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晓舟】中华文化符号“鲲鹏”的生成考察

“鲲鹏”彰显着中华民族敢于突破、勇于奋进、忠于自我、明于道理、仁于万物的精神气质，至今仍在新时代的创造与制造、创新与育新等领域熠熠生辉，因此可被视为重要的中华文化符号之一。

然而，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鲲鹏”又是极具特殊性的。首先，其表现在“鲲鹏”文化符号的类型划分上。研究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归类。曾明、陈先红等依据符号的载体层次及其影响力范围等，归纳出地理历史、物质生活、思想精神、文化艺术、语言文字等类型；季中扬着眼于“形象”这一建构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手段，着重强调了地理空间、国家象征、文化遗产等符号类型；谢清新、胡仕坤等立足于文化符号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遵循的机制和发挥的作用,提炼出神话历史、语言文字、政治象征、生活方式、话语范式、民族心理等类型。刘莉采取了层次+分类的划定方式，根据由浅入深的象征体系，将文化符号划分为“拟像性的中华民族生活表象符号”“描述性的中华民族精神意象符号”和“总概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指符号”三个层级，再在每个层级中进行类型细分。可以说，学者们已经从载体形式、建构方式、象征体系和功能价值等维度，规划出中华文化符号系统的立体坐标。然而，“鲲鹏”却依然很难在其中找到精确的定位：它是文化艺术创造的成果，是极具美感的民族文化遗产，有其神话传说的源头，也反映着国人特定的思想精神、心理取向与情感诉求，它的形象多见于生活实践中，其呈现方式却又与物质形态的器物产品或精神形态的技艺习俗等都有所区别，它处于层级间的交叉融合区域，兼具跨类型特征，在众多文化符号中别具一格。

其次，“鲲鹏”文化符号自身的直观表现也颇为特殊。可以说，“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和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有相当大重合度的概念”,但“鲲鹏”恰恰并没有家喻户晓且相对确定的专属视觉形象。“鹏”常以鹰、雕、鹫等大型猛禽的姿态呈现，或移用宗教题材的金翅鸟形象加以改造；“鲲”的造型亦十分鲜见，以至于当下不少原创作品会用鲸甚至鳙、鲤等淡水鱼的形象来表现这种神话生物。在过去缺乏视听技术支持的情况下，直接表现鲲化为鹏的动态过程，或同时呈现“鲲鹏”双重特征的视觉艺术形象更可谓凤毛麟角。所谓“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管子·心术上》），事物依靠其外在形态被感知和认识，进而被赋予相应的名称；“鲲鹏”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特殊的名称，借助语言文字，尤其是书面文学创作的方式，一步步完整起来的。因此，与绝大部分来源于百姓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符号，需要经历与“经典化”过程类似的生成途径不同，“鲲鹏”恰恰通过“去精英化”的独特方式，跃出士人文化圈层，被中华民族群体成员普遍共享。正因如此，“鲲鹏”这一中华文化符号何以生成、如何生成、生成何如，便成为值得考察的议题。

鲲鹏数字概念图。制作者：邵晓舟

要探讨“鲲鹏”何以成为中华文化符号，就必须理解中华文化语境下的符号观念。

福柯曾形象地描述，对象世界的表面被人类创造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符号覆盖着，不可见的意义与法则由此才能被记录、辨认和识读。而人际交往行为与社会权力结构等，如皮尔斯理解的那样，很大程度上亦维系在这样的符号之网上。卡西尔更是直接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把运用符号与人类主体性的确立关联在了一起。作为主体的人类创造出的一切有形与无形之成果即为文化，而“文化是用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符号系统”,文化基本类型的区分，集中体现在理解、对待和使用符号的理念、态度与方式上。因此，符号观念可谓某一文化最直接凝练的缩影，中华文化语境下的符号观念亦具备如下独特属性。

首先是物象性。中华文化传统中历来存在着“符号”这一概念，《说文》释：“符，信也。”指用特定材质，按特定规格制成的信物凭证。如汉代，符便是一对六寸之竹，而其确乎可靠之“信”，则“分欲两边，各持其一，合之为信”的严丝合缝、毫厘不爽。因此，符最早用作门禁出入的凭据，专物专用，绝不可伪造或混淆，如“周礼。门关用符节”。此后渐渐由生活领域扩展到家族继承、官员任命、外交出使、军事行动、土地分封等重要场合，甚至在崇尚天人感应的古代社会，符不仅与人类社会活动有关，还被视为天命的预兆和印证，因此而有“符瑞”“符兆”之说。而“号（號），呼也。从号从虎”,本义为震动山林的“老虎号叫”,或声闻四方的“大声呼叫”,均具备音量高、传播强、受众广等特征。李学勤进一步归纳与读音hào相关的引申义，从“召唤”到“号令”再到“称谓”“名称”，直至“记号、标志、口令、暗语”等。可见，符号之“号”当为专门指代特定对象或承载特定含义的某段声音信息，既具备高度的对应性、准确性与概括性，也具备广泛的传播度、接受度与认可度。“符”与“号”一则以形、一则以声，一则以实、一则以名，统摄涵盖了同功能、同属性的其他事物与现象。可见在中华文化语境下，“符号”通常不是现代符号理论中的非事物符号、零符号、空符号、心灵符号等，而当为有形有感且专用专属的具体事物与客观标记。因此，“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居仁由义”“自强不息”等思想理念，“尊老爱幼”“慷慨好客”“讲信修睦”“诚实守信”等美德规范，“乐山乐水”“澄怀味道”“虚壹而静”“游心物外”等情怀境界，“计白当黑”“大音希声”“无用之用”“得意忘言”等辩证思维，虽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财富，却因其非物象性而不应归入符号范畴，而当为符号所承载和表达的内涵意蕴。

其次是确定性。虽说“凡有标志性的事物称之为‘符号’”,但在传统中文语境下，“符号”作为固定词语的出现情况却并不常见，它最早见于曹丕《汉武帝论》：“元封初，躬执武节，告以天子自将，惧以两越之诛，易彼符号，可为威震匈奴矣。”此后，其含义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与现代汉语中“凡表示特别意义与辨识者，通称符号”之释义十分接近。而这个词一旦出现，便意味着必须最大限度避免歧义和误解，尽可能地呈现出完整、清晰且明确的意指关系，正如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登单于台，以易彼符号作为威震匈奴的铁证那样：改换统治政权与民族文化象征物这一行为，展示的是汉王朝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压倒性的胜利和全方位的征服，符号在这里体现出的，正是不容混淆、不可歧解的权威性。所以，现代符号学认为“符号解释得出的‘意义’，作为意义本身总是合格的，它不一定需要与意图意义或文本意义对应”。但在中华文化语境下，符号强调的恰恰是所指的清晰具体、能指的通行共识以及意指活动的确定无疑。对某一符号的解析与阐释，虽不可能完全消弭分歧差异，但也须以共识为前提。因此可以说，成为中华文化符号的物象必须包含着被中华民族共同体普遍接受的确切意义，也就是说当为众所周知的明晰稳定的意象。

再者是系统性。中华文化语境下的符号并不局限于“符号”这一词语，它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全部成员生生不息的生存与生活实践之中。比如，传说中伏羲仰观俯察，观物取身，始作八卦，并辅以直观形象和语言文辞来辨情达意，从而“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实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的目的。这是一套完善而成熟的符号体系，显然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它既蕴含着炎黄子孙对宇宙人生本质真理的深入探索与恰当运用，又是日积月累的相关实践经验高度凝练的总结，更沉淀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符号载体，并围绕其形成了自成一格的阐释模式和话语体系······因此，八卦能充分折射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等。而这一组符号也绝非孤立静止，它早已渗透百姓日用的方方面面，并随之不断演进，更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其他符号交相互文、彼此推进，不断建构起庞大而精妙的象征系统，形成动态的、和谐的、开放的、不断自我更新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命整体。可以说，这个象征系统不仅仅是现实高度凝练的暗喻，还是现实不可切割的组成部分，可以看作“现实的直接流露，而不是任意虚拟的现实表象”,因而不可随意替换和更改。一个意象唯有被这个系统整体所接纳，参与其运转，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态位，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符号。在这个意义上说，符号与象征系统是一组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概念，二者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语境下的符号观念“系于一个对于当代西方思维而言颇为陌生的理念——符号的非任意性”。基于这样的观念，在国人长期生存生活实践中产生的“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突出而具有高度影响力的象征系统”——中华文化符号，才能牢固地承载民族历史，紧密地凝聚民族情感，全面地展现民族形象，成为“对中华民族整体存续复兴怀以意义自觉的对象化表达和意象化呈现的显著标识”。因此“鲲鹏”亦须以专有实在形象，承载明晰确定的含义，参与到象征系统的整体运行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而为全民族共识、共享，才能真正成为中华文化符号族群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其生成需经历物象形成、意象确立和系统建构三个阶段。

文化符号的生成过程是浑融完整的，不能支离割裂，所以物象、意象和系统三阶段的划分，并非简单地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而是遵循了符号生成的内在逻辑。

（一）“鲲鹏”的物象形成

“鲲鹏”因名而成形，事实上就连其名最初也并不存在——“鲲”“鹏”实为二物，彼此间也并无关联：《尔雅》释“鲲”为“鱼子”。这个义项出现较早，在《国语·鲁语》中便有“鱼禁鲲鲕”的记载，意为禁止捕捞鱼苗。郑玄、陈澔注《礼记·内则》中“濡鱼，卵酱实蓼”句时，则均释“鲲”为鱼卵。又因“鲧、鳏、鲲相通，疑鲧、鲲之神话当都是以鳏为原形的”。鳏是一种性情凶猛、独来独往的大型淡水鱼类，一条成鱼能长到数十公斤，甚至“其大盈车”（《孔丛子·卷三·抗志》）。如此惊人的体积，能激起人们夸张的想象，由此创造出神话中的庞然大鱼——“鲲”，亦可谓合情合理。此后“鲲”为“大鱼。又鱼子”一直两意并存。

而“鹏”则由“凤”而来。《说文解字》释“（朋，作者注），古文凤。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鹏，作者注），亦古文凤。”“朋”字与“鹏”字皆以“凤”字为源，而“盖朋者最初古文。鹏者踵为之者也”,因此“鹏”字又由“朋”字 而来。许慎认为，“朋”强调的是不计其数的小鸟围绕着凤鸟群起群飞的磅礴意象，但段玉裁认为不应如此附会，“朋”应为“象其首及羽翼”,其字形是对凤之体态的逼真描摹；“既象其形矣，又加鸟旁”,可见鹏最初也是凤。然而，最晚于南朝梁陈间，“鹏”便已专指“大鹏鸟”这种体型巨大的神鸟，与众鸟之王凤区别开来，并成为其从属。

字义，以“凤-朋-鹏”为例。拍摄者：邵晓舟

“鲲”与“鹏”虽为二物，但早在先秦时代便已 在夷坚、齐谐等志怪者的记录中被并列提及，《列子·汤问》中也说到“终北之北”的“溟海”，有“鲲”与“鹏”两种神话生物，但它们只有体型巨大这一 表面特征，且远在现实世界之外，与人类的认知与 实践几乎无涉。可以说，二者在此仍只是略具轮 廓，徒有其名而已。

是庄子令“鲲”与“鹏”动了起来，并在动之中合二为一。这种动，首先是内在的运动——“化”。《庄子·逍遥游》开篇即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一个“化”字举重若轻地让外形种属、生存条件、本能习性等均天差地别的二物，毫无障碍地融合为同一生命存在，变成其前后两个生长阶段，而兼具鱼鸟双重属性的幻想生物也由此渐露雏形。何谓“化”，荀子一语中的：“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荀子·正名》）它甚至可以视为“发展的螺旋形式”的中国特色表述。“化”这种内在运动又是无须拘泥于现实逻辑的，因而能突破常识的限制，以人类创造性的本质力量，折射出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道。因此“化”能改易，“化而裁之谓之变”（《周易·系辞上》）；“化”能新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咸》），新事物便由此绵绵不绝地演衍诞生。“鲲鹏”之化既是巨鱼变“化”为巨鸟的改易，也是两物“化”合为一物的新生，水到渠成中蕴蓄着“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的鸿钧巨力，足以冲决同与异的界限，可以说“鲲鹏”之名便由这一“化”而来。

其次是外部运动——“徙”。鲲一旦化为鹏，便当即“怒而飞”（《庄子·逍遥游》）。这是庄子赋予“鲲鹏”的天性本能：“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生存于至北，迁徙往极南，它的征程横绝天地：“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庄子·逍遥游》）这种想象中的神话生物有着候鸟的习性：在特定的时间里按照特定的路线，借助特定的方式飞达特定的高度，向特定的目的地进行有特定规律的迁徙。这种明确的行动是自发甚至自觉的，需要坚定不移地对抗外部世界的一系列困难，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这就让“鲲鹏”拥有了自身独有的本能与独立的意志，并基于此产生了实际的行为，更获得了它存在的目的和使命。于是，这一神话形象渐渐真实起来，变得鲜活、生动而立体，也更能被人们充分地感知、认识和理解。“鲲鹏”之形至此已呼之欲出。

“鲲鹏”在动态之中生成，这固然是庄子天才 创造力的神来之笔，但从文本生成角度而言，再天 马行空的想象都有其现实的原点，而这恰恰可以 回到鲲、鹏的最初形象中寻找端倪——“鲲”与“鹏”都包含着至大（巨鱼、巨鸟）和至小（鱼子、群鸟）的 双重形态，这正是其化合新生的重要现实契机。

事实上，“鹏”字所模拟的众鸟群飞之象，在自然界中确实存在。小型鸟类会以“群集编队（cluster formation）”的方式有组织地飞行：不计其数的小鸟高度协调地翩舞飞转，能在天空中不断组合出庞大而多变的立体图阵。庄子生活于战国时期草木丰美、水泽丰沛的宋国蒙地（今约在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很有可能就看到过类似的奇景——当成千上万的鸟儿从地面水面飞掠而起，在空中飞舞出如鱼如鸟的壮观图形时，由此产生鲲腾空化而为鹏、搏击长空的浪漫联想，亦可谓顺理成章。因此可以说，“鲲鹏”这一形象，诞生于人类华彩的想象力对真与幻界限的突破。

鸟群群集编队飞行。来源：中国林业网

https://www.forestry.gov.cn/main/5979/20210820/140623307889334.html

还应看到，庄子一向善于运用重言反语等寓言比譬的手段：鱼子的身量微乎其微，组成群飞之“鹏”的鸟儿也是如此，而鲲鹏却其大弥天，这种以极小与极大相互映衬的艺术手法，庄子在《则阳》中蜗牛角上触、蛮两国“大战”时也曾使用过，后世文学家们对此也多有继承。同时，鱼子的外形几乎如出一辙，这从“鲲”字的“昆”旁亦可意会，“昆，同也”,群鸟看起来也大同小异，它们都是渺小平凡且毫无个性的单体，与“鲲鹏”这种举世无双的独特个体可谓判若天渊的两个极端。然而，独一无二的神奇巨兽，恰恰由这些平平无奇的微物聚成。于是“鲲鹏”之化中也隐含着绝妙的双关，传达出对小与大、一般与特殊、个体与群体等界限的反思与扬弃。

同异、真幻、小大······一系列对立的概念范畴统一于“鲲鹏”这一艺术形象，又被其昂然超越。借助庄子的妙笔，“鲲鹏”终于由最初的二物之名，生成为有形有感且专属特有的物象。

（二）“鲲鹏”的意象确立

庄子赋形“鲲鹏”，目的在传达其哲学思想，而“鲲鹏”意象的建构却不囿于学术领域、步趋庄子本旨，而是逐步向“大”这一显著特征聚焦。

《逍遥游》以“大”字为纲。而“鲲鹏”虽大，却既不同于庄子笔下的任公子之鱼（《庄子·外物》）、商之丘大木（《庄子·人间世》），也不同于后人幻想中的北海之大鸟（东方朔《神异经·北荒经》）、稀有鸟（东方朔《神异经·中荒经》）等，这些事物的“大”只停留在形体等表面特征上，此外或无能或无用或无法摆脱野蛮的天性或只具备工具的功能。它们的“大”是外在的、被赋予的、客体性的，因此非但无法为其所有者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也无法生发出更深远的精神内涵。“鲲鹏”之“大”却不同于此，除了震撼人心的巨大体魄之外，它更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之大，以北图南的志向之大，搏击云霄的力量之大，高扬远举的气魄之大，志存天地的境界之大，突破一切束缚与限制的超越之大，更能“沈鲲横于天池，云鹏戾乎玄象”（葛洪《抱朴子外篇·喻蔽》），照映出宇宙天地的大格局、大气象。因此“大”是鲲鹏这一物象成于内而形于外的本质属性。

庄子以后，伴随着汉代大一统思想的深厚积淀和魏晋南北朝这个艺术与美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主体意识觉醒的精英知识分子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鲲鹏”之“大”：曹植以“希鹏举以抟天，蹶青云而奋羽”（《玄畅赋》）来描绘如“鲲鹏”搏风绝云般的大气概；嵇康以“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卜疑》）来歌咏鲲鹏抵达南溟后的大自由；陶渊明与友人在连句时，用“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不着痕迹地化用鲲鹏故事来感慨大起大落的遭际；刘勰《文心雕龙·夸饰》亦用“言必鹏运”来比拟行文的宏大气势；葛洪《抱朴子外篇·广譬》中更是用“化鲲不凌霄，则靡殊于桃虫”作譬，直指逸才与凡庸间的天壤之别。“鲲鹏”在寄托他们的信念、理想和追求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典故，生发出超越旧我、摆脱故境、不畏艰险、不受羁绊、执着追寻并努力实现远大目标的宏大意蕴。

而在阮修的《大鹏赞》里，“大”这一特质开始指向“志存天地，不屑雷霆”和“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的志远情高，与作为能指的鲲鹏这一物象紧密对应的所指，就此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具备超常的意志、情操与能力，拥有无限的可塑性与可能性，充满奋斗抗争的生命意志，超越凡人俗世常情的大人格主体。事实上，这样的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并不常见的，它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精英群体的自我期许，甚至能与尼采所推崇的“超人”产生跨越时空的同频共振。于是，文人墨客频频借鲲鹏“傲岸雄伟的形象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自己的济世之志和超脱豪迈的人格”,书写出“鹏抟”“鹏举”“鹏程”“鱼鹏化”等诗文佳句，更以“鹏风翱翔”（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委曲》）形容荡气回肠的诗歌风格，以“鹏羽未息”（韦续《墨薮·卷一》）“大鹏搏风”（张怀瓘《书断·卷中》）来摹状酣畅淋漓的书法风韵，以鲲鹏的变化遨游来比喻佛法的大神通、得道的大自在······鲲鹏越来越与大人格主体的大力量、大手笔、大成就等紧密勾连。

但是正如“超人”走向极端便会自我膨胀成为专制独裁的疯子一样，大人格主体张狂恣肆，也将走入“亢龙有悔”的窘境。然而在中华文化中，以儒家中庸之道为核心的中和思维却能起到协和的调节作用，它不仅能有效避免事物滑向极端，还能从内部推动其实现自我完善与超越。而中和思维对鲲鹏意象的涵化，在李白的《大鹏赋》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大鹏赋》不仅用空前磅礴的想象力，浓墨重彩地再现了鲲化为鹏、万里远征的景象，还以天马行空的创新力，原创了鲲鹏飞行途中光怪陆离的见闻及其降落南溟时震撼天地的场景。更重要的是，庄子曾在《逍遥游》中将鲲鹏和蜩、鸴鸠、斥鷃做对比：无论是鲲鹏还是鸴鸠等，都是有所待的，它们都能在适合的条件下逍遥而游。然而在鲲鹏身上，人们已经看到了足以对抗和逾越条件限制的伟力，也据此可以期待获得无所待之自由的可能。李白在《大鹏赋》里则肯定了这种可能——真正的大自由不由外得，需向内寻：鲲鹏不似黄鹄玄凤受限于外表与环境，不似精卫天鸡困缚于执念与苦劳，不似鶢鶋踆乌拘束于常规与陈训，它拥有自尊自重的独立人格以及清醒准确的自我认知，所以其伟力不会用在自我膨胀地挑衅天道上，也不会用在恃强凌弱地宰制他人上，因此才能“不矜大而暴猛，每顺时而行藏”（李白《大鹏赋》），无往而不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白由衷赞叹“伟哉鹏乎”：鲲鹏之“大”，最终着落在人格与灵魂的伟大，这也令鲲鹏由“超人”升华为中华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化身——“不仅在生理、心理、行为、道德等方面均充实而完善，更能将其天性美德的光辉播撒向他人及社会，甚至超越物我的藩篱，向整个宇宙天地辐照”的“大人”。

“鲲鹏”意象至此得确立。由此也可以看到，正因为与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密切关注的人格养成议题产生了深度关联，“大”才会从“鲲鹏”寄寓的丰邃意旨中脱颖而出，不断被挖掘阐析，最终凝定为“大人”这一明确所指，而构成精英群体理想人格的隐喻意指。

（三）“鲲鹏”的系统建构

“鲲鹏”意象的生成，与其参与到中华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的整体运转中，获得相应生态定位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

“鲲鹏”首先与“列子”“庄子”“天池”“扶摇”等浸透着浪漫思想和神话氛围的文化符号一道，开辟出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想象场域，让对宇宙的深刻玄想、对自我的深入审视等获得了寄托与展开的空间。但这也使得“鲲鹏”这一意象从一开始就高翔于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之外，从而被文化精英阶层激赏，亦因此有渐渐流于高蹈而脱离大众、丧失成长壮大所需的厚重文化土壤的可能。

鲲鹏数字概念变化图。制作者：邵晓舟

但是，“鲲鹏”遇到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李白。李白脍炙人口的锦绣篇章和他在文学、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使他超越了个人的身份而成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符号，而“鲲鹏”便与“李白”形成紧密的互文关系：元人祝尧直言“太白盖以鹏自比”,将《大鹏赋》视为李白的人格宣言。事实上，从以“鲲鹏”自诩自况（如《上李邕》《独漉篇》），可以看出李白对自我的审视、认知与定位；从以“鲲鹏”困于溟海来感慨风尘未偶（如《赠宣城赵太守悦》《送戴十五归衡岳序》），可以看到他如何理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李白眼中，崇山峻岭间“云垂大鹏翻”（《天台晓望》），琼楼玉宇如“大鹏横霄而侧度”（《明堂赋》），这是自然万物投射于瑰奇的内心世界的结果，也反映出他看待外部世界的独特视角。他曾以“吾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古风其三十三》）期许一生，却在临终绝笔《临路歌》里，长叹“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憾恨最终没能等到属于自己的海运与狂风，从这悲剧英雄式的一生中，也能解读出他独特的人生态度与固有的行为模式。“李白一生以大鹏自喻”,而他人同样将李白目为大鹏：魏颢评价他为“横海鲲，负天鹏。”（《李翰林集序》）范传正痛惜他如“大鹏羽翼张，势欲摩穹昊”，却“塌翅别岛，空留大名”（《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足见李白的自我认知与外界评价是高度一致的。于是，两个文化符号彼此映照勾连：“鲲鹏”直观具现了李白的精神、人格与内心世界，令其个人形象更加鲜明立体；李白则带着“鲲鹏”踏出了去精英化的第一步，将这一来自神话传说、成形于诸子名篇、流行于精英圈层、困囿于金字塔尖的意象，推向更为辽阔的天地，使其获得被更多人认识、接受与共鸣的可能。

鲲鹏与李白数字概念图。制作者：邵晓舟

继而，“鲲鹏”与代表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文化符号桴鼓相应。在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有宋一代，原本就拥有豪情壮志与摩天巨力的“鲲鹏”，被进一步赋予了不屈的战斗精神与深沉的家国情怀：苏轼有“使君九万击鹏鲲”（《再送蒋颖叔帅熙河二首其一》），张耒有“攫拏龙虎而乱鲲鹏”（《大礼庆成赋》），陆游有“时看云海化鲲鹏”（《南省宿直二首其二》）。此外，欧阳修、辛弃疾、李清照等都不乏相关佳构。经由文豪巨匠们踵事增华，“鲲鹏”渐渐显现出威风凛凛、势不可挡的战士形象，并在后世与抗金名将岳飞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时至今日，“岳飞”已同样成为重要的民族精神意象符号之一。民间尊他为“岳王”，并围绕其身世衍生出“猪精降世”“张飞转世”等神奇传说，而“大鹏金翅鸟转世之说影响最大，几成定论”。岳飞字鹏举，暗含鲲鹏意象，据《宋史·岳飞传》记载，他因出生时有鹄形大鸟飞鸣于室上而得名，更加深了他与神鸟之间的关联。清代《说岳全传》等长篇章回小说，更是直接用佛前护法大鹏金翅鸟与铁背虬龙王、女土蝠等神怪的前世冤仇，附会岳飞与秦桧夫妇等人之间正邪忠奸的对抗。“金翅鸟”（Garuda）是印度神话中的鸟王，“他光彩熠熠，刚一出生便被诸天神误认为火神阿耆尼而博得天神敬仰”,是英勇剽悍的武士形象，后被佛教吸纳为八部众护法之一，而随之渐为中国民间所知，更借助《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等白话小说及相关说唱、说话、戏曲等大众文艺样式中塑造的大鹏金翅雕、摩云金翅欧鹏、羽翼仙等战力超群的勇武形象而广泛传播。金翅鸟与鲲鹏“二者结合就有了大鹏金翅鸟之称”,鲲鹏成为中国大众接受金翅鸟的认知锚定点，而金翅鸟勇猛善战的特征，又为更多呈现出文人浪漫气质的鲲鹏平添了威武雄壮的英雄气概，使其仁义又不失豪迈、崇高又不失亲切，更让鲲鹏待时而动、引而不发的图南巨力，能够通过战斗拼杀等切实行动，得到具体直接的施展。在与民族英雄岳飞及相关文化符号的互文共筑中，“鲲鹏”实现了去精英化，从此飞跃出主体的精神世界，得以由士人阶层的书斋案头走进百姓大众的日常生活。

鲲鹏与岳飞数字概念图。制作者：邵晓舟

至此，“鲲鹏”不仅在古代官方话语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如卫泾《赐进士及第谢皇帝表》等官方正式公文，李廷忠《橘山四六》、李刘《四六标准》等文体规范专著，叶葆《应试诗法浅说》等科举工具书，均将其列入通行典故、例文典范；而且也广泛出现在笔记传奇等小说闲文里，如“鲲化成鹏也不难”（范摅《云溪友议·弘农忿》），“鲲为鹏，万物之变化”（牛僧孺《玄怪录·裴谌》）。话本戏曲等民间文学也将这能文能武的神鸟编写进唱词中，作为对人物角色的赞美，如“无半点瑕疵，展万里鲲鹏翅”（元代无名氏《逞风流王焕百花亭·第四折·得胜令》），“云程远方旧鲲鹏，天阙近争来麟凤”（邵璨《香囊记·第十出·画眉序》）。而在风俗志、地方志、纪行诗文等文献中，“鲲鹏”成了惊心动魄、瑰伟雄奇景象的代名词，如嘉靖进士、云南大理白族诗人李元阳的《罗汉岩》长诗中，就有“蛟鳄鲲鹏总失惊”之句；“抟南海之鹏”（韩鄂《岁华纪丽·卷第二·风》），摹状出自然力的猛烈浩大，摧枯拉朽，“鲲鹏变化”“鲲鹏路”屡被孙元衡、姜宸熙等官员用来形容我国台湾等地惊险雄奇的自然景观（见《乾隆续修台湾府志》）。

到了明清之际，“鲲鹏”更是飞出卷牍，被广泛运用到山川建筑名称等日常生活场合中。明代《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南府有“鲲化坊”、镇远府有“鲲鹏继化坊”，《万历琼州府志》记载万州有“鲲化坊”“鹏程坊”等；明代钱琦诗作中“海中有鲲夜化鹏”（《七鲲身》）之句，描绘的就是今我国台湾台南市西南的“七鲲身”连屿；明清时期反抗外侮、捍卫国土的重要海防卫所中，亦有一座大鹏守御千户所城。

如今，作为文化符号的“鲲鹏”更与时俱进，得到了不畏艰险的新时代开拓者们的强烈共鸣：日常生活交流时，人们常用“鹏程万里”“图南之翼”等传达祝福与激励；小说、影视、绘本等文艺作品则以生花妙笔描绘鲲鹏形象，展现鲲鹏精神；航空 航天、信息科技、汽车制造、出行平台、新能源、大数据等频频使用“鲲鹏”来为产品命名；西藏昌都、安徽合肥、广东深圳等地均以“鲲鹏”主题雕塑、生态走廊等来展现蒸蒸日上的城市风貌。此外，还有“鲲鹏号”研究型教师团队、鲲鹏校友奖学金、鲲鹏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奖······这一文化符号正源源不绝地迸发出澎湃的新能量。

西藏昌都鲲鹏广场。来源：中国日报网

https://www.chinadaily.com.cn/dfpd/changdu60nian/2010-07/27/content_11055770.htm

鲲鹏号盾构机。来源：人民日报

https://www.peopleapp.com/column/30045112101-500005449745

由此反观“鲲鹏”文化符号的特殊之处，便不难从生成角度理解其成因。

首先，“鲲鹏”文化符号的生成很大程度上缺乏图像的支撑，那是因为庄子最初假托“鲲鹏”寓言其哲学思想，既无图示的必要，也未着力细化其“大”之外的形貌特征，后人即便要描绘其视觉形象，在中国古典绘画与雕塑等艺术创作中，也难以表现且难以出彩，更何况“鲲鹏”这一文化符号还暗含着永不停息的运动，鲲化为鹏、鲲鹏图南的动态更是大规模、大尺度的，脱离了先进的视听技术手段，几乎不可能被直接、准确且精彩地传达出来。然而，“形象”的家族谱系中不仅包含“图像”，也包含“词语”,语言文字意在言外的不确定性等特征，恰恰更适合表现这类超乎常理的客体对象，并能为其思想内涵、精神意蕴的阐发留出足够的空间。因此，依赖于对语言文字生动描述的感知，借助于再造想象，“鲲鹏”同样可以在人们的认知场域中，一步步从徒有其名到实有其形，再到神形兼备而绝无雷同。这种从观念出发，以感知和想象去创造事物的过程遵循着诗性逻辑，在神会心契中生成的“鲲鹏”，便成为中华文化中诗性符号的重要代表。

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符号的物象形成途径是灵活多样的，这也决定了其载体形式的丰富多彩、不拘一格，所谓的有形有感不仅可通过“视觉，同时也可能伴随着听觉、嗅觉、味觉、体觉以及多种感官感知间的联觉”的“身体多感官共同感知”来实现，更依赖于感官、思维活动全方位积极介入的具身心智，借由身心在场、知行合一的“体知”来达成。

其次，“鲲鹏”文化符号的生成游离于民间创造与官方建构之外，因此在层级类型上不易划归。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生活实践中，以烂漫奔放的想象力创造出众多仙禽灵兽形态的文化符号：龙是统治威权的化身、凤是美好德性的具象、麒麟是仁德祥瑞的征应、獬豸是公正律法的缩影······它们表达了百姓大众共同的愿望与期待，却也服从于自上而下的宰制或潜移默化的规训。但鲲鹏作为其中一员，却既不直接响应现实生活的物质需求，也从未真正被权力话语驯服，去承担风俗教化等；作为理想人格“大人”的象征，它区别于儒家思想主宰下主流价值体系所推崇的“圣人君子”典范人格，不强调中庸至矣、温柔敦厚的趋同性，而是更张扬自尊自强、自由奋发的精神意志；其实现人生理想的“图南”壮举，固然与社会身份的确立、社会责任的完成有关，却又不等同于金榜题名、封侯拜相等功利追求，而应当是主动且无畏地选择兼济天下的利他目标，并将此作为成就自我的积极手段。可以看到，“鲲鹏”蕴含着对主体的高扬、对个体的肯定，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难能可贵的个性符号。

有学者总结出中华文化符号生成的劳动生产、语言文字、交往、媒介记忆、艺术审美五大要素，而“鲲鹏”则在此之外，点亮了主体人格养成的重要维度。“修身成圣”“成己成物”等关乎个体自我涵育、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议题，历来在中华文化中备受重视，主体围绕着成就理想人格而展开的物质与精神实践，同样是文化符号生成不可忽视的来源。

再者，“鲲鹏”的生成从未终结，至今仍处于 “现在进行时”，这是因为其自强不息的内驱动 力。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用以自我指涉的众多文 化符号中，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莲、鹤、蝉、玉 等，都象征着谦和温润、高洁不屈等美好品格，但 它们也存在着阴柔、纤靡的倾向，很难彻底摆脱安 弱守静、顾影自怜的不足。鲲鹏则不同，它是雄健 而阳刚的：庄子在创造相关艺术形象时便以“动”为其生命起点，动为阳；鲲鹏化而奋飞，扶摇而上，不断向天宇高处升腾，上为阳；在它身上一切都 处于现在进行时，确定性与可能性交织并存的张 力，由内而外转化为突破自我的爆发力，因此鲲 鹏不会因功利欲望而腐化颓靡，也不会因逃避退 让而阴暗软弱，它始终以火热的进取心、刚强的 意志力与昂扬的行动力，面对全新的挑战与未知 的征程，更一路图南远征，掀起翻天覆地的狂风 巨浪，令宇宙间气象焕然一新，不仅超越自己，更 成就天地众生，而此皆为阳。可以说，“鲲鹏”是 展现中华文化人格中弘毅盛旺、积极进取一面的 阳性符号。

如今，雄姿英发的“鲲鹏”与时俱进，在形象上吸纳新要素、在内涵上衍生新意蕴，作为承载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向世界展示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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