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会议现场
一、摘要
全球绿色行动联盟专题研讨会作为2025布鲁盖尔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邀请了Simone Tagliapietra（布鲁盖尔）、Francesca Gostineli（Enel X）、Jean Pisani-Ferry（布鲁盖尔）、Laurence Tubiana（欧洲气候基金会）、Kurt Vandenberghe（欧盟 DG CLIMA）、Beatrice Weder Di（CEPR），围绕欧洲碳中和目标的中期调整（如2030年减排进度、能源结构转型细节）、全球气候行动的协同机制（如何推动中美印等主要经济体政策对接）、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角色（如Enel X的零售端绿色实践）、绿色转型的社会公平性（避免转型成本集中于低收入群体或传统能源地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全球适配性开展研讨。本篇基于全球绿色行动联盟专题研讨会上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ean Pisani-Ferry的报告内容整理，介绍了气候转型与自然恢复的四大支柱架构。
图2 四大支柱（Four Pillars）
二、世界气候与生物多样性现状
（一）2015 年世界现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次缔约方大会（COP20，巴黎）
巴黎大会是一次突破性会议，明确了目标与路径：从“碳排放价格导向”转向“二氧化碳当量预算导向”；确立“国家自主贡献（NDC）”机制，并纳入“修订条款”。
（二）2025 年世界现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贝伦）
当前全球气候与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1.5℃温控目标下的二氧化碳当量预算已接近耗尽；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与自然的未来取决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
（三）当前形势
全球遏制变暖与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取决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具体现状如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的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2/3，且仍在持续上升，而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排放量均呈下降趋势。大多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位于南半球（“南方国家”）。气候与生物多样性正处于崩溃边缘：气候政策偏离1.5℃温控目标实现路径，生物多样性恶化速度加快。
（四）全球排放量（如图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与发达经济体（横轴：年份，范围 1970-2050 年；纵轴：排放量，单位为“十亿吨二氧化碳（GtCO₂）”。
图3 全球碳排放情况及目标
图3分历史趋势-未来情景-目标差异三个层面：
1.历史趋势（1970-2025 年）：EMDEs与发达经济体“一升一降”，全球排放重心转移。
从图3曲线的历史段（1970 年至今）可直观看出两大核心特征：
一是EMDEs排放量持续上升，即曲线从1970年的低基数（远低于发达经济体）逐步攀升，截至2025年已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这直接印证报告中“EMDEs占全球2/3排放且持续上升”的结论。EMDEs 因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需求，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呈刚性增长，已成为全球排放的主要贡献者。
二是发达经济体排放量稳步下降。曲线从1970-2000年的峰值后逐步回落，2025 年维持在较低水平，呼应报告“所有发达经济体排放量呈下降路径” 的判断。发达经济体通过产业转型（去工业化）、能源结构调整（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升级，已进入“排放下降期”，减排压力相对较小。
2. 未来情景（2025-2050 年）：“基准情景（BAU）”与“净零路径”的差距，凸显 EMDEs 是关键。
图3中“BAU预测”与“净零路径”的两条曲线差异，是解读“1.5℃目标可行性”的核心：
EMDEs：BAU与净零路径差距最大，风险最高
EMDEs的BAU曲线在2025-2050年预计仍呈上升趋势（无干预下排放持续增加），而净零路径曲线需从2030年起快速下降，2050年接近“净零”。两条曲线的巨大缺口表明：若EMDEs不采取额外减排措施，如依赖气候融资、绿色技术转移，将严重偏离1.5℃目标，这正是报告强调“全球气候未来取决于 EMDEs”的核心依据。
发达经济体：BAU与净零路径差距较小，可行性更高
发达经济体的BAU曲线在2025-2050年呈缓慢下降趋势（即使无额外政策，排放也因现有转型惯性下降），而净零路径曲线下降斜率更陡，2050 年前可实现净零。差距较小说明发达经济体已具备“通过强化政策实现净零”的基础，这也是报告提出“发达经济体应向EMDEs提供气候融资”的逻辑前提，即发达经济体减排成本更低，有能力支持他人。
中国BAU：EMDEs中的“关键变量”
中国的BAU曲线单独列出，且排放量在EMDEs中占比高（从图3可观察到中国BAU曲线高于其他EMDEs分项）—— 报告后续 “气候融资联盟成本测算”（含中国则联盟成本降至 0.2% GDP）也印证：中国作为EMDEs的核心成员，其是否加入减排协作（偏离 BAU、走向净零路径），直接影响全球排放总量和减排成本。
3. 目标差异（2030年NDC）：EMDEs“承诺力度不足”，需外部支持
图3中“NDC 2030目标”曲线与“BAU”曲线的对比，反映“承诺减排” 与“无干预排放”的差距：
发达经济体：NDC目标显著低于BAU，承诺力度较强
发达经济体的NDC 2030曲线远低于其BAU 曲线，说明其承诺的 2030 年排放量比“一切照旧”低很多，减排决心明确，这与发达经济体“历史排放责任”和“减排能力”相匹配。
EMDEs：NDC目标与BAU差距较小，承诺空间有限
EMDEs 的NDC 2030曲线虽低于 BAU 曲线，但差距远小于发达经济体，其原因在于 EMDEs 需在“发展（保障民生、工业化）”与“减排”间平衡，自主减排能力有限，这也解释了报告提出“气候融资联盟”的必要性：需发达经济体提供资金支持，帮助EMDEs缩小“NDC目标与BAU”的差距，进而实现 1.5℃目标。
（五）生物多样性丧失：热点地区（图4）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定义为：“拥有至少1500 种特有植物物种（Endemic plant species），且其原始栖息地范围（Original habitat extent）已丧失至少 70%”。
图4 生物多样性丧失
（六）气候行动与自然保护之间相互关系
气候行动与自然保护之间大多（非全部）呈相互支撑关系：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呈“相互加剧”态势（形成恶性循环）。重新造林（Reforestation）和生态系统恢复（Ecosystem Restoration），可为实现全球变暖应对目标所需的减排量贡献 20%-30%。
（七）治理
目前全球气候与生物多样性行动主要依赖全球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但存在显著短板：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迫使现有合作安排需重新审视。等待美国转变立场是“灾难性的选择”。地方（次国家）主体（如地方政府、城市）的行动往往比国家政府更具雄心。
替代方案是建立“意愿联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该联盟需满足以下核心条件：成员资格以“良好行为（good behaviour）”为前提，即需履行明确的气候与生物多样性行动承诺；成员可获得切实利益，尤其在贸易领域，如绿色贸易优惠；联盟内部形成“相互强化”的协作机制，如成员间通过资源共享、政策协同提升行动效果。
三、气候转型与自然恢复的四大支柱架构
如图2所示，四大支柱具体包括：1、分层碳联盟（Tiered Carbon Coalition）；2、气候融资加强（Climate Finance Boost）；3、绿色产业伙伴关系（Green Industrial Partnerships）；4、自然与碳市场（Nature and Carbon Markets）。
（一）支柱 1：加强气候融资（Climate Finance Boost）
（基于博尔顿（Bolton）和克莱尼延 huis（Kleinnijenhuis）撰写的第 5 章内容）
1、核心协作形式是构建“气候融资联盟（Climate Finance Coalition）”，通过国际协作推动资金流向减排领域。
2、机制设计，即发达经济体为“愿意推动经济脱碳的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有条件的财政支持”，即发展中经济体需达成预设的脱碳目标，方可获得资金。
3、成本测算（基于1.5℃温控目标的电力行业脱碳）。
电力行业脱碳的年度成本取决于联盟规模，分以下三种情形进行成本测算：一是涵盖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国→成本占比低于GDP的0.2%；二是不含美国+含中国→成本占比是GDP的0.2%；三是不含美国+不含中国→成本占比是GDP的0.3%。
主要结论是气候损害（如极端天气导致的经济损失）加剧，会减少“可参与盈利性融资的主体数量”，即气候风险越高，资金提供方参与意愿越低。
（二）支柱2：绿色产业伙伴关系（Green Industrial Partnerships
（基于麦克威廉姆斯（McWilliams）等人撰写的第 6 章内容）
1、核心协作形式是建立“绿色产业伙伴关系”，通过产业链协同实现 “南北共赢”。
2、两大核心举措
①上游绿色生产转移，采取的行动是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绿色中间产品，如光伏组件原材料、风电设备零部件；要达成的目标是提升欧盟产业竞争力（如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同时降低欧盟能源成本。
②补贴与贸易政策协同，采取的行动是将政策支持重点对准下游绿色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制造、绿色建筑，且将欧盟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气候政策、技术转移政策挂钩。要达成的目标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中经济体）绿色产业发展，同时助力欧洲构建“具有竞争力的脱碳产业体系”。
（三）支柱 3：从大气中移除碳（Carbon Removal from the Atmosphere）
表1：碳移除技术类型与规模对比（技术型与自然型）
技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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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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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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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等效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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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移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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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型碳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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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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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Direct Air Capture an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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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全球化石燃料年CO₂排放量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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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90亿吨CO₂/ 年（19GtCO₂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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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型碳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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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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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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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全球化石燃料年 CO₂排放量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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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百万吨 CO₂/ 年（0.004 MtCO₂ per year）；另有数据标注为 0.03 百万吨 CO₂/ 年（0.03 MtCO₂ per year），推测为不同情景下的测算结果，需核对原始图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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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说明：
基于植被的碳移除（CDR，Carbon Dioxide Removal）估算：来自 GCn2024 报告（Vegetation-based CDR estimates from GCn2024）。
非基于植被的碳移除（CDR）：来自《碳移除现状报告（2024）》（CDR not based on vegetation from the State of CDR report (2024)）。
土地利用变化估算：来自三个核算模型，1997 年以来基于火灾的变异性数据（Land-use changes estimates from three bookkeeping models, fire-based variability from 1997）。
整体数据参考：弗里德林斯坦等人（Friedlingstein et al. 2022，）、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lect 2022）。
（四）支柱 4：负排放（Negative Emissions）
（基于埃登霍费尔（Edenhofer）等人撰写的第 7 章内容）
1、核心市场化工具，即推出“清理证书（Clean-up Certificates）”，作为负排放领域的新型交易凭证。
2、两大制度创新
①将排放权与“未来碳移除量”挂钩（Emission-rights linked to future removals），即企业持有的排放权可与未来通过技术/自然手段实现的碳移除量关联，增强减排激励。当下投资技术解决方案（By investing in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today）是引导资金提前布局负排放技术（如 DACCS、BECCS），加速技术成熟与规模化。
②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即将负排放相关凭证与现有ETS机制整合，提升市场流动性与政策协同性。设立“欧洲碳中央银行（ECCB，European Carbon Central Bank）”，作为负排放市场的“监管与金融核心（锚点）”，负责证书发行、交易监管与资金调配。
四、三点启示
1、EMDEs必须纳入核心协作。
EMDEs的排放规模（2/3 全球排放）和 BAU 上升趋势，决定了 “仅靠发达经济体减排无法实现 1.5℃目标”，这是报告提出“意愿联盟需包含EMDEs”的根本原因。
2、气候融资是关键工具。
EMDEs “NDC与BAU差距大但能力不足”，需发达经济体提供资金（如报告中“气候融资联盟成本 0.2%-0.3% GDP”），帮助其从BAU转向NDC和净零路径。
3、发达经济体需承担更多责任。
发达经济体“排放下降、BAU与净零差距小”，有能力通过“绿色产业伙伴关系”，如转移绿色技术、进口EMDEs绿色中间品等支持 EMDEs，同时实现自身产业脱碳（双赢）。
综上，该报告通过“历史-未来”“EMDEs -发达经济体”的双重对比，清晰传递了“EMDEs 是全球减排核心、需发达经济体支持、需构建协作机制”的核心观点，为报告“四大支柱”架构提供了数据支撑。
本文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吴寿仁，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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