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脱产考编是近年来青年人极具代表性的“慢就业”方式之一。因其生涯规划与惯常连续性人生发展路径不一致，该群体常被误解为无所事事和颓废自弃，陷入以“躺平者”“做题家”“啃老族”三种身份标签为代表、贯穿家庭与市场的认同威胁。对此，他们尝试多元路径规划、渲染勤奋拼搏形象、营造和美家庭氛围，以迎合主流文化和重塑积极认同，并在结束脱产考编行动后勇于承担新角色和开辟新选择来完成身份意义的自我编织。这些看似违背社会时间预期的“反叛者”，恰恰通过循规的方式自我书写身份叙事和寻找人生意义，实现了从主流文化的退出到再融入。脱产考编的经历也推动着这群处于准成人期的青年迈向真正的成熟。
关键词：脱产考编；循规；认同威胁
在当前就业环境中，进入行政或事业单位成为正式职工，拥有稳定的“铁饭碗”、优厚的福利保障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被许多青年视为理想的职业目标。获取公务员或事业编制岗位，通常需通过竞争激烈的国家及地方统一考试，简称“考编”。此类考试严格，包含笔试、面试乃至体能测试等多重筛选。很多热门岗位的最终录取比例极低，难度系数颇高。面对激烈竞争，不少年轻人选择暂时搁置就业，全身心备考。脱产考编的现象由此形成，亦被视为青年“慢就业”的一种形式。
然而，作为已完成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在长达一年甚至数年的时间内，既不参与社会工作，又持续依赖家庭经济供养，将全部精力集中于争取一个录取概率极低的编制岗位，这种选择与通常意义上“毕业工作-独立”的生命轨迹存在显著偏差。这类青年长期投入考编的行为本身，及其努力获取编制身份这个目标的价值与可行性，往往受到外界质疑。社会上对于高学历青年群体中的脱产考编行为普遍存在一些负面认知和评价。面对由此带来的身份焦虑，脱产考编青年以能动实践启动叙事突围，持续探索纾解认同压力的多重路径。本研究通过梳理该群体在选择坚守与应对身份质疑中的积极态度与实践行动，揭示其在能动形象建构与认同重塑过程中展现的主体性特征与循规逻辑。
大学生群体是优质人力资本的持有者，其就业偏好既折射社会结构的阶段性约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脱产考编的选择意味着，部分毕业生并未遵循社会常规预期进入升学或就业轨道，而是陷入社会时间维度上的暂时性停滞。这种偏离常规的生涯选择易引发公众对其“发展停滞”的误读和负面标签化评价。
1.从“下海潮”到“上岸热”的就业观转向
改革开放后的“下海潮”时期，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呈现鲜明的市场导向特征：他们普遍脱离传统体制岗位，主动投身市场经济领域，将创业、进入外企等“市场型”岗位视为理想选择，核心追求在于个人发展空间的拓展与经济收益的提升[1]。然而，这种就业偏好在2010年后开始发生转变。数据显示，2012—2021年想去党政机关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比例呈现U型波动：2012—2018年持续下降至低谷后，2018年形势快速反弹，到2021年该比例已超过2012年的峰值[2]。这种转变使得“上岸热”逐渐取代昔日“下海潮”，成为青年群体择业偏好的突出特征。尽管考编现象并非新事，但近年来考编趋势急剧升温，不少高校毕业生甚至放弃即时就业机会，选择“脱产考编”，高学历青年群体更显现出对“公家”性质单位、“高性价比”薪酬与稳定性的强烈偏好[3]。
青年追捧体制内岗位的背后，实质上是对社会风险加剧的防御性选择。当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创业失败率攀升、大厂裁员常态化时，人们的风险厌恶与趋稳心态增强，“求稳”成为理性经济人的自然反应。工作稳定、声望高、待遇好是带编制工作岗位吸引力的核心要素，稳定性高又是其中最主要的[4]。具体职位吸引力则受到工资福利、政治地位、岗位数量、专业需求、岗位类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5]。
虽有研究指出，有的青年进入体制内就业只是在迷茫与困顿中顺势通过考试选拔流入的结果，其职业认同模糊地表现为对体制内职业工作内容的预设和福利待遇的认同[6]。但多数人还是结合个人性格、能力与知识水平主动选择工作岗位，其择业决定的主要驱动力源于对资源价值、个体特质和过往经历的权衡，同时受到社会制度结构和文化氛围的形塑[7]。影响当代青年考编决策的核心因素仍是其对自身发展的理性考量，并非对职业本身工作内容、社会价值的认识。这也反映出结构性困境对青年就业观的深刻影响。
2.时间观冲突下的认同危机
青年选择体制内工作以规避个体发展风险，本属理性规划。然而，“脱产”考编行为中断了个体常规生命历程，与大多数人普遍遵循的制度化时间进程产生偏差。其受质疑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个体生命轨迹错位，即脱产考编青年的“求学就业-成家”进程明显滞后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主流社会预期，导致其与同龄群体的阶段性脱节。其次，脱产考编的投入产出可能失衡。因为编制岗位竞争激烈，长期脱产备考需投入大量时间与机会成本，而成功的不确定性使该选择具有显著风险。最后，脱产考编群体的动机具有复杂性。有部分人以备考为名回避就业市场压力，可能成为延缓进入职业角色的心理托词。
在国外，年轻人可以在升学、毕业或工作转换期间，主动暂停常规生活轨迹，用一段时间（通常为3～12个月）进行旅行、志愿服务、技能学习或文化探索。间隔年（Gap Year）现象，被普遍视为有利于青年重新认识自我、拓宽视野并明确人生方向、有助于培养其独立性的积极文化实践。而“脱产”备考的本质是一种异化的“间隔年”行为，体现出结构性困境对青年行为与心态的影响[8]。因此在国内语境下，长期脱产考编常被与“尼特族”（NEET）类比，代表一种不利于青年建立良好自我认同和实现顺利社会化的文化实践。脱产考编青年还被贴上“自我放弃”的负面标签，并因暂时没有工作而与“啃老族”相提并论[9]。具有高学历、习惯于扮演“读书的料”的脱产考编青年，在未就业生活状态与社会偏见话语的夹击下，很容易感受到强烈的认同危机[10]。
既有研究关注到脱产考编青年所面临的结构困境与认同危机的发展难题，但对其由危机到脱困的能动过程解析不多。事实上，处于成年初显期的脱产备考青年并未就此消沉，而是发挥能动性重塑积极的身份认同。
3.资料来源
脱产考编青年是指，以获取国家或地方公务员、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岗位为唯一或核心职业目标，在完成高等教育后主动选择暂时或长期脱离常规劳动力市场，不从事有收入的全职工作，主要依赖家庭或其他非正式劳动所得的经济支持，集中全部或主要时间与精力准备相关考试的年轻人。为保证观察和访谈所获取信息的信效度，本研究在寻找受访者时还要求其已经历至少1年的脱产备考，且距离备考结束时间不超过1年。
研究资料的收集方法主要有半结构化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笔者共访谈40余位脱产考编青年，其中核心受访者有16位。访谈对象年龄分布在23～30岁，既包括毕业后未就业直接脱产考编的情况，也包括曾有工作经历再选择辞职备考的情况。受访者在脱产备考期间的生活场景较为单一，大致可分为与父母共同生活或个人独居两种生活状态，其中有部分人会在自习室这类公共空间中进行备考学习。
受访者在访谈时的生活状态分为仍在备考与已结束备考两类。研究也相应设计两套访谈提纲。对于仍在备考的青年，访谈主题的顺序为现状切入—选择过程阶段—阶段总结—未来预期。对于已经结束备考的青年，由于其对于备考的记忆可能已经模糊，为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访谈主题的顺序为现状切入—结果总结—选择过程阶段—阶段描述，帮助受访者逐步深入、清晰地进行回忆。
本研究还采用参与式观察法，更详细了解脱产考编青年的生活与学习方式。研究选取位于S省W市的Z考编机构和Y付费自习室两个拥有较多脱产备考者的公共空间开展调研，还对8名经常光顾的备考学员进行了持续1个月的近距离观察。Z考编机构是全国头部的考公基地品牌，坐落于当地核心商业圈，为备考者营造了全方位服务的封闭式备考空间，空间内包含教室、自习室、宿舍、餐厅、诵读室等，并且有严格要求学员共同遵守的时间表和考核制度。Y自习室是位于当地市中心某公寓的一间商业化付费自习室，24小时营业，核心空间包括多种类型的学习区、诵读区、休息区等。自习室仅提供备考学习的空间，不对备考者进行任何规则约束。研究者观察的重点在于脱产考编青年在以上公共空间内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其中的规范性生活制度。研究者除了关注观察对象的情绪变化、社交关系网络、日常娱乐方式，还记录了观察过程中的各种事件、随想及交谈内容。
经济层面上的权衡塑造了脱产考编青年的“间隔年”选择，但文化层面上在“成人自立”的传统共享价值观约束下，青年偏离主流价值观的“间隔年”实践往往被打上多种负面标签。
1.懒散的“躺平者”
脱产考编是青年在结构性风险下尝试继续通过用功读书改写命运的策略。中国式“间隔年”实践，是他们换了条平行赛道锚定“上岸”、继续竞争的全职备考年（Gpa Year，GPA指平均学分绩点）[11]。但此选择常被看作“躺平”，是拒绝奋斗的人生态度、消极逃避的丧文化[12]。这种误解消解了考编的奋斗意涵，让青年们颇感委屈。
“别人都认为我当时跑回家就是为了逃避上班，不愿意吃苦……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的决定有多难，一路走来又吃了多少苦、经受了多少内耗。”（20240901-Y09）
罗萨曾指出，个体生活运行高度的同步性保证了社会发展的模式稳定性，一旦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整体速率产生偏差，就会产生巨大的“去同步化”危机[13]。脱产考编青年的“去同步化”生涯选择与惯常人生路线不一致，加剧了他们对时间流逝的体验以及对他人“常规”生活节奏的敏感性。在“立业”的社会化任务失败的处境下，他们深陷无法建立连贯职业身份的“待业”焦虑中。逆社会时钟的行动选择让脱产考编青年面临强烈的认同威胁，对女性而言这种情况尤甚。
“毕业那年回家备考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害怕，就是害怕我今年还考不上……外人眼里可能就会觉得我一天天忙什么呢，也考不上，看着身边的人都成家立业也感觉自己挺失败的。”（20240810-Z01）
“我马上30岁了，也工作了5年了，尤其作为女性，我感觉这种‘逆社会时钟’的压力对我来说特别大。……父母不支持我再考公，还不停地催婚什么的，大龄女青年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结婚组建家庭……”（20240816-Z03）
2.失败的“做题家”
现有的文化语境普遍缺乏对高学历青年失业的理解和同情，更多的是对此现象的负面评价，即就业失败是个别“书呆子”能力低的结果。很多人认为，这些青年虽然在基础教育阶段埋头苦读，拥有超越大部分同龄人的应试能力与做题技巧，但他们只是擅长应试，在进入高等教育与就业阶段后，会因综合能力的短板而逐渐失去相对优势。人力成本付出与现实境遇的落差反映的是个体向上流动的失败，这让青年们曾引以为傲的学历资本优势瞬间瓦解。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不说出人头地吧，但总得让父母有盼头，所以变优秀成了我的一个执念……他们又不懂什么大环境、就业形势……亲戚朋友们也有人说我就是能力不行，光会死读书。”（20240820-Y06）
落入脱产考编境遇的青年，必然是在应届年的考研、考编等升学就业途径中均以失败告终的人。未能晋级当然源于多重因素，比如题目难度、临场发挥、竞争激烈等。青年们虽能在理智上理解其中道理，但其过往学业成功者叙事所凝结的自我认同却难再延续，屡屡失败的经历甚至使他们渐渐承认自身的低能标签。
“我还挺认同‘985废柴’这个词儿的，因为我感觉自己除了高考还可以，后面一直在失败。研究生考北大失败，后来考家里小县城的公务员和事业编，也是屡战屡败。考公考编虽然很卷，但我觉得还是我自己能力问题更大，这些经历也是让我更认清自己的能力吧，可能本来我能力就是这样。”（20240818-Y04）
在就业失败境况下，深陷“做题家”身份困境的青年将自我贬低为失业无能之辈，过往的学业成就也由激励进取的光环转化为捆绑动力的枷锁。
3.不孝的“啃老族”
传统文化观念强调代际责任伦理，对子女成年之后的立身、立业、回馈父母期待都很高。“脱产”考编青年不仅没能立身，还要回归家庭，依靠父母提供衣食住行等物质支持。当家庭成为这些青年不得已而依附的单元，生活自主权也随着“脱产”的决定而丧失。纵向的亲子轴出现“恩往下流”的重心转移趋势，但是传统的代际反馈模式尚存，让他们虽可以获得父母物质上的继续支持，却在精神上背负着难以自立和反哺的无奈和愧怍[14]。于是，他们除了要面临外部职业身份获得的挫折感，还要应对家庭内对父母的愧疚感以及“啃老”的羞耻感。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拔高“上岸”的意义，加剧身份焦虑和对考试失败的恐惧。
“我觉得自己没考上回家的时候，就是‘啃老族’，一开始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我觉得自己就是废物，考不上我谁都没脸见。”（20240819-Y05）
“我老觉得自己在啃老，或者觉得亲戚朋友会这么看我……就是那种无形的压力吧，就觉得自己在家啃老没有任何贡献。”（20240822-Z05）
在外上学多年的脱产考编青年，还经常遭遇重新回到家庭的不适，在生活场域切换中面临的文化结构脱榫困局。尤是其当父母不理解、不支持脱产行为而发生代际观念碰撞时，他们内心的冲突会更加强烈。
“有时候想要点钱，他们就会骂我，说我不挣钱还得问他们要，在家安安心心地备考，为啥还花这么多钱，搞得我心态很差，逐渐就总觉得自己在家待着也没有贡献，那段时间经常想放弃。”（20240810-Z01）
身处加速社会的洪流之中，脱产考编青年的备考生活无疑是对社会时间规训的挑战。随着备考序幕的拉开，面对重重身份张力与认同危机的他们也开启了一段对抗误解与偏见的自证之途。
1.辗转“赶考”的应考征途
“脱产”考编青年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全职考试导致其偏离社会时间规划的发展路线，并由此陷入失序的生活状态。“恰当时间”（timing）通过年龄层级的方式对人生各个阶段的社会角色和事件进行组织，其本质是一种社会期望[15]。青年们最在意的并不是“考编”成功这件事，而是在进行“间隔年”生活时如何尽快与社会时钟“接轨”以符合社会期望。因此努力融入主流文化、迎合社会规范建构内在秩序，成为他们“反躺平”的一种重要方式。
（1）多线备考
一些备考青年从未参加过正式工作，对体制内工作的认知仅是抽象化符号。对于他们来说，编制工作更像是基于公职想象建立起来的一套模糊的择业框架，综合了高社会地位、优厚薪资待遇、强稳定性等一系列理想特征。他们追求所有具备这些特征的目标。因而，在以考编为主线的奋斗历程中，军队文职和考研，甚至国央企面试也都属于他们计划尝试的范畴。试错机会越多，实现目标的机会也越大。追逐“稳定”的符号元素，实则体现出青年们对“秩序”的期待，尽管当下的“脱产”状态略显无序，但所追求的“铁饭碗”职业符号却满足了他们关于“秩序”的文化想象。
“体制内朝九晚五、收入稳定，听上去也体面。”（20240818-Y04）
“考上公不光是稳定，对家里对自己都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20240819-Y05）
“相比大部分工作，体制内的工作赚得不算少，福利待遇好，能攒下钱。”（20240824-Y08）
另一些备考青年有过工作经历，因希望调整职业方向、追逐生活“确定性”而选择考编。他们对“上岸”的目标感和信念感更为强烈，因此会进行更多的报考尝试，通过扩大“机会池子”提高成功概率。一是符合条件的岗位尽量报考，二是把握不同地区考试时间不同的契机，开展流动性巡考创造机会优势。虽然高密度的赶考可能会给青年带来连续的挫败感，但努力备考的实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一致性身份的安全感和成就感。在一次次赶考中关于考试的符号元素被激活，让考编青年找到了一些学生时代的感觉。无论结果如何，充实忙碌的赶考生活都让他们感受到自我价值，从内心肯定自己并非躺平的“自弃者”，只是缺少了一些运气的守望者。
“虽然一直考、一直失败，但有时候也会用‘天道酬勤’安慰自己……自己这么拼命地去考，也会让我有种回到高中时期的感觉，让自己有事做，用学习填满我的生活，就不会那么焦虑、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了。”（20240818-Y04）
还有一些青年在看到考编希望渺茫后，会及时调整备考方向，选择进行更广泛的备考尝试，考研考编“两手抓”。选择考研是因为失去应届生身份后，无法参考一些编制职位。此时，考研不再是提升受教育水平、实现向上流动的第一选择，反而异化为重获应届生身份、缓冲观望外在形势变化的万全之策。
（2）兼业拓能
有些青年在备考过程中还尝试一些自媒体博主、家教、网络写手的兼业。对他们来说，从事兼职不仅能为生活提供收入上的“开源”，增加继续备考的信心和底气，还可以暂时获得职业身份，增添融入主流文化的秩序感。
“我会接一些约稿，或者去找渠道主动投稿，每个月也能收入个千元左右，在家基本的衣食住行都不需要我负担，这些钱买点资料、买点衣服啥的也足够了。”（20240818-Y04）
“当家教小孩儿们都喊我老师，帮着他们一点点去提升成绩，我心里也挺高兴的……感觉自己有价值了。”（20240819-Y05）
“我会在小某书和某站上录一些自己的讲课视频，以及分享考试的心路历程，给大家打气……接一对一答疑能赚点微薄的收入，同时也是自己努力的一种印记吧，能帮到别人、被认可也很有成就感。”（20240820-Y06）
“脱产”考编青年多元化路径尝试和高密度赶考实践，目的在于不断明确和强化自身发展的路线，建立井然有序的生活体验，避免走向真正的“躺平”失序状态。驱动他们努力的是对“稳定”的强烈想象。这也体现了“安身立命”文化观念对个体的锚定。
2.渲染“勤奋”的备考行动
在离开学校和职场之后，脱产考编青年积极努力的备考过程不仅是对“上岸”目标的追求，更是抵抗社会时钟焦虑、重构自我价值的日常实践。
（1）私人空间中的自我管理
很多脱产备考青年热衷于为自己制定精细的日常生活时间表。他们尽可能精细地分配时间资源，将自己每日、每周、每月的学习过程颗粒化，极大程度地设计当下和未来的时间。这一方面可以获得对时间的积极掌控感[16]，另一方面也能够体验不断完成微小任务的即时满足感和每时每刻都在奋斗的充实感。这种时间实践仪式不仅驱动脱产考编青年在枯燥的私域空间中不倦学习，也帮助他们建立了一种具有“圣典性质的实践”，从而维系努力备考者的身份认同，将具有无能隐喻的“做题家”标签重新转换为带有高效能预期的“做题家”形象。
“我每天都会把自己的学习任务拆解得特别细，哪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每个小时都有我要学的东西……会比较有安全感，特别是看到自己每天的计划表满满的对勾的时候。”（20240821-Y07）
除了对时间的自主管理，脱产考编青年还会通过空间的流动性来寻找学习舒适区，优化备考者的身份体验。他们可以前往付费自习室，既找到了适合自己学习节奏的附着空间，也借助自由切换空间的边界管理找到了生活的主体性。高密度的空间流动还使得奔忙赶考的奋斗元素具象化，进一步强化了勤奋拼搏的形象。
（2）公共空间中的自主规训
脱产考编青年经常光顾提供备考服务的专业化付费机构，其中两类最具代表性：一类是提供备考生活环境到备考学习辅导全链路服务的备考机构，另一类是提供学习备考环境的付费自习室。公共备考场所通常深度复刻学校化的学习场景，空间布局和物品陈设都旨在营造浓厚的学校氛围。除了课桌、黑板、书架，还有激励性标语横幅、固定的座位分布、学习区与诵读区分隔、以班级为单位序号化排列的教室门牌。有的考编机构还打造了一系列仿照学校管理模式的服务产品，比如严格规定时间的晨读、集中练习与模拟考、强制性签到、手机没收及班主任巡视，甚至制定了严格的积分制班级守则，将备考行为量化为可监控的指标。例如，上课交手机、专心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可以换取积分，而每周积分倒数3名的惩罚是请班主任喝奶茶。
“就是在家里学不进去嘛，在这里就更像个学生，也有人管理，相当于逼着自己去学……因为归根结底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学生，没有在社会生存的技能，思维也停留在学生阶段……在机构学习是我的舒适区，跟着集体的节奏去学习，也能让自己去融入群体，避免与社会脱节。”（20240702-Z01）
走出校园的考编青年选择到培训机构或付费自习室学习，主动重构熟悉的作息与纪律。这种行为既是效率驱动的理性选择，亦是偏离社会时钟后对未知社会角色的回避策略。相较私人空间中备考的孤独自救，公共空间中的群体性备考将相同处境的脱产考编青年联结在一起，能让其暂时搁置关于“无业游民”的身份焦虑，重新走入一座自主选择的“间隔年”乌托邦，帮助他们创造出新的价值空间，借由“边缘仪式”获得生活的再反思与再体验[17]。在失业、待业的生活情境下，类学校空间的生产不仅使应试模式得以延续，也给青年提供了“勤奋”演绎的空间。增加积极的、有利地位的特征信息，有助于个体声望地位的提高[18]。所以处于“无能”身份标签中的脱产考编青年，通过启动优势认知的“勤奋”人设生产，也能调和社会偏见带来的身份劣势感知。
脱产考编青年在私人空间争取和掌握时间自主权，或是进入类学校空间进行自主规训，实际上都反映出他们对回归熟悉的“循规者”角色的渴望。与威利斯笔下“家伙们”看到学校内部明显的阶层属性后创生出“反学校文化”的倾向不同，脱产考编青年寄希望于通过学校教育改变自我命运，是一种“亲学校文化”的洞察[19]。他们采取用功读书的勤奋行动策略，正符合本土文化自古以来对读书致仕的价值肯定。
3.营造“和美”的家庭氛围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家庭出现规模小型化、养老功能弱化等特征，其内部文化观念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中西方观念碰撞的复杂形态[20]，即便如此，传统的“孝道”文化仍然是影响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力量。孝文化仍是中国人内在的责任要求和自主意识。
（1）践行孝道
脱产考编青年常会为自己目前无法履行传统孝道伦理的代际回馈义务而心存愧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展现顺从好儿女的形象。他们不仅主动勤奋认真学习，也会尽量避免与父母在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多承担家务，维系亲子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因为确实也找不到工作，在家准备考试就是一种‘啃老’，那我就少惹他们生气，做不到‘孝’那就做到‘顺’呗，这样自己心里能好受点，他们（父母）也能好受点。”（20240820-Y06）我觉得和以前放假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在家备考负罪感比较强，感觉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家，也会比较小心翼翼吧，所以我在家会主动洗碗、扫地，他们快下班了就会打电话问问他们回不回来吃饭。（20240822-Z05）
为了缓解依附父母的啃老羞耻感，很多脱产考编青年逐渐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尽可能降低物欲，节省备考。比如除了购买学习资料，减少外出和购买生活用品；即便购买学习资料，也以“省钱”为第一准则，尽量寻找免费的翻录网课资料、多方比价等。节俭生活体现出他们对孝的另一层面理解，即减轻对父母的经济拖累。节俭生存策略虽然降低了脱产考编青年的生活水平，却赋予他们持续备考的勇气与信念，塑造其践行自立责任的成年身份认同。
“我觉得备考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养成了很强的生活能力，为了节约开支，我学会了做各种各样的菜……特别善于在各个平台和线下的超市、菜市场比价，对于菜价了如指掌。”（20240830-Z06）
（2）体悟家暖
在新家庭主义视角下，当代中国“青年与家庭的关系被重构为一种父代对子代单向支持和满足其需求的代际关系”[21]。在大部分家庭里，亲子之间对脱产考编的行为决策与意义解读其实是高度一致的，脱产考编青年的父母支持其向上流动的“上岸”期望。考编也被亲子双方在互惠协商与凝聚共识下塑造为家庭的核心目标。
传统中国式父母多是“刀子嘴，豆腐心”，与脱产在家备考的子女虽在日常琐事上屡有摩擦，但对子女的理解、怜爱和情感支持从未减少。日常起居的照顾与交织在小矛盾中的关爱，给予脱产考编青年满满的安全感。父母对考编青年的期望压力与观念分歧，也会在协商互惠原则下让位于子女“上岸”的家庭核心目标。当脱产考编青年在高密度的考试中不断遭遇挫折时，父母的亲情关怀与资源支持，更使家庭成为其人生探索旅程上的稳固疗愈空间。
“和爸妈的关系虽然经常很紧张，但其实都是些小事儿，他们平时还是很照顾我，饮食起居这些我都不用操心，平时吵归吵，闹归闹，我还是挺依赖这种氛围的。”（20240821-Y07）
“因为这两年我一直在失败，我感觉自己快要崩塌了，随时可能出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去年国考又差一点儿进面试，我在家崩溃大哭，我妈就安慰我说“没事，又不是没条件，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大不了养你一辈子”，然后我哭得更厉害了。”（20240818-Y04）
总之，脱产考编是青年与父母在相互支持、彼此关爱中重新理解孝道、感悟家人间温情的过程。暂时回归家庭准备编制考试的青年逐渐意识到，所谓“孝”不仅是指传统观念中的顺从、自立与反哺，也包含为父母提供情绪价值。即便暂时无法自立，陪伴也是一种意义所在。他们还欣慰地感悟到，成年之后仍有机会回归原生家庭生活一段时间，是一种幸福。此时，家庭不仅是灵活职业选择、抵御结构性困境的避风港，更是自我疗愈、探索个性化生活方式的安全屋。
在长期备考过程中，脱产考编青年不断扩充对全职准备编制考试的认识，加深对自己身份意义的理解，并在认同层面真正迈向成年。
1.上岸者的意义升华
考编“上岸”使青年们终于得以将公职想象诉诸实际，成功实现了从脱产到在职的顺利接轨。过往被动开启的生平夹缝终于在自我努力下弥合。制度性身份的获得不仅赋予这群曾经的脱产考编青年以梦寐以求的职业身份，还极大提升了其自我效能感。社会评价体系中对编制公职的高度赞誉，使其在其他领域的自信也瞬间增强。
“到政审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痛苦的日子结束了，这辈子没有过那种释然的感觉……理解了‘范进中举’的那种感觉。”（20240817-Z04）
“看到名单的时候非常开心，感觉自己不光是一名公务员了，在我对象和她家人面前也有底气了……当时我还和我对象说这回我可以娶你了。”（20240812-Z02）
考编上岸的他们能更多觉察生活中的美好，专注自我发展，还意识到曾经被视作生活全部的“上岸”只是新的起点，同时深刻体会到自己的多重社会身份以及背后凝聚的责任要求。这些都赋予其继续奋斗的目标和意义。
“体制内工作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内耗，大家其实就是各自干好各自的工作……我现在的工作平台可以让我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也让我有了一种实现社会价值的责任感吧，之前考公的时候反而没想过这一层。”（20240817-Z04）
“考上公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虽然可以说以后衣食无忧了，但现在的我不光是一名国家公务员，还是一个丈夫，未来可能还是一位父亲……这些都让我不敢躺平。”（20240812-Z02）
“从一线城市到了小县城，反而自己物欲降低了很多，可支配收入也比以前多了，慢慢攒钱也让我心里特别踏实……作为一个吃货，我现在业余时间就研究做各种美食，在小县城好多美食都找不到，我就自己创造条件。”（20240830-Z06）
无论是享受自己的生活，还是为家庭幸福而努力，抑或是投身社会建设，内心的自洽与充盈才是美好生活的底色。当跳出“上岸即终点”的思维定式，他们面对的终极考题其实是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自主编织生命意义。从“应试者”到“命题者”的角色转换，标志着Z世代青年突破制度性脚本的束缚，将“成年礼”从考场搬进了更广阔的生活田野。
“现在想想那时候也没啥大不了的，现在考上了反倒没以前自由了……工作和学习备考的思维还是挺不一样的，还有很多功课要做。”（20240813-Y02）
2.离岸者的意义编织
对未能如愿的“离岸”青年来说，尽管没有获得期望的制度性身份，但备考期间的奋斗历程和自我探索至少可以让他们逐渐明确自己的潜力特质和目标方向。他们曾以执着努力对抗社会评价体系对高学历待业青年的偏见，努力解构世俗社会对脱产备考青年消极自弃的负面想象。这段经历带给离岸青年“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的机会……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种深刻的自我认知，为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2]。
“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读书人，古代的读书人不也是为了功名考很多年嘛，现在想想就是人没必要活在别人的看法里，反正我没有在摆烂，全职备考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没有危害别人、危害社会……备考其实带给我收获挺大的，就是那种碎片化习惯好多了，我平时学不进去就看书，还喜欢一些哲学，像拉康什么的，对于人生、世界的本质和来源了解越透彻，就活得越通透了。”（20240810-Z01）
有些离岸青年放弃全职备考生活，转而采取兼职备考模式。通过工作维持社会连接，避免了全职备考的社会交往真空，在现实约束与自我诉求间找到了实现意义自洽的平衡点。
“人还是要工作的，要融入社会的，我现在感觉找回了自己的能量……现在特别喜欢为群众们解答问题，自己也越来越鲜活，表达能力也提升了好多……认真、踏实，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20240909-Z07）
“我肯定还是会继续考的……刷题多了觉得考公题其实没那么难，没必要全职备考。所以我现在又去工作了……兼职备考是因为与社会脱节对我来说还挺痛苦的，我再去面试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职场思维严重退化了，表达能力、抗压能力都在变差，还是边工作边准备。”（20240816-Z03）
有些离岸青年则彻底退出考编群体。他们或是认识到自己并不适合体制内工作，对编制祛魅，或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方向。无论如何，这群青年都超越被困在考试中的状态，重新找回了许久不见的生活感。
“这个工作，我觉得还挺好的吧，有时候也加班，但强度适中，主要是那种焦虑的心态没有了，我现在每天有事儿做，空余时间也可以做自己想干的事儿，比如现在我在做小红书号，还养了猫，可以放心大胆地玩儿了。”（20240822-Z05）
“我还是挺热爱我学的专业的，所以考研挺顺利就‘上岸’了，我不会再去考编了，想着继续读博深造，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现在认为，在这个不确定性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是确定的，编制说不定以后也不是铁饭碗了，只有做自己热爱的事儿才是确定的，起码不会有遗憾。”（20240814-Y03）
在自我编织意义的“成年之考”中，曾经的脱产考编青年对当初反叛社会时钟的行为选择的理解逐渐加深，对于生活目标有了更明确的定位和想法。人生不只有考试，象牙塔外的无限风光要走出去才能领略。考编“上岸”并非抵达人生之岸，如何协调多元身份、扮演好人生中每一个角色，才是成年人的责任担当。
1.被错读的循规者
在结构性就业压力背景下，作为“慢就业”典型实践的脱产考编，既是青年应对社会风险、寻找发展机会的策略性选择，也是影响其身份整合、认同发展的重要生命事件。由于违背社会惯常的生涯发展进程，他们被打上负面身份标签，遭到含有逃避意味的“躺平者”、无能隐喻的“做题家”和不孝德行的“啃老族”三个维度的消极评价。
对此，脱产考编青年以种种符合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方式做出应对。首先，他们进行多元的职业路径探索和高频的赶考尝试，以充实且有序的任务安排形成内隐与外显的秩序感。其次，他们通过对时间的精细化管理和自主规训的备考实践，描摹用功读书的“苦修”叙事，重建善于读书应试的积极形象。最后，他们在家中孝敬父母，努力使言行符合孝顺子女的标准，悦纳代际情感给养，营造融洽和睦的亲子关系。
可见，看似反叛的脱产考编，反倒从头至尾都是青年的“循规”行事。他们用功读书以实现学业进步，他们全职考编以追求职业发展，他们竭力摆脱负面身份标签的影响以重建积极认同。脱产考编青年不仅为克服认同危机、融入主流文化做出积极探索，就连最初的目标也都是尝试得到制度性规范的认可。他们通过“循规者”的路线演绎，基于适应的行动惯性而重塑多重身份认同。这从结束脱产考编的上岸者和离岸者都意识到成人身份的确立以及肩负相应的责任便能看出来。
2.积极背后的隐忧
本研究着重分析脱产考编青年遭遇认同危机时的心理韧性，揭示其在“准成人期”面临发展困境时敢于挣脱社会预期束缚、不畏试错、不甘自弃的自主性与创造力[23]，驳斥了社会评价体系对脱产考编青年的偏狭认知与负面想象。
这些青年面临的一系列认同困境，以及他们在待业、失业、上岸失败中挣扎的处境，绝不能被忽视与轻视。在当前迭代加速的社会现实和重视社会时钟的文化观念两种力量的夹击下，与其用单一标准衡量年轻人的成长，不如构建一个更具弹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具体来说，应重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要正视代际发展节奏的差异，打破“环环相扣”、不容偏离的传统人生发展观，为年轻人开辟允许试错的缓冲带。当今社会个体化进程早已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关系格局，亲子关系也由价值团结逐渐转向功能性团结，亲代权威的实现越来越倚重于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内化[24]。从共享价值层面接纳并承认青年自我探索与试错，才能帮助其更好地实现社会化过渡。二是要建立鼓励真正“间隔年”发展的制度通道，让青年能在工作与求学之外拥有阶段性的自我休息与探索人生的机会和权利。在政策层面建立“慢就业”的多元发展机制，提供有利于提升青年获得感与价值感的兼业机会，为当代青年的自我转型与良性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生存土壤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三全育人’理念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阶梯式培养模式研究”（批准号：SJGY20220104）的阶段性成果]
赵德雷：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张添皓：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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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版 ∣ 任 敏
审 核 ∣ 刘俊彦
审 定 ∣ 王学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