率提升与能力拓展

      人机协同的首要前提在于人类与人工智能在思维和能力上的互补性。具体而言，人与机器各自具备独特的优势与擅长领域，二者通过协同合作能够实现互补效果。人类在认知、创造力、情感和伦理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进行高级的抽象思维、创新和复杂决策，善于处理不确定性和动态环境下的情境，并且面对复杂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时，具备独立判断和道德考量的能力。而机器在信息处理、数据分析、大规模计算和自动化执行等领域表现出色。它们能够快速、准确地处理大量数据，并执行复杂的算法和程序，在高效性和精确性上超越人类。人机协同利用了两者在不同领域的优势，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例如，在当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人类为机器提供原创性、富有创意的指令，而机器则根据预设的程序和算法执行任务，生成相应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能够根据人类的反馈不断调整输出，直至达到人类预期的满意程度。这样的协作展示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互补性，也体现了人机协同合作体的高效性与可持续性。

      2. 技术异化：混合主体导致主体性让渡

     人机协同带来的不仅仅是能力的增强，还有人类主体性的潜在让渡。人的主体性面临挑战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人机协同的框架下，人机界限不断发生模糊和漂移。现代人类的处境类似于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在“中文房间”里的情形，因为人类每天都参与到各种系统中，而系统 的 总 体 认 知 能 力 总 是 超 过 人 类 的 个 人 知识［2］391。其大致原理是，一个无法理解中文的人被锁在一个房间里，给他提供一本规则手册，指导他如何根据输入的中文字符生成正确的输出字符。这名“中文房间”中的人虽然能够通过手册进行中文字符的处理并给出看似合理的回应，但他实际上并不理解中文。将“中文房间”的视角引申至人机协同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构，揭示了其效率神话背后潜藏着对人类主体性的剥夺和个体主体性的让渡。

       人类与智能机器、人工智能系统等的深度合作，创造了新的混合主体性，即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共同塑造的复合体。主体性重构的关键在于，人类主体的独立性逐渐让位于对机器和技术的依赖性。人机协同虽然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但也揭示了个体在技术进步中逐渐失去的自主性和思维的独立性，即认知惰化。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在决策和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逐渐被削弱，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提供的解决方案，忽视了自身思考和判断的重要性。这种依赖减少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更可能导致人类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失去自主性和责任感。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海量语料库训练与大语言模型生成“类人”文本，其运作逻辑与房间内操作符号的塞尔无异，系统输出看似智能的回应，实则是对生成式架构的机械复现，缺乏对语义的真正理解。人机协同中的人类的能动性被简化为“提示词输入——结果筛选”的流水线操作，虽保留操作界面，却带来了明显的主体性让渡，人类依赖机器的反馈与调整，将思考和决策的部分责任交给机器。

      （二）认知维度：数据化生存与主体性解构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认知活动逐渐从生物性经验向数据驱动的虚拟环境迁移，形成了数据化生存的形态。在这一转型中，智能机器扩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和生成路径，重构了人类主体性，也带来了主体性解构和认知断裂的潜在危机。

       1. 技术增强：认知扩展与自我反思

       人工智能在拓展人类认知方面的作用是人机共生关系中的关键维度之一。认知扩展的本质是主体性的数据化迁移，智能机器通过三重映射机制，扩展人类认知的生成路径：即镜像自我、拟像世界以及数据自我的形成。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技术对人类认知的多维影响。

      第一，智能机器作为“镜子”进行自我反射，在自我认知的建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智能机器成为库利“镜中我”反射机制中的新“他者”，通过与机器的交互，个体的行为、情感和决策得到反馈和映射，促使个体对自我进行反思和修正，激发新的自我认知。自我建构不再仅依赖于人际互动，而是借助技术反馈不断完善。

      第二，智能机器对现实世界的映射作用也是人机共生中认知扩展的一个关键维度。机器被赋予了模拟现实世界的能力，通过数据处理和信息生成来构建更为丰富和立体的世界图景。相比于传统媒介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智能机器生成的现实世界映射更加全面和动态。智能机器的高效数据处理能力使得个体能够在虚拟环境中通过数据流、虚拟环境和机器生成的信息来对现实世界进行多维认知。

      第三，智能机器对人类认知的影响体现在对“数据自我”的映射上。随着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仪器和各种智能化技术的普及，个体的行为、健康和情感状态被量化并转化为数据，为人们的认知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手段。身体逐渐从具象的、有形的存在，转变为可以被量化和编码的对象，进而形成“数据化自身”，人的意义与价值乃是通过数据的量化来实现，形成新的自我形式，即“数据自我”［18］。这一“自我”的出现让个体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情绪波动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将个人数据纳入更广泛的社会互动和传播中，即“数据自我”进入自我传播并延伸进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中，成为自我认知的镜子以及与他人交互的媒介。

       智能机器通过镜像自我、拟像世界、数据自我的三重映射，重构了主体性的生成逻辑。认知不再仅仅是人类内部的活动，而是与非人类因素共同完成的过程［2］392，重新定义了“主体性”的边界。人类的完整主体性被拆分，逐渐与机器逻辑交融，呈现为技术、数据和机器共同塑造的数据化生存的复合体，即数据化主体，体现出离身性的后人类特征。

       2. 技术异化：数据化主体与认知断裂

      人类的主体性通过数据化的方式被重新构建，成为数据化主体。这凸显出一种离身性，即意义和认知的生成与人类的物理存在逐渐疏离、消解的后人类特征。在此认知扩展的“赋能”表象下，潜藏着针对人类主体性的异化。

      第一，认知偏差加剧了机器逻辑对人类主体性的拆分。人类认知的焦点逐步从真实、客观的物理环境转向以数字形式呈现的抽象数据集，这种转变导致了认知活动的高度外部化，个体的认知回路变得越来越封闭和片面，成为机器逻辑的反射者，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逐渐被技术系统所束缚，丧失批判性反思的能力，折射出对主体认知和判断的隐性剥夺。

      第二，认知失真使人类主体性被稀释。个体在数字镜像、社交媒体平台以及虚拟现实所呈现和认知到的“自我”往往经过机器逻辑调节和优化，缺乏自我独立性的表现。个体不断根据机器反馈调整行为和认知，他们的自我认同逐渐变得由外部系统驱动，而非基于内在经验和自主意识。正如海勒所言，经由反身性运动，曾经被用来生成某个系统的东西，变成它所激发的那个系统的一部分［2］11。这意味着，人类正从认知系统的观察者沦为被观察的数据对象，而经由机器逻辑雕琢的数据自我又反向解构真实的主体性内核。最终，人类在机器镜像中逐渐认不出自己的模样，丧失了自我辨认、自我认知的能力。

       第三，认知负荷加剧了人类主体性的透支。机器的高效性和精准性并未减轻人类的认知负担，反而在某些情境下加重了个体的认知负荷。机器通过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加快了认知的形成。但这种信息流的暴增也带来了信息过载问题，人类需要筛选和解读由机器提供的大量信息，进行有效的认知，特别是在需要处理复杂和多维数据的场景中，个体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努力去理解背后的逻辑与依据，评估机器数据的正确性，增加认知负荷。

      人类的完整主体性被拆分和异化，个体的数据化主体与机器逻辑交融，人类主体性将逐步被机器所主导的认知系统所取代，个体逐渐丧失了对自我历史感、生产性和道德性的掌控，这些人类核心特征被剥离，使得个体的主体性成为轻盈、虚空的意义荒原，缺乏真正的内在反思和自我建构能力［8］。

     （三）情感维度：联结强化与机械化危机

       人类的情感体验和社交关系在机器的介入下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智能机器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人际关系中的空白，并通过情感计算和拟人化反馈机制，成为人类情感的“另一方”。然而，技术驱动的情感互动也带来了“类机器人格”的主体性危机。

      1. 技术增强：情感互动与补位

      鲍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概念，它是不稳定的、轻灵的、短暂的，从传统的秩序社会到原子化的个体社会，变动使每一个人处在不确定之中［19］。人际关系变得脆弱且短暂，情感联系正经历一定程度的解构。人机亲密关系成为现代人对抗孤独、确认自身归属感的手段，智能机器的介入不仅成为人类情感的“另一方”，还在情感层面上参与人类的情感体验与互动，成为传递、勾连人类情感的媒介和载体，触发人类的本能反应。

       第一，机器作为人类情感的“另一方”或“他者”存在。智能机器的情感拟人化程度日益提高，能够通过情感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情感响应机制快速作出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人际关系中的空白。作为一款人形机器人，软银公司（SoftBank）推出的情感陪伴机器人 Pepper，通过语音、表情和肢体语言等方式与人类进行情感交流，广泛应用于老年人护理、家庭陪伴及公共场所的互动中。Pepper 通过一系列传感器和情感识别技术，能够感知与理解人类的情感状态，使个体获得即时且稳定的情感反馈，拓展主体性的情感维度，促进主体性的感知与塑造。

       第二，智能机器成为传递、勾连人类情感的媒介和载体。伴随着社会的老龄化与城市化趋势，譬如血缘、族群、派别、乡土等传统纽带正处于消弭的趋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面临部分断裂。智能机器通过其即时性、在场性和快速传递的特点，成为跨越时空的情感媒介，重构了流动性主体的情感存在方式。例如，农村流动家庭的家庭监控成为传递“脉脉温情”的智能机器。年轻一代能够全天候多方位地查看老人的生活轨迹，利用双向语音功能传递情感，以往令人生寒的监视目光在亲密连接中变为温情目光，监控技术的可供性和再嵌入帮助流动主体在时空脱域中实现情感耦合［20］。流动主体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双重在场的主体形态，实现主体性的延展和适应性增强。

       第三，智能机器在情感层面的发展和进化，更容易触发人类的情感本能反应。雪莉·特克尔提出的“达尔文按钮”概念，指的是人类在面对机器的某些特定刺激和反馈时，往往会基于本能触发情感反应［21］。人工智能、情感计算和社交机器人正在精准模拟并触发人类的“达尔文按钮”，以促进个体对机器的情感共鸣，使个体在技术介入的情境下获得情感满足。例如，情感陪伴机器人 Pepper 和 Aibo 都配备了大眼睛、灵活的面部表情以及凝视功能，以此引发人类本能的亲和反应，使用户更容易产生情感依恋，加深情感连接。

       2. 技术异化：虚拟反馈下的类机器人格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的情感和社交体验逐渐从真实的、面对面的互动转向了机器主导的虚拟交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2］这一观点揭示了人类主体性是通过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构建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情感交流越来越被技术塑造，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往被虚拟交往替代。对技术理性的过度推崇与信任以及技术依赖对社交能力的侵蚀，两者的共同作用，带来了人类主体性异化的风险。

      第一，技术理性的过度推崇使得人类的主体性逐步被理性化和标准化的判断所支配，感性行为和自我表达逐渐被抑制，主体性也随之陷落。智能机器的情感输出，基于理性逻辑和数据算法，通过模拟和回应情感来与个体进行互动。这种基于理性计算的情感回应与传统的人际交流大不相同，它忽视了情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数据驱动的方式提供简单、规范化的反馈。人类的感性行为和自我表达被逐渐压抑，变得更加符号化和模板化，因为人们习惯性地将情感的表达与机器的逻辑反馈对接，而“真实”情感和“虚拟”反馈之间的界限则变得模糊不清［23］。人类主体性逐渐脱离了内生的、人际互动生成的情感认知，转向了外部机器所主导的情感反馈系统。

      第二，技术驱动的情感交流同质化忽视了个体的情感特征，导致了个体独特性的丧失。在传统的人际互动中，情感交流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受个体情感背景、情境因素、社交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独特性。然而，在机器主导的情感交流中，情感回应路径主要由算法和程序预设，生成一种机器驱动的、低度定制的反馈过程，个体情感表达需求被简化、模板化。人类与机器的交互，在形式上具备情感互动的表象，实则缺乏个性化的深度共鸣和多元的情感连接，最终导致个体独特性和多样性的丧失。

       第三，技术依赖可能带来主体反噬性危机，尤其是在智能机器提供高拟真的虚拟交往中，个体的社交技能逐渐萎缩，对真实社会交往的恐惧和回避情绪加剧，导致主体性的异化［24］。随着智能机器在情感反馈和支持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们更倾向依赖这种即时和预期稳定的情感支持，例如，沉浸于 Pepper 机器人等智能助手的陪伴，人们可能会形成“类机器人格”，即长期沉迷于人机交互的交往方式中的人，渐渐蜕化并形成了类似机器的人格。这一人格映射在情感维度则体现为人们淡化了原来以地缘、业缘、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关闭了真实的情感闸门，甚至如同机器一般麻木、冷漠，造成主体间的疏离。

     （四）场景维度：虚实交织与主体存在性迷失

      在人机共生的背景下，场景赋予了个体全新体验感，借助智能技术的支持，人的存在与活动能够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无缝切换，带来高度个性化与沉浸感的体验。然而，这种虚实交织的场景构建也带来了主体性迷失的风险，个体在多变的虚拟环境中不断变换角色与身份，主体性呈现出流动性和碎片化的特征。

      1. 技术增强：主体性延展与“在场景之在”

       “场景”作为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整体，包含了场所、景物等硬性元素以及空间、氛围等软性元素。人机共生并非完全抽象的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场景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为场景的构建提供了强大支持，使场景更加生动、真实且个性化［25］。人机共生下的场景特点表现为以人为中心、以场景为单位的更及时、更精准的连接体验，意味着智能机器要根据不同场景为人类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服务［26］。然而，正是这种高度个性化和精准化的场景，在增强个体体验的同时，也在深刻重塑人的主体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打破了主客二分，从存在论意义出发，提出了“在世之在”的概念，指出人与其生存环境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世界，世界是人的存在方式［27］。人类在世界中的存在并非孤立，而是嵌入一个有意义的背景中，通过与世界的互动、参与和经验来定义自身。在这一背景下，借鉴“在世之在”的概念，个体的主体性或许可以描述为“在场景之在”。但值得强调的是，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取代，而是在对人类主体性分析的特定语境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向度。

       2. 技术异化：场景脱嵌与主体性流动

      在人机共生的背景下，场景层面的异化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即场景深度沉浸与空洞在场相伴随的现象。通过技术手段，用户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实现高度的沉浸感。但这一沉浸感往往伴随着现实场景的“脱嵌”，即人与物理环境的逐渐脱离和虚拟环境的独立化，导致空洞的互动和认知体验。

       个体的存在不再是固定的、明确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流动的技术场景中。个体在虚拟场景中拥有不同的身份、角色和体验，但这些身份并不稳定，而是随着技术场景的变化而变化。无论是通过数字化身份的建立、社交平台的即时切换，还是通过智能助手的动态响应，个体的主体性呈现出流动性，在虚实场景中不断切换与重构。与流动性主体相对，碎片化主体则呈现出更加消极的异化面貌。虚拟场景中的个体身份和情感经验缺乏持久性和连贯性，可能导致个体主体的疏离和碎片化。例如，切换至场景角度，上文提及的农村流动家庭的监控技术使得情感体验从线下真实交往转向线上碎片化的监视与互动，个体始终扮演的是“远程守护者”的角色，缺乏稳定性和深度互动，这一技术物也由此具有了情感耦合与场景脱嵌的双重特性。个体在虚拟世界中的“在场”成为基于技术反馈和机器驱动的表面互动。

       在技术重塑人类存在的进程中，主体性既被赋予新的可能性维度，又陷入前所未有的异化危机。这种既自我发展又自我忧虑的悖论，已成为后人类时代人与技术关系的核心议题。认知扩展的悖论在于，数据化生存虽拓宽了人的认知边界，却解构了人类的主体性，使它退化为技术系统的反馈回路。情感联结的技术化进程更暴露出主体性被机器逻辑支配的困境，技术既可能将人类推向“超人类主义”的增强愿景，也可能导致主体性消解。在后人类语境和人机共生的框架下，如何在技术化浪潮中保持人类的主体性，并防止技术带来的异化危机，已成为亟须讨论的重要课题。

四、重塑人类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当人类主义进行自我转化，成为某种人们只能无助地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新事物时［28］，人类主体性也在技术进化中逐渐被侵蚀。后人类的境况，并不是人的偏移和终结，而是人与技术的互补、协同与共生，对于后人类的前景讨论和风险探讨，归根到底是要反思人类自身主体性存在的边界［29］，进而实现主体性的重塑和复归。

     （一）我“感”故我在：构建“有根”的后人类主体性

       在机器逻辑主导的时代，反思和重构人类主体性的关键之一，恰恰是回归到具身化的感性经验。身体或许可以被视作人与机器最本质的差异之一，它不仅是人类物理存在的载体，更是感知、体验和情感的发生地。正是这些感知和情感构成了人类作为“人”的本质特征［30］。“生活世界”理论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其核心观点在于强调回归生活世界，回到人类最基本的经验世界，即回归到统一、完善、有机的感知经验中去［31］。与理性认知和机器逻辑背后的冰冷算法不同，人的感性体验、情感和身体感知是无法被机器完全捕获的领域。人类的感性经验构成了主体性的重要基础，也为在后人类时代重建“有根”的主体性指明了实践路径。

      树立“我感故我在”的观念，例如“我爱故我在”［32］与“我忧故我在”［33］，即意味着人们应当充分感受和体悟感性经验对主体性形成的基础性作用。正如胡塞尔强调的感知经验在主体性构建中的重要性，人类应该重视和体验自己的感性经验。鲍尔格曼的“焦点实践”思想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产生了共鸣，鲍尔格曼强调人们应在一定程度上远离技术，投入能够帮助恢复生活深刻性和完整性的事件，以自身参与的方式，在场实现自身的价值和主体性［34］。因此，在胡塞尔和鲍尔格曼的理论框架下，树立“我感故我在”的观念，成为构建人类主体性的关键。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人们可通过戏剧、舞蹈、冥想等方式以及增强公园、艺术馆、线下交流场所的可及性，强化感性经验在主体性建构中的重要性。在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只有保持对感性经验的关注与重视，才能有效地保护并重建作为“人”的主体性，将人从机械性和数字化的世界中重新连接到深厚的存在根基上。

     （二）“自我技术”：树立批判性媒介思维

       个体意义上的价值塑造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福柯提出，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对自身身体及灵魂、思想、存在方式进行操控，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35］。在后人类语境下，这一论断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延展，不仅是对个体的行为心理进行反思，更是对技术如何塑造个体认知、行为进行批判性分析。重塑人类的主体性，既需要人的自我审视，对技术物的审视也不可或缺。这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另一重要思想——先验还原方法相契合。该方法的核心在于要求人类悬置自然态度，回到意识的本质结构［36］，即对技术物进行本质洞察。这需要人类超越算法和数据的表面现象，深入探讨机器的本质和目的。通过先验还原，人类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机器在人类生活中的真正价值、目的和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合理的重塑主体性的策略。

       因此，树立批判性媒介思维成为重塑人类主体性的重要途径。批判性媒介思维是对信息和技术的批判，更是对技术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个体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深刻反思。在具体实施中，可在教育体系中纳入批判性媒介素养课程，增强对算法推荐、信息操控、媒介意识形态等内容的教学，帮助个体识别技术中潜在的权力结构与操控机制，让人类能够有意识地审视外部机器如何影响自己的认知与行为，从而保持自我认同和自由意志。例如，树立批判性媒介思维有助于用户有意识地审视平台如何通过推送机制引导其情绪变化和思想选择，如何过滤信息、强化同质化意见，塑造所谓的群体认同。在批判性媒介思维的助力下，人类在共生中重塑自身，使技术成为拓展人类可能性的媒介，而非主体性流失的工具。

      （三）技术透明性：塑造可解释技术

       人与机器要形成和谐的共生关系，需要了解机器的运作原理。重塑人类主体性的另一项关键实践路径是确保技术的透明性，这意味着技术系统需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透明度，推动技术的可解释性，使人类能够理解机器的决策过程。具体而言，技术公司和开发者应当公开其机器的核心原理和执行逻辑，避免技术系统作为“黑箱”运行，同时可开发用户可控的技术界面，即在日常应用中，设计用户友好的操作界面，使用户能够选择算法透明度级别。例如，在新闻推荐系统中允许用户查看推荐逻辑，并提供反馈选项。通过简化和普及算法的基础原理与运作方式，人们能够获得对技术操作的认知，进而进行批判性评估和调整。值得强调的是，从普遍性意义上来看，由于技术代码的理解门槛极高，技术本身的透明并不能直接带来人类主体性的跃升和复归，这里的透明性特指技术涉及人的行为透明，而不苛求技术细节的全方位公开。过度强调技术细节的完全透明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算法的公开可能导致商业竞争的不公平，甚至可能被恶意利用。因此，在推动技术透明性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涉及人的行为透明性”，即透明性应主要体现在技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而非所有底层技术细节的公开。在涉及个人数据、情感分析、行为预测等敏感领域时，可解释的智能机器可以帮助人类理解技术如何影响其决策，有效保障个体的自主性和选择权。

       推动技术透明性还需结合立法和伦理框架，仅靠技术开发者的自觉行动难以确保技术透明性的有效落实。因此，政府、社会组织需要共同参与，推动技术透明性法规和伦理准则的建立，要求人工智能等行业定期提供可解释性报告，使用户知晓系统如何做出决策。例如，在金融、医疗等涉及重大人类决策的领域，必须提供可解释的决策依据，确保所有技术系统在道德和法律框架下运作。这一实践路径有助于减少技术带来的异化风险，增强个体在数字化时代中的自我认同和自由意志，有效重塑人类主体性，防止技术过度渗透人类主体。

五、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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