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越南几家国企运营商在新一轮 5G 建设里，把部分设备合同交给了华为和中兴。按照目前可查信息粗算，合同总额超过 4300 万美元，主要集中在 5G 接入网、基站与配套系统。与此同时，全国层面的 5G 核心网依旧由爱立信、诺基亚等欧美厂商主导。
这些合同没有公开发布，也未形成政策姿态，但在越南通信行业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事实：开始在 5G 建设中恢复与中国厂商的合作——并且只恢复到可控范围内。
如果只看数字，这不过是几十个基站、若干区域项目。但把时间线拉长，把地缘背景、国内政策和供应链约束摊开，就会发现这是在“网络安全—成本压力—大国博弈”三条线上重新划出的工程边界。
过去十年，通信行业对中国设备的态度波动明显。
3G、4G 时代，华为占有相当份额，工程速度快、维护成本低。运营商一度高度依赖。但 2018 年后，随着美欧制裁加剧，网络安全成为全球议题，开始在关键基础设施上收紧。核心网、传输承载、无线接入三层结构里，中企在最敏感那层失去位置。
这种谨慎有现实原因。越南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后者每年从越南进口近 1300 亿美元商品；同时，美国在东南亚强化盟友体系和技术限制。越南既不能在公开立场上“选边”，又不能在经济上承担风险。
在 2019—2023 年，越南的基调是：能不用就不用，能减少就减少，把绝大多数关键设备压给爱立信、诺基亚。
但这套结构在 2024—2025 年出现松动。
第一条松动来自成本。
欧美方案单站成本高、维护周期长，5G 商用推进缓慢。越南三大运营商覆盖率多年无法突破关键节点，工业、电商、仓储对 5G 低成本高覆盖的需求上升，而商业收入无法支撑高昂投入。
第二条松动来自地缘政治。
2025 年美国对越南商品加征关税，迫使越南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合作平衡。越南的供应链底盘高度依赖中国原材料与制造，一旦外部环境收紧，必须确保自身不会被抽掉底部支撑。通信设备不是象征性工程，但可作为供应链压力的缓冲环节。
第三条松动来自数字治理的内部需求。
数字经济进入扩张期：AI、智慧港口、工业互联网、电商仓储都需要更大规模网络覆盖。越南强调的是“数据与核心可控”，而不是排斥所有外国产设备——在确保核心环节安全的前提下，外层设备可替代、可协商、可控制成本。
在三条因素叠加下，越南选择了一个“混合结构”。
核心网继续由西方主导；
无线接入网开放一部分给中国；
监管接口继续严控；
建设节奏加快。
于是出现了这组金额不大但结构信号明显的合同：中企重新进入 5G 网络的一层——但只是外层。
对越南而言，这种架构是一种风险分摊。核心网政治敏感度最高，任何问题都会转为公共安全事件和国际政治风险，因此必须稳妥；接入层更多是工程管理问题，设备可替换、供应商可迭代，风险边界远低于核心层。
通过层级拆分，把政治风险交给欧美，把成本压力分给中国，把效率留给运营商，让自己在一个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保持可操作的平衡。
从企业视角看，这轮调整对中国厂商既有机会也有限制。
机会是：越南认可在可控层使用中国设备，工程效率高，价格友好，维护成本低。
限制是：核心层短期不会开放，中国方案难以进入“结构性位置”。越南要的是“多供应商”而不是“供应商替代”。
这会影响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数字产业布局。
第一，工业园区的专网部署成本下降，数字化进程加快。
第二，跨境电商、仓储、工贸加工的网络可用性提升。
第三，在云服务、数据中心和 AI 算力合作中，工程层阻力减少。
这种变化也会反作用于产业结构：正在推“数字主权”，强调本地控制关键能力；但同时，越南数字化扩张需要系统外技术补充工程效率。因此数字基础设施更像一个“模块化结构”——内核自控、外层开放。
站得再高一点，这次合同体现一个清晰倾向：
在象征性工程里（如南北高铁），选日德；
在关键政治工程里（如核心网），选欧美；
在工程压价区间（如接入层），开放中国。
并不是“全面拒绝”或“全面依赖”，而是把不同工程的技术来源分布到不同政治象限。这种“象限化技术结构”短期不会消失。
今天的 5G 网络不会因为这几笔合同而彻底转向，但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越南重新把“成本与效率”纳入工程决策逻辑。
中企需要关注的是下一阶段几个方向：
中国设备的接入份额是否扩大？
工业互联网和 AI 场景是否开放？
招标是否形成“默认多供应商结构”？
是否继续强调“可控开放”？
现在得出的最佳判断是：
越南让中国设备重新进入了一条窄缝，不是核心，不是象征，而是能容纳效率、价格和政治缓冲的那一层。
关键是，未来这条缝会变宽还是被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