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技术转移的人往往是最勤奋的一群人。每天在路上奔波，见专家、跑企业、写方案、填申报、签协议。看起来热火朝天，实际落地的成果却寥寥。很多人总结经验时说，技术太难、产业太复杂、资本太保守。但真相或许更简单：我们不是输在勤奋，而是输在缺乏标准。
一、没有标准，勤奋只会变成内耗
我个人体会最深的一段经历，是在IBM工作时，IBM 的管理文化不是靠“拼命”支撑的，而是靠标准与规则维持运转。老板制定方向，明确目标，其他时间他照样休假、打高尔夫。因为他相信：只要机制正确，系统会自动运转。而我们国内的常态恰恰相反——领导靠加班表忠心，员工靠熬夜体现价值，整个组织看似充满激情，实则陷入混乱。
技术转移领域尤其如此。同样是成果交易，有的人叫“转让”，有的人叫“许可”，还有人叫“合作开发”；有的地方按成交额提成，有的地方按协议金额计数，有的地方连“什么算成果”都没有统一定义。没有标准，就没有定价，没有定价，就没有交易。结果就是——越是勤奋的人，越容易陷入无效努力的泥潭。
二、没有标准，就没有信任，也没有市场
技术转移最核心的两个问题是：信任和匹配。科研人员不信任企业，企业不信任科研成果，投资人不信任双方。为什么？因为没有统一标准。举个例子，某地的“技术成熟度评估”体系，与另一地完全不兼容；一家高校的成果估值是按论文数量折算，另一家则依据专家意见拍脑袋。结果是企业无法横向比较，投资人无法判断价值，科研人员也不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市场经济中，标准就是信任。标准让不同的主体在同一语言体系下对话，让复杂的创新活动能被度量、被验证、被投资。没有标准，就像在没有度量单位的世界里做交易——一公斤棉花值多少钱？没人知道。
三、没有标准，人才只能靠“勤奋”弥补结构性缺陷
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文化惯性：勤能补拙。这句话在农耕社会也许成立，但在现代科技体系里却是危险的幻觉。技术转移是一个高度系统化的工作，涉及科研、产业、金融、政策、法律等多个要素。没有标准，个人再勤奋，也只能“疲于奔命”。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技术经理人常常陷入“高强度、低产出”的困境：他们努力奔走于实验室与企业之间，却没有制度支撑的“通用语言”。他们帮科研人员写路演材料，帮企业找专家，帮政府整理数据——干的是全流程的体力活，却做不出系统的成果。因为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缺乏被标准赋能的“杠杆”。
国外的成熟经验恰恰相反。比如在美国，技术转移办公室（TTO）的工作是标准化的。无论在麻省理工还是德州农工大学，一份发明披露、一份许可协议、一个收益分配模型，格式与标准几乎一致。英国的Catapult中心、日本的产研机构，也都是以标准为核心运转的。于是他们的经理人不是“忙”，而是“有效”；不是靠拼命，而是靠系统。他们不是靠“通宵达旦”完成项目，而是靠明确的角色、可验证的标准、可量化的目标来驱动项目成功。
四、制度要解决的不是“谁更勤奋”，而是“怎样减少无效勤奋”
如果我们真想让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落地，就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勤奋陷阱”。所谓勤奋陷阱，就是大家都在忙、都在努力、都在追指标，但整个系统没有形成正反馈。例如：
成果登记了，但没有形成应用场景；
项目签约了，但没有落地资本；
政府花钱了，但没有形成收益闭环。
这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而非个体努力的问题。真正的制度建设，应当从三个方向入手：
明确成果边界：科研成果要有统一的成熟度分级标准（如TRL体系），让不同阶段的成果找到合适的转化路径。
建立技术经理人标准化体系：明确技术经理人的能力模型、激励方式、收益分配机制，让他们成为转化链条的“枢纽”。
形成市场闭环：让科研单位、企业、资本、政府形成“共投、共评、共用”的机制，而不是单点式的拨款和报账。
制度的目标，不是让人更忙，而是让每一分钟的努力更有产出。
五、标准意味着治理能力
为什么标准重要？因为它不是文书工作，而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制定标准的人，才是能真正“组织价值流动”的人。在技术转移领域，标准不只是“技术成熟度”“成果定价”“收益分配”，更是一种对未来秩序的设计。谁来认定成果，谁来评估价值，谁来确定分配比例，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科技创新生态的运行逻辑。
所以，中国要想把技术转移做好，关键不是多设几个机构、多发几份文件，而是确立可操作的国家级标准体系。要像会计制度一样，让每一笔成果转化的收益、风险、评估、定价都有统一口径。要让科研机构、企业、政府和投资人都在同一套规则里运作。
六、标准让勤奋有了方向，让努力能被复利
当标准建立后，勤奋才有意义。技术经理人的价值不再是“勤快跑腿”，而是理解标准、优化机制、组织资源。成果转化不再靠个体情绪，而靠可复用的路径模型。平台运营不再靠补贴，而靠机制自我造血。这时候，我们才可能看到真正的转变：
——科研人员知道自己的成果如何变现；
——企业知道如何找到可信的技术；
——政府知道资金该投向哪个环节；
——经理人知道自己的努力能带来什么。
那时的中国技术转移，才算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
尾声：
我曾经见过无数勤奋的技术经理人，像蜜蜂一样在系统的缝隙里穿梭。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没有被制度支撑。如果我们要让科技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从论文变成产品”，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勤奋，而是更清晰的标准、更有效的机制。只有当制定规则的人和执行规则的人处在同一个舞台上，中国的技术转移才会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苦劳”走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