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工作发现，近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美国峰会期间，菲方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公开将我方在西菲律宾海的“危险操作”与地区安全风险相联系，强调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推动达成“有效、实质性”的南海行为准则，并对美国在海上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支持表达感谢。其发言再次将黄岩岛等敏感海域置于聚光灯下，并援引近期涉水炮、碰撞的海上事件强化叙事；与此同时，东盟与美方通过联合愿景声明的规划，也被其纳入经贸与执法合作的正面议程。菲方借多边场合塑造舆论与规则叙事，强化与美方的安全与执法合作框架，在谈判与涉海执法层面推动对我不利议程，或将加大对我海上维权与国际形象的压力与掣肘。
一、事件概述
《纪事广播网》2025年10月27日报道称，菲方总统马科斯在吉隆坡出席第13次东盟—美国峰会期间发言，重申菲方致力于通过“富有成效的谈判”达成“有效、实质性的”南海行为准则，称西菲律宾海持续出现危及人员与船机安全的事件，并批评以危险机动、使用干扰设备等方式阻碍菲方在本国海空域开展合法、例行活动；其发言呼应菲方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准的法律路径。马科斯并点名黄岩岛相关动向，指涉我方提出的“自然保护区”设想，强调该举将侵害菲方主权与渔民传统捕鱼权；此前马尼拉已在9月明确反对有关计划并提出抗议。作为发言背景，10月12日中菲船只在巴拉望以西帕加萨（我方称中业岛）附近发生水炮与碰撞争议，菲方指责我方危险操作并造成其公务船只受损。在同场合，马科斯对美方在海上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并肯定东盟—美国在打击人口贩运、网络犯罪、非法毒品与野生动植物贩运等跨国犯罪的合作；马来西亚方面介绍，东盟与美国将采纳联合愿景声明以深化伙伴关系。
二、菲方发言战略意图考量
（一）以规则、法理和多边叙事包装对华定性，抢占南海话语与议程主导权
菲方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与美国领导人峰会上，系统性地将中菲海上分歧包装为“地区秩序”和“国际法治”的议题，意在借助多边机制和域外力量对我方施压。总统马科斯在讲话中多次引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强调菲方坚持通过“富有成效的谈判”达成“有效且实质性”的南海行为准则，指责我方在所谓“西菲律宾海”实施“危险机动”和“使用干扰设备阻碍合法活动”。这些表述表面上主张规则与和平，实质上是通过法理化叙事将我方塑造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体”，为菲方在未来的规则博弈中争取道义与制度优势。与此同时，马科斯还借机将南海议题与《东盟—美国联合愿景声明》对接，推动东盟文件吸纳其主张，使其国内政治立场获得“多边合法性”。这种策略并非单次发言，而是菲方长期以来利用国际法框架、仲裁裁决与多边平台叙事的延续，通过反复引用规则与条约形成“舆论惯性”，逐步弱化我方与菲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解决空间，从而实现“以多边化取代双边化”的战略目的。
（二）将安全与经贸议题同步推进，借外部承诺提升对华谈判筹码
菲方在本轮峰会上精心设计了“安全合作与经济繁荣并重”的话术框架，旨在通过议题捆绑，将海上问题纳入更广泛的地区合作体系中，以强化美国及其他东盟成员的介入意愿。马科斯在发言中一方面对美国“坚定支持促进海洋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表示感谢，另一方面积极强调东盟与美国在经济、贸易、投资、反网络犯罪、打击人口贩运和非法走私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他有意把“海上安全”和“区域繁荣”并列呈现，以塑造一种“菲方在防务和经济上都离不开美国”的印象。这种策略不仅为菲方争取更多援助、装备和项目支持，也为其在南海争端中叠加了安全和经贸两条施压渠道。作为佐证，在10月12日帕加萨岛海域发生中菲船只摩擦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立即表态“与菲方站在一起”，公开谴责我方“危险行为”，使双边摩擦迅速升级为多边政治事件。菲方随后在峰会上利用美方立场强化自身正当性，将个案舆论成功引入联合声明和区域讨论框架之中。这种“安全议题政治化、经贸议题合作化”的双轨推进，为菲方未来在外交、执法和投资领域同时构筑对我方的谈判筹码。
（三）借热点事件制造紧迫氛围，以个案带动规则固化与舆论常态化
菲方通过“事件推动、舆论渲染、文件固化”的链条运作方式，形成了典型的议题攻势策略。菲方将个别海上摩擦事件转化为国际舆论焦点，再通过多边机制固化叙事，使临时争议演变为“持续共识”。以10月12日帕加萨岛事件为例，菲方高频发布视频与现场声明，指控我方“危险操作”，并在东盟—美国峰会前后集中传播，引导国际舆论聚焦“地区航行安全”与“执法透明”。随后，菲方借势在会议文件与媒体采访中推动相关措辞写入会议纪要，使一场偶发事件被上升为“地区安全风险”的典型案例。此外，9月我方提出在黄岩岛建立“自然保护区”的计划后，菲方外交部立即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为依据提出抗议，塑造出“主权受侵犯”的法理定性。菲方此举意在通过法理与舆论的结合，把“非法”与“侵权”叙事固化为国际惯用表达，增加我方未来在同类议题上的应对成本。通过这些操作，菲方成功在多边舞台上制造出“紧迫”“高风险”的政治氛围，迫使外部力量表态介入，并将个案成果沉淀为规则依据与舆论常态，从而持续压缩我方在南海的执法回旋空间与国际舆论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