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深刻重塑的背景下，海洋已成为大国博弈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中国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正与“新质生产力”这一核心发展理念实现历史性交汇。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一条清晰、可行且充满想象力的路径。它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新，更是一场涉及经济模式、治理体系和发展理念的深刻革命。通过在深海智能开发、海洋立体能源、海洋数字孪生和蓝色生物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大胆布局与持续投入，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速度，将科幻般的设想转化为塑造未来的现实。“十五五”期间，将是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唯有坚定不移地走好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在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才能真正将广袤的蓝色海洋，建设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空间和宝贵财富。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摆脱传统增长路径，实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发展范式。它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当这一理念应用于广袤的蓝色疆域，“海洋新质生产力”便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的灵魂与支柱。
传统的海洋经济依赖于资源消耗型产业，如近海捕捞、传统航运和滨海旅游。而海洋强国战略则要求在经济发展、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多个维度上取得全面领先。海洋新质生产力正是破解这一复杂方程的关键变量。它以海洋科技创新为引领，旨在重塑海洋产业结构，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最终实现蓝色经济的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转型，更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全局性、系统性变革。
中国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布局于四大关键技术领域。这些领域不仅代表了当前科技的前沿，更预示着未来海洋竞争的制高点。
1.深海进入、探测与开发的“无人化”与“智能化”
中国在深海进入能力上已跻身世界前列。以“奋斗者”号、“深海勇士”号为代表的载人潜水器，使中国成为全球仅有的两个具备全海深载人科考能力的国家，且仅有中国具备高频次全海深科考能力，其国产化率超过96%，带动了材料、控制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升级。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球过半的载人深潜任务由中国完成，彰显了其高频次作业能力。
下一个十年的目标，将是从“进入”到“经略”的跨越。到2035年中国将建成一支由数百台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水下航行器（AI-AUV）组成的“深海智能勘探与开发集群”。这些AUV集群将具备自主导航、协同作业与自我修复能力，在海底数千米深处进行7x24小时不间断的资源勘探与环境监测。其背后，是一个基于天基、海基、岸基协同的“深海中央大脑”进行远程指挥与数据分析。这将彻底改变深海资源开发的模式，从高风险、高成本的“单点作业”转向低成本、网络化的“区域覆盖”，极大提升资源获取效率与安全性。然而，要实现这一设想，必须攻克高精度水下传感器、长航时水下动力系统等“卡脖子”技术。
2.海洋能源与制造业的“立体化”与“融合化”
中国已是全球海上风电的领导者，2024年新增装机容量持续领先全球。同时，中国在造船业占据绝对优势，全球市场份额超过50%。未来的海洋能源开发将不再是单一的发电。在远离大陆的深远海，中国正在建设一系列集“风、光、渔、氢”于一体的“蓝色能源岛”。这些浮动式平台不仅安装超大功率风力发电机，其表面还铺设柔性光伏薄膜，平台下方则是深海智能养殖网箱，构成“上发电、下养鱼”的立体模式。平台利用富余电力电解海水制氢，通过管道或特种运输船输送回陆地，将成为国家能源网络的重要补充。在海洋制造业领域，“数字孪生船厂”将成为标配。一艘超大型LNG运输船或智能无人货轮从设计、建造到交付的全生命周期，都在虚拟空间中进行模拟、优化和监控，极大缩短建造周期、降低成本，并巩固中国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
3.海洋信息基础设施的“孪生化”与“网络化”
中国正积极建设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推动海洋观测能力的提升。但与美、日等国相比，在长期、连续、多要素的综合观测网络方面仍存在差距，部分关键设备依赖进口。海洋观测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覆盖管辖海域的“海洋数字孪生（Marine Digital Twin）”系统。该系统将整合天基卫星遥感、空基无人机、海面无人船、水下传感器网络、AUV巡航数据以及岸基超算中心，构建一个与物理海洋实时同步、精准映射的虚拟海洋。在这个孪生世界里，可以模拟台风路径对海上平台的影响、推演赤潮的扩散与治理方案、实时追踪每一艘商船的航行轨迹、监测海洋酸化和“蓝碳”储量的动态变化。更进一步，中国正在探索在特定海域部署由海洋温差能或潮流能供电的海底数据中心（UDC），不仅能解决陆地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散热问题，还能构建一条安全、高速的“蓝色信息丝绸之路”。
4.海洋生物经济的“基因化”与“碳中和化”
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正快速发展。“蓝色粮仓”建设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深远海养殖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质生产力将推动海洋生物经济进入“基因时代”。利用CRISPR等基因编辑技术，科学家将培育出生长周期短、抗病性强、营养价值高的新型养殖鱼类和海藻品种。这些新品种将在自动投喂、智能监控的深海养殖工船中进行大规模培育。此外，“蓝碳”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点。通过规模化种植特定种类的海草和红树林，不仅能修复近海生态，还能形成巨大的碳汇。设想未来中国将主导建立全球“蓝碳”交易标准和市场，将生态保护成果转化为具有国际公信力的金融资产，这既是履行碳中和承诺，也是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掌握话语权的重要一步。
实现上述宏伟蓝图，离不开一个高效、协同的支撑体系。多元化、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正在拥抱海洋产业，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正在基础研究和重大项目上发挥“点火器”作用，从10亿规模的青岛国信海洋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20亿规模的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发展基金，30亿规模的珠海海洋产业基金，再到上海正在筹划的“十五五”海洋产业发展基金，无一不是引导社会资本的典范。未来，需要大力发展“耐心资本”，鼓励风险投资和社会资本进入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的前沿技术领域，并探索蓝色债券、海洋产业REITs等创新金融工具，为海洋新质生产力提供持续的资金活水。
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共享技术、数据与基础设施。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产学研用的高效转化。同时，在部分沿海省市设立“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试验区”，在监管、人才、数据开放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为全国范围的推广积累经验。
尽管前景广阔，但中国在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的道路上仍面临严峻挑战。与挪威、日本、美国等老牌海洋强国相比，我们在多个领域存在差距。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和深海军事技术上优势明显；日本在海洋精密仪器、机器人和材料科学方面底蕴深厚；挪威则在深水油气开发、海洋工程和可持续渔业技术上全球领先。中国的核心短板在于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尤其在高端传感器、核心芯片、特种材料等领域存在明显的“卡脖子”问题。然而，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强大的国家战略执行力、超大规模的市场应用场景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使得我们能够在某些技术赛道上实现“换道超车”或“并道领跑”。
许嘉俊，上海市海外经济技术促进会浦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慕慧娟，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副秘书长、正高级经济师。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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