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们围绕北京城转了一圈
一
那一年，北京的冬天好像特别冷，天阴沉沉的，还常常飘着雪，太阳偶尔露一下脸又躲到云层后面去了。北风一阵阵刮来，刮得脸疼，刮得身子微微发颤。
那天上午，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数百名工农兵学员背着行李列队聚集在操场上。队伍中最整齐腰板挺得最直最耀眼的当然数我们近100名军队学员了，学员们身穿绿军装、扎着腰带、背着背包，眉宇间透出英武气质。整理队伍时，指挥员干脆利落的口令声和学员们铿锵有力的1、2、3、4、5的报数声，在宁静的校园上空回响，展示着当代军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学校教职员工和军宣队负责人都来送行，就像战争年代乡亲们送子弟兵上前线那样。在送别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北大老教授、东语系老主任季羡林。那时，季先生刚从下放的“牛棚”回校不久，被安排在我们学习的印地语教学班担任学员的学习辅导工作。我们军队学员多数都是来自农村，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化，20来岁的普通战士，与季先生在学识、身份和年龄上差距很大，但季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另眼相看，实际上与我们相处很融洽。他的谦逊、博学和对学员们真诚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他与众不同的魅力，大家从心里尊重他。那天，季先生穿着黑色的棉衣棉裤，戴着一顶灰色的绒帽，像北京街头一名普通的老头一样，一直谦逊地站在那儿，慈祥地看着我们，虽然没有说话，但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对我们的祝福和期待。队伍启程了，他在挥手向我们告别。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的年代。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斗批改”阶段。在改造大学方面，正式推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大学等措施。在国际关系上，1969年珍宝岛战争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备战备荒成为国家首要任务。1970年11月24日，伟人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军队要进行野营拉练，不当老爷兵。最高统帅号令发出，军队闻风而动，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招收了工农兵的学校，也参照军队做法组织工农兵学员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进行野营拉练。北大领导层的计划是：利用春节前一个月时间，组织学员行程一千里，围绕北京城转一圈。
二
野营拉练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燕园，走出北京城，义无反顾地沿着京昌公路向北前行。
京昌公路是北京通往山西、内蒙古和张家口等地的一条交通要道，那时就已经铺设了沥青路面，平坦宽敞，整洁如新，像一条黑色的飘带伸向远方。那时经济不发达，路上过往车辆很少，非常适宜行军拉练。开始那一段时间，大家精神饱满，步伐坚定有力，队伍也整齐。行进中，颇具特色的不同于家乡的北京郊区冬季景色不断映入眼帘，巍峨雄浑绵延千里的燕山山脉在远处如影随形，“燕赵大地”、“京幾重地”，“慷慨悲歌”等词语在脑海不时闪过，心里多了几分好奇、神秘和感慨。带队的指挥员也没有闲着，几次带领我们唱起节奏感强铿锵有力的军歌，以提升大家士气，当嘹亮的歌声在空中飘荡的时候，音乐神奇的效应就显现了，大家的精神劲上来了，队伍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约两个小时后，大家便有些坚持不住了，疲倦和疼痛接踵而至，有的体力透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停下来休息；更多的人是脚底起泡，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疼痛，非常艰难。那时我们班10个人，几乎都被脚底起的泡泡所困扰。我原以为出身城市干部家庭的陈华东、程德荣那双没有经历磨炼最可能出故障，没想到双脚出现严重问题的，竟然是出生农村、吃过苦、受过累的副班长郭进才，他脚底的泡泡鼓起来有蚕豆那么大，疼痛难忍，无法行走，最后不得不请连队卫生员用针刺破上药包扎。不过还好，休息一晚后，第二天他又继续赶路。
我倒是幸免于难，尽管很累，脚底也有些痛，仍可以坚持。现回想起来，其原因可能得益于我年少时长途跋涉的经历，读初中时，从老家到县城学校将近40里，每星期往返一次都是步行。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寒假期间我多次随父亲或其他大人到邻近的耒阳农村贩卖陶器，挑着六七十斤的担子，每天行程几十里。1966年冬，在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热潮中，我与班里5名同学一道从安仁绕道耒阳、衡阳、韶山，行走数百公里到达长沙。就这样，在以往长时间的行走历程中，我那双还在成长中的脚底曾反反复复磨出过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泡泡，后来泡泡消失了，渐渐生出硬硬的茧子来，最终练就了一副“铁脚板”。
如果说徒步行走对学员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那么对于教师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磨难。实际上，参与野营拉练与我们一同行走的还有少量教师，我们印地语教学班的班主任老师金鼎汉就是其中一位。金老师是长沙人，五十年代中期起在北大任教，后来在中央翻译局当翻译，学校开办印地语教学班缺教师，就把他调回来了。这次野营拉练，他是主动申请参加的，热情很高。好像是在拉练进行的第二天，天变了，北风阵阵刮来，天上飘着雪花，大地一片朦胧。正当我们顶风冒雪奋力前行时，我们发现金老师正站在公路一旁，他满脸通红，略带紫色，嘴里鼻孔子里不断哈气，哈出的热气很快在空中形成一道道白影，绒帽上、眉毛上、眼镜架上沾着没融化的雪，他挥舞着捏成拳头的右手用浑厚的男中音向我们鼓励：“同学们辛苦了！同学们加油！”
那时金老师已40多岁了，一米八以上的个子，胖胖的身躯，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其体质、体力都不适宜长途行走，他参加野营拉练真是拼了命的。在那次耗时近一个月、行程一千里的野营拉练中，我不知道他坚持了多久，走了多远，但我知道，所走的每一段路对于金先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讲或许都是一笔宝贵财富。金先生后来成了北大著名教授和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5年荣获印度文学院授予的文学名誉院士学衔，是国际国内公认的印地语文学研究权威。
三
也许是我们与八达岭长城的缘分到了，也许是学校组织者的特意安排——将学习参观历史文化景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纳入野营拉练计划之中，总之，我们在拉练的第四天竟然到了蜚声中外的八达岭长城脚下。实际上，那时的八达岭长城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闹，参观游览的人很少，在寒冷的冬季这里甚至十分冷清，就连那些对长城十分仰慕、行为非常执着的外国游客也不见踪影。可能是有关部门提醒过他们，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观赏长城风景不是最佳选择。
还好，那天上午天气不算恶劣，虽然寒气逼人，但没有刮风，也没有飘雪。我们列队从拱券城门进入，经瓮城登上用砖石砌筑的蜿蜒而宽阔的长城马道，视野顿时开阔，一览无余。第一次登上高高的长城，面对眼前扑面而来的景色犹如在梦中，若幻若真，大家显得异常兴奋与激动，在马道上快步奔走着，寻找最佳位置，贪婪地向四周张望，恨不得将万千景色尽收眼底。八达岭长城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各具特色，各领风骚，但冬季的八达岭长城更让人震撼，更显长城本色——那高大雄伟宛如巨龙的古老长城蜿蜒在树枝挂满冰凌银装素裹的群山峻岭之中，历史沧桑与自然景色交融，壮丽与磅礴尽显，显现了“玉关天堑”无与伦比的世界奇观。
那一时刻，我们可能成了全中国最幸运的人了，虽然身份低微贫穷，但那时已超越全中国99%以上的人最先来到北京，来到八达岭长城，荣耀在全身涌动。
下午的行程是参观位于长城脚下北侧的“万人坑”。1942年，日伪军沿长城挖掘封锁沟，强行抓捕6000多名劳工，导致上1000人死亡，仅1965年就掘出700多具尸骨。我们来到当年修的那条封锁沟遗址旁，凝视着展览馆一张张瘆人的图片和文字说明，气氛凝重，没有人说话。是啊，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仅在那场英勇的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就有2100万军民遇难，全国不知出现了多少大大小小的“万人坑”。我的家乡也曾是日本侵略者蹂躏过的地方，遭受过巨大灾难，父亲告诉我，在那场灾难中，仅我们家族就有3人成了冤魂，其中两人被日军机枪直接扫射而亡，祖父则为日军强行虏为挑夫，不堪忍受，夜晚逃离途中在县城囚渡永乐江溺水而亡。在中国，真是处处可见国恨家仇。
参观还未结束，八达岭特有的狂风如约而至。人们说，八达岭既是著名隘口，也是令人恐怖的风口。那天的北风呼啸而来，撕心裂肺地叫，如鬼哭狼嚎一般，让人心惊胆颤。呼啸的北风刮在脸上辣辣地疼，携带着冰冷的空气从各个缝隙处钻进身体，透心地冷。大风持续狂舞，一直到第二日凌晨。早上起来，屋外风平浪静，但寒冷仍好像凝聚在空气中，铺洒在大地上，到处都是像冰窖一样冷飕飕的。早餐后，我用热水刷碗，顺手将洗碗水泼到外面的空地上，瞬间地上就多了一层薄薄的冰；到屋外旁野地小便，热气腾腾的尿液洒落的地方，转眼间形成一个黄色的冰窝。这里的狂风和寒冷让我刻骨铭心。
四
离开难以忘怀的八达岭镇，一路风餐露宿向东行走。连续数日跋涉，消耗了大量体力，又累又饿，每个人最大的期待就是能美美地吃饱饭。当时，我们每人每天的粮食标准是1.2斤，伙食费0.75元，这在学校里已经差不多了，但在拉练行军期间却远远不够，吃饱饭成了一个问题，饥饿每天都伴随着我们。
面对困局怎么办？向学校申请补贴，不可能，因为我们军队学员来学校培训是受总政治部委派的，费用全部由军队按标准列支，与学校没关系。而军队又离得远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自己想办法。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大家愁眉不展、束手无策之时，不知哪位战友急中生智，脑洞大开——想到了通过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商业方式解决问题。他看到当地盛产红薯，老乡家里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吃红薯，没看到吃大米饭的，试着问：“可不可以用大米换你们的红薯？”老乡很高兴：“那感情好！”可能这种交换早已有之，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交换比例：1斤大米换6斤红薯。消息迅速传开，各个班积极参与了交换，效果很好：我们多了几倍的粮食，饱了肚子；当地老乡吃到了白花花的大米，尝到了难得的美味。双方皆大欢喜。
拉练中，实行以班为单位开伙，一个班10个人，相当于一个大家庭。饭菜谁来做？好像当时也没有指定，大家根据各自特点各尽所能，共同负责完成。我小时候干过农活，砍过柴，卖过陶瓷，厨房里的事，除了帮父母往灶里添柴烧火外，最拿手的就是蒸米饭或焖饭，所以，我主动请缨，非常自信地重操此技。而面食制作是个技术活，施展的空间大，可以变出多种花样来，班里在北方长大的有好几位，都可以制作，但最擅长最被大家认可的是出生在陕西宝鸡的赵天一。他人高马大，却拥有一双如同魔术师般的手，技术娴熟，制作的手擀面和刀削面，一次次激活着我们的味蕾，填饱我们饥肠辘辘的肚子。几十年过去了，那股清香仿佛仍留在口中。
说到做饭，当时有一个小插曲。拉练途中，一般都是以班为单位借用当地老乡房屋住宿，借用老乡的炊具做饭。离开时，像部队一样将房间打扫干净，归还借用的物件。一次，我们班一学员在炒菜时不知是用力过猛还是锅铲本身有伤痕，竟把锅铲弄断了，班里已向房东按市场价赔了钱。负责班里后勤工作的副班长郭进才按规定向连队副指导员汇报此事，他用的河南话说：我们班一学员在“炝锅”时把老乡一锅铲弄断了。副指导员一听勃然大怒：“还有这事？乱弹琴！与老乡抢什么锅”。郭进才赶紧解释：“炝锅”不是“抢锅”，是一种北方地区烹饪技法。解释好久，副指导员才消除误会，说：“既然是这样，赔了钱就好。”
五
拉练队伍继续向东进发，大约第10天的样子，大家冒着严寒住进了位于长城脚下一个村庄。走进村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座低矮的用石头和砖块垒砌的房子，周围是稀稀拉拉的光秃秃的榆树，天色阴沉灰暗，一派萧条景色。我们班借宿的人家有三间房，主房一间，杂房两间。住房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火炕（大通铺）。我们走进住房后，依次把各自背包行李整齐地码放在火炕上，占据了多半个空间。快睡觉时，主人家从柜里抱出两床花花绿绿的被褥放到火炕靠里一头，并在炕中间拉了一道布帘子，帘子里头睡的是主人家夫妇和两个孩子，帘子外头睡的是我们10名学员。见此情景，我一下子怔住了，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安排——一群年轻军人怎么能与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小孩同睡一张炕上呢？但主人家好像并不在意，没有向我们作任何解释或表示歉意，可能他们认为这样很正常。毕竟他们家里只有一张火炕，平时家里来了客人，也只能与主人家挤在一张火炕上，这早已成了习俗。见主人家都没吭声，我们借宿的还能有什么抱怨？只能默默地尴尬着。
其实，火炕好像也并不友好，让我们不得安宁。这里的火炕与许多北方地区农村火炕一样，火炕底下有烟道与灶台连通，灶台主要用于烹饪，同时产生的热量通过烟道传递到炕体，通过火炕系统实现全屋取暖。那天主人家考虑到增加了10位客人，于是在做完晚餐后，又在灶里添加了柴火，待我们上炕时，灶里和炕上温度都很高。刚躺下时，感到暖洋洋的，可一会儿就热得受不了，特别是紧贴火炕的后背更是火辣辣的。我竭力翻转身体以缓解痛苦与不适，直到翻转得没有力气。后来又试着把盖在身上的被子的一半垫在炕上，身体半卷着睡，以阻隔炕上的灼热。但最终灼热还是挡不住，我只好隔两分钟掀开被子一角透出一些热气，让温度降下来。就这么翻转着，折腾着，大约半个小时后，炕上的温度逐渐降低，身体也很疲倦了，才慢慢进入梦乡。睡在我两旁的战友与我的遭遇和反应如出一撤，也闹出了不少动静。这一晚，室外北风劲吹，滴水成冰，而室内火炕上火热如夏天，真是冰火两重天！奇怪的是，睡在另一头的主人家一家人竟是静悄悄的，不知是他们长期睡火炕习惯了，还是因长期干农活经受风吹雨打形成皮糙茧厚，增强了抵抗力？
村里的水井也特别的幽深，深得有点恐怖。记得那天晚饭前，我和同班学员申桂卿去室外井里打水。到了井边，弯腰低头往里一探，吓了一跳，这水井就像影视剧里描绘的神秘隧道一样，幽幽的，犹如万丈深渊。水井架上装有一副轱辘，绳索缠绕在架上，末端系上水桶，通过人力摇转轱辘将水提上来。生长在南方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器具，更没有操作过，站在旁边看了一会，不敢贸然动手。好在有同伴申桂卿，他家是河南的，在家里用过，从小习得的手艺这时候派上用场了。他熟练地摇转手柄，小心翼翼地让桶慢慢下沉，大约花了好几分钟，桶终于到达水面。等水桶倾斜吸满水，我们再合力摇转轱辘将水桶缓慢提上来。这过程有些艰难，虽然只有10多分钟，但感觉这桶水是从地壳深处取出来一样。
六
在雪霁初晴的那一天，拉练队伍来到了怀柔县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借用一所学校用完午餐后在操场上休息。天气好转，又逢赶集日，小镇比平时热闹了许多，聚集了不少各色人等。人们很快知道了拉练队伍到达镇上的消息，纷纷跑来现场观看，偌大的操场上顿时变得熙熙攘攘。无数双好奇的眼睛望着我们，好像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也颇有兴致地盯着他们，观察他们的穿着打扮，音容笑貌和行为举止，发现他们的确与我们老家人以及以前在其他地方见过的人群都不一样，显得十分特别。从衣着看，无论男女，黑色是主调，除了姑娘们和年轻妇女上身穿着花红棉袄外，普遍穿着臃肿破旧的棉衣棉裤，清一色的黑，因为不穿罩衣，缺了外层防护，衣裤上的污渍斑驳可见。为防风保暖，裤脚普遍用布带捆束着，看着有一些别扭。从人的形态来看，男人特别是中老年男人，许多佝偻着背，头发杂乱，胡子拉碴，目光呆滞，双手交叉在袖筒里，猥琐和暮气写在脸上。看着眼前老乡的模样，仿佛时光倒流，他们就是清朝时期北方地区历史老照片的翻版。
当然，小镇上也增添了一股有生力量。1968年毛泽东主席号召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北京城区一部分知识青年来到了这个山区小镇，并建立了一个知青集中居住点。那天，约有10多名知青赶来学校凑热闹，在围观的人群中，这群男女知青显得特别亮眼。与当地人相比，他们个头明显高一些，皮肤白净一些，穿着打扮也显得有点时髦——有好几人穿着当时流行的绿色军装，显示着城市人的优越。他们走出围观人群，大方地朝我们休息的地方走来，主动与我们搭讪。他们自我介绍：下乡一年多了，是这里的第一批知青，吃了不少苦。他们七嘴八舌的诉苦：有的说这里的气候恶劣，冻得死人；有的抱怨生活艰苦，窝窝头难以下咽，大白面难得见；还有的反映，农业生产没有机械，体力劳动太辛苦。他们共同的愿望是早日回城，也向往部队生活，男女知青都想当兵。我们班班长余长安身材修长，眉清目秀，是个标准的帅小伙。他很有人缘，与知青们谈得甚欢，他对知青开欢笑说：“愿不愿意到西藏部队当兵去？那里条件很艰苦哦！”知青们大声回答，“愿意！愿意！我们什么艰苦都不怕。”
当兵，本是保家卫国，但实际上，那时也变了味，特别是对城市青年来讲，甚至成了曲线就业。那些年经济很落后，城市萧条，就业岗位极少，几乎所有的城镇青年都要下农村劳动。想回城怎么办？许多人想到了当兵。当时政策规定，城市户口士兵退伍后可以回原籍安排工作，这一条政策引发了参军热潮，也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持续多年的“当兵开后门”现象。我不知道当时与我们交谈的知青中有没有人真的当了兵，是不是开后门当的兵？但大概率是不会到西藏当兵的。
离开怀柔山那个山区小镇和那帮热情的知青后，我们跟随队伍继续向前出发，先后经过密云县、顺义县、朝阳区，进入海淀区，从山区到平原，从乡村又回到城市。在1971年新春佳节就要来临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北大的校门前。惊喜的发现学校竟为我们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校园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向我们欢呼。我们像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的战士一样被迎进了校园。
北大历史上破天荒开展的一次野营拉练被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