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贸易体系重塑与科技摩擦背景下，传统跨境支付面临高成本、低效率等难题，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如mBridge）已被视作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创新路径。本文聚焦mBridge的技术架构及其伴生的跨境支付安全风险，深入剖析其底层分布式账本设计、节点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应用、隐私保护方案及系统互操作性等核心技术架构要素。基于上述分析，系统评估了桥接模式在跨境场景下面临的独特安全威胁，具体包括隐私数据泄露风险、共识层攻击隐患、智能合约漏洞利用可能、跨境监管套利空间以及系统韧性挑战。本文认为，深入理解mBridge的技术实现细节是管控其安全风险的前提，需在架构设计、加密标准、跨境监管协作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保障系统安全稳健运行，为跨境支付的创新实践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 | 杨望，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徐慧琳，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生导师。来源 |《国际金融》2025年第10期
跨境支付体系的安全性与效率，是国家金融主权和竞争力的核心支柱，更是实现金融强国战略目标的底层基础设施要求（陆岷峰，2024；何德旭等，2024）。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阐明：强大的主权货币与高效、自主、安全的跨境支付体系，是跻身全球金融强国行列不可或缺的核心指标。这深刻揭示了支付体系的技术韧性、操作安全与运行效率，直接关乎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开放水平与全球影响力。2025年4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明确将支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列为提升跨境支付能力的关键举措，正是响应这一战略、寻求支付体系安全高效自主可控突破的主动部署。
然而，当前以“代理行+美元”为支柱的传统跨境支付体系（周小川，2023），固有的中心化技术架构正日益暴露其深刻的效率瓶颈与系统性安全脆弱性。第一，架构低效与成本畸高。其层级化、多中介的冗长交易链条（刘东民、宋爽，2020），导致跨境支付平均耗时长达数日，处理成本平均占交易金额的6.5%，年支付费用高达约450亿美元（王剑、尹轶帆，2023）。第二，透明度缺失与操作风险叠加。信息流与资金流因各国迥异的运营时间、技术标准、数据格式及隐私法规而严重割裂（Auer et al.，2021），导致端到端交易状态难以追踪，整体透明度低下，显著增加了差错处理、合规审查的难度和操作风险（宋科、孙翼，2024）。第三，中心化依赖与战略安全风险。高度集中于特定货币（美元）和少数国际基础设施（如SWIFT），不仅存在单点故障的技术风险，更使其极易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严重威胁支付体系的业务连续性、自主可控性及国家金融安全（何德旭等，2024）。虽然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份额提升，但其与主导货币差距依然显著，凸显了变革现有体系的紧迫性。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突破，为重构跨境支付体系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作为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数字货币形式，因其底层安全性、法律确定性和可编程潜力，被视为跨境支付创新的关键载体（陈梦根、陈曦，2025；张明等，2024）。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全球94%的央行正积极布局CBDC（Kosse＆Mattei，2023；朱巧玲、张昆，2024）。在此背景下，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联合发起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应运而生（曹莉、吕远，2022），它源于早期双边项目（如Inthanon-LionRock，Bech等）并迭代升级，旨在构建一个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的新型多边支付网络基础设施。其核心创新在于通过独特的技术架构设计——利用DLT平台实现参与者间共享账本、采用同步交收（PvP） 机制保障跨境交易的原子性结算（Bech et al.，2022）——有效解决多国CBDC间的互操作性问题，从而重塑点对点、高效率、高透明度的跨境支付模式（涂永红等，2024）。
mBridge代表着技术驱动的跨境支付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研究表明，其构建的分布式网络能有效绕过传统代理行瓶颈，展现出显著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增强透明度与可及性的潜力，即更强的经济效应、安全稳定效应和普惠效应（涂永红等，2024）。随着更多央行的加入，其网络效应和影响力有望持续增强（钟红、赵雪情，2023）。由此可见，mBridge不仅是中国深化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更是支撑金融强国建设在跨境支付领域实现安全高效、自主可控目标的关键创新实践与战略突破口。
然而，任何颠覆性技术架构的引入，在带来显著效能提升可能的同时，也必然伴随全新且复杂的挑战与风险维度。mBridge所依赖的DLT/区块链技术架构本身（涉及底层分布式账本设计、共识算法、智能合约逻辑、加密隐私方案及跨链互操作性等核心组件），在复杂的多国央行协作与高要求的跨境支付场景下，正面临着独特且严峻的安全风险考验。一是技术性风险。如共识机制可能遭受攻击导致账本分叉或交易逆转、智能合约存在漏洞被恶意利用、加密措施不足导致敏感交易隐私数据泄露、密钥管理不当引发资产丢失，以及分布式网络面临的DDoS等新型攻击带来的系统韧性挑战。二是系统性及治理风险。包括因参与国之间法律监管差异导致的跨境监管套利风险、多边治理框架有效性不足引发的决策僵局或责任不清，以及DLT系统在极端压力下的性能波动对支付稳定性的影响等。这些内生于创新技术架构的安全风险，直接关系到mBridge网络的可信度、稳定性和生存能力，是决定其能否真正担当起支撑金融强国建设重任的核心命门。若不能深入理解其技术架构的细节并有效管控伴随的安全风险，其潜在效能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引发新的系统性隐患。
因此，立足于构建契合金融强国要求的安全高效自主跨境支付体系这一战略全局，本文的核心研究任务高度聚焦于mBridge这一重大创新实践的两大基石：第一，系统解构其底层技术架构。深入剖析其基于DLT的分布式平台设计、支付结算流程（特别是PvP机制实现）、多边治理模式及货币汇兑机制等核心架构要素，揭示其高效能背后的技术逻辑。第二，全面评估其伴生的跨境支付安全风险。基于对其技术架构的深刻理解，系统识别、分类并评估在跨境应用场景下面临的各类技术性、治理性及系统性安全风险的本质、成因与潜在影响。本研究旨在为优化mBridge的技术实现路径、强化其风险抵御能力、确保其在支撑金融强国建设进程中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精准的决策参考。
跨境支付作为连接国内外经济循环的核心纽带，其高效性、合规性与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企业出海竞争力、金融市场高质量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优化跨境支付体系，可显著降低外贸企业结算成本与风险敞口，同时为培育国际贸易新业态提供关键支撑。然而，传统跨境支付模式长期受效率瓶颈制约。其流程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信息流传递。买方付款指令需通过SWIFT报文系统，经付款行、多级代理行及中间行逐层传递，各节点均需执行严格合规审查。第二，资金流结算。收付款银行依托互开账户体系，由代理行完成资金轧差清算。
以图1为例，假设一个新加坡企业从一个中国企业进口一批货物并准备付款，传统跨境支付交易流程如图1所示。
第一步是跨境支付申请环节。新加坡企业向本地银行A提交付款申请（含中国收款方信息），银行审核客户身份及跨境合规性。第二步是汇率兑换清算环节。因涉及币种转换，银行A按实时汇率将新元兑换为人民币，并收取汇兑费用。第三步是支付指令信息流传递。支付指令经代理行B、C通过SWIFT报文（如MT206 COV）中转至中国收款行D。第四步是代理行结算资金。代理行完成资金清算后，收款行D将人民币存入卖方账户。
由此可见，整个跨境支付过程中，支付清算网络中各个节点都需要进行合规监控和风险管理，包括防范欺诈风险、反洗钱监控、外汇审查等，如若发现异常或可疑情况，各个节点有可能会暂停支付并开启进一步的调查。实际上，早在2020年，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已在第一阶段评估中指出当前跨境支付存在的问题，包括成本费用高、操作效率低和透明度不高等（Kurian，2023）。
第一，支付链条长且成本高，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交易链条涉及多国代理行层级，每增加一个节点即产生信息核验与资金结算成本，使单笔跨境汇款成本达交易额的6.5%~10%。例如，针对年营收10亿元的外贸企业，年均支付费用高达6500万元。更严峻的是，多司法辖区监管标准差异导致合规透明度低，洗钱风险滋生。若任一代理行遭制裁（如次级制裁），将直接阻断交易通道，叠加时间与违约成本，严重背离金融强国对高效安全支付体系的核心诉求。
第二，跨境支付信息服务架构单一，存在网络与数据安全风险。SWIFT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信息传递网络，采用单一中心化架构运营（黄晓薇等，2024）。其集中处理海量跨境支付数据的模式，易成为网络攻击目标，面临报文截获、身份盗用、数据篡改等风险，不仅威胁交易资金安全，更可能波及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制约我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
第三，传统跨境支付信息流和资金流异步传输，带来较大清算风险。传统模式中，信息流（SWIFT报文）与资金流（CIPS、CHIPS等清算系统）采用异步传输：第一步中代理行通过SWIFT的Cover报文逐级传递指令；第二步中资金则需经对应币种清算系统分级划转。时区差异与处理时滞导致交易取消时资金流无法同步撤回，极易引发跨境资金损失，凸显现行清算机制与现代化支付体系的脱节。
第四，外汇清算业务高度集中，汇兑成本较高。外汇清算高度依赖CLS-TPS系统集中结算，衍生三重问题：一是链条冗长。汇兑环节经多级代理行，推升时间与资金成本。二是流程烦琐。跨时区审查延长资金到账周期。三是汇率风险。企业因延迟清算被动承担汇率波动损失。这不仅削弱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资源配置能力，更阻碍金融强国建设中“提升跨境支付效率”目标的实现。
总体来看，传统跨境支付流程中存在链条长、成本高、安全风险大、清算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未来需要通过优化支付清算架构、强化网络与数据安全防护、提升资金清算效率等手段，打造高效、安全、合规的跨境支付体系，助力我国金融强国战略的实现。
mBridge等数字货币桥项目为了解决跨境支付交易成本高、时间长和效率低等问题，创新性探索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支付清算系统之间的点对点直接连接。刘震等（2024）基于货币桥多项真实交易场景的实验经验研究表明，其可使交易成本降低50%以上，显著提升交易速度，这得益于跨境支付流程的去中介化革新。具体而言，相比传统跨境支付交易模式，货币桥的跨境支付流程设计进行了整体简化：首先，买方发起付款指令，委托国内银行将CBDC接入mBridge（即“上桥”）。基于互通的原则，将CBDC从商业银行电子钱包直接转移到货币桥多币种电子钱包，节约代理行节点的交易与时间成本。其次，货币桥系统会自动匹配各个商业银行外汇最优报价，同步完成外汇兑换与资金支付。平台会以智能合约的形式自动执行由参与双方央行管理节点设定的合规审查和交易限额，买方在经过合规和反洗钱审查程序后，对这笔跨境支付进行确认，再通过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完成资金的传输，传输过程仅需6至10秒（杨望、曲双石，2016）。最后，卖方委托的商业银行接收到买方所在地CBDC后，与货币桥平台上的银行兑换成卖方本地CBDC，进行“下桥”操作，并将CBDC兑换成本地货币，存放在委托的商业银行存款账户。
mBridge在2023年进行过真实场景的跨境支付测试，取得了良好的测试结果。实践验证显示，基于mBridge的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在便捷性与时效性上均实现了实质性提升。以图2为例，一个沙特企业从中国香港企业进口一批货物，并已准备发出付款指令，具体支付流程如图2所示。
第一，沙特企业发起跨境支付申请。在沙特央行数字货币网络中，沙特企业向开户行沙特银行A发起跨境支付申请，提交香港企业、香港企业开户行香港银行B身份、账户等支付信息，委托沙特银行A向香港银行B进行转账。沙特银行A接到申请后，对沙特企业及该笔跨境支付业务的合规性进行审查，随后在mBridge网络中检索香港银行B是否已存在网络节点，若已有香港银行B的节点存在，沙特银行A向沙特央行（SAMA）发起货币转换申请，将沙特央行数字货币（W-CBDC-SAR）转换成mBridge网络中流通的存托凭证（DR-SAR），SAMA接收到申请指令后，在沙特CBDC网络中注销掉等额W-CBDC-SAR，同时向mBridge网络同步反馈相关信息。
第二，mBridge系统处理资金转移与货币兑换。当SAMA在mBridge网络中注销掉W-CBDC-SAR时，网络管理节点会同时在mBridge网络中发行等额的DR-SAR。此后，沙特银行A会申请管理节点，帮助匹配香港存托凭证（DR-HKD）的最优外汇报价，例如香港银行C节点提供的4.00的现行汇率报价。管理节点将沙特银行A持有的DR-SAR转移至香港银行C节点，与此同时，香港银行C节点会以4.00汇率报价，按比例将DR-HKD转移至沙特银行A，完成存托凭证的外汇转换。之后，沙特银行A将跨境支付额度的DR-HKD点对点发送给香港银行B节点，完成资金的转移。接下来，香港银行B向管理节点发起货币转换申请，将接收到的DR-HKD转换成等值的数字人民币（e-CNY），同样地，管理节点收到申请后，注销掉香港银行B节点的DR-HKD，同时向香港CBDC网络内的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节点发送货币转换申请信息。
第三，香港企业完成数字人民币接收。HKMA接收到货币转换申请后，直接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节点通信，共同向香港银行B节点发送等值的数字人民币（e-CNY），香港银行完成数字人民币的接收后，可直接存入香港企业的存款账户，也可换成港元存入香港企业的存款账户，至此mBridge跨境支付流程顺利完成。由此可见，mBridge项目秉持的“无损”“合规”和“互通”的原则，对于流程的简化和提效至关重要，既保障了交易双方货币主权的“无损”以及跨境支付监管政策的“合规”，也奠定了各方支付清算系统的“互通”。
mBridge作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代表性项目，其本质是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创新应用。与传统依赖SWIFT报文系统和代理银行模式不同，mBridge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构建底层架构，通过区块链实现多国央行协同清算，从根本上规避单边控制风险，为跨境支付提供全新范式。
从结构上来说，mBridge分为核心层、前端交互层和后端应用程序层。第一层为核心层。主要由区块链的节点和智能合约构成，其验证节点可以对交易的真实性进行核验，标准节点可以对交易信息进行读写，也包含分布式账本的相关数据，通过智能合约来保障多方央行分布式验证并对交易的唯一性、真实性和终局性进行核对。第二层为前端层。该层设置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节点接口，跨境交易方本地央行和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接口直接计入mBridge，同时也支持各国跨境清算系统点对点直接连接，如CIPS和SWIFT，根据支付需求的不同来灵活适配接口形式，以此来实现与后端的应用程序层的交互。第三层为后端应用程序层。该层主要对身份验证、访问权限进行管理，并对API网关、交易签名、外汇兑换、队列顺序和钱包应用等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该层借助假名系统和随机密钥管理来保护交易方的信息隐私安全，相关交易数据仅交易方（交易双方以及央行、商业银行）可见，随机密钥的自动生成功能实时保护身份和交易等敏感信息数据，全面保障着mBridge各方的隐私性、安全性和透明性。因此，可以进一步来说，正是因为mBridge是基于央行数字货币（CBDC）搭建的分布式账本（DLT）架构，实现了多方点对点直接交互，减少了传统跨境支付模式对SWIFT和代理银行的依赖，整体而言，相比较传统跨境支付模式，mBridge具有降本增效、安全稳定、金融普惠和灵活治理的优势。在我国大力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进程中，跨境支付体系的革新是关键一环，mBridge的优势对提升我国金融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一是降本增效优势。mBridge平台相比传统跨境支付体系，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效率。基于央行数字货币（CBDC），mBridge构建了一个高效、低成本的通用跨境支付平台，为交易双方的本地央行和商业银行提供点对点连接及分布式账本技术服务。不同于传统“SWIFT+代理行”模式，mBridge采用分布式架构，省去了代理行中间环节，大幅降低了手续费和渠道费等中间成本，有效提升交易处理效率。普华永道数据显示，SWIFT跨境支付交易成本约占交易金额的6.38%，而mBridge能将该成本降低50%以上。此外，mBridge通过“上桥”机制，实现跨司法辖区的合规审查和交易处理，减少了代理行的逐项审查流程，显著节约合规成本和时间。支付时间也从传统的3~7天缩短至2~10秒，且无需资金存放于代理行，降低资金占用成本，提升经济效益。
二是安全稳定优势。mBridge平台基于各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信用背书，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跨境支付缺乏信用节点的问题，降低支付清算风险，提升系统稳定性。传统模式下，交易双方需通过代理行存放保证金以建立信用，但该保证金属于代理行表内资产，面临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可能波及整个支付链条。mBridge的CBDC为中央银行负债，央行对跨境交易流动性实施管理，有效降低流动性及信用风险。平台采用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匿名存储交易记录，仅交易双方可访问，并通过哈希加密确保数据不可篡改。同时，mBridge设计“走廊网络”，由各央行分配验证节点，央行管理节点独立保存用户及交易信息。多节点存储与央行独立管理保障系统免受单点故障影响，提升稳定性与可靠性，维护货币主权和货币政策独立性。
三是金融普惠优势。mBridge通过央行数字货币，将跨境支付服务扩展到无银行账户的客户。其分布式架构允许无银行账户用户通过终端设备开立数字钱包，完成存款、收款和支付，提升金融普惠性。基于互通原则，不同CBDC系统可通过mBridge连接并与跨境清算系统互联，降低强势货币替代风险，为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提供低门槛、灵活的接入方式。mBridge支持小微贸易，克服地理及货币限制，为外贸企业设计跨境支付、外汇兑换等模块，成为全球首个使用数字人民币等央行数字货币为外贸企业进行跨境支付结算服务的平台（Bech et al.，2022）。以数字人民币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提供技术方案，助力外贸企业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并进行货币兑换，保障参与国货币主权，推动普惠、高效的跨境支付和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灵活治理优势。2021—2024年，mBridge的治理由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和阿联酋中央银行共同负责。指导委员会推动项目方向和商业共识，技术委员会负责研发安全合规CBDC，法律委员会起草法规和合规流程，政策委员会研究贸易与金融政策，业务委员会总结运营案例并维护合作关系，确保平台灵活合规治理。
与此同时，其技术功能具有较强灵活性。mBridge采用“乐高积木”式模块化设计，吸引更多央行参与并按各国监管要求灵活搭建功能模块。2022年试点期间，20家银行和央行完成了2200多万美元跨境支付交易，验证了平台的可行性。至2024年，项目进入最小可行产品阶段，成员扩展至31个。各国央行可根据本国政策，模块化组装支付、外汇、资金管理等功能，实现灵活合规管理。举例来说，沙特央行针对严格的外汇管制，定制了监管模块，自动执行资金流动限制。此设计保障了各国通过mBridge顺畅、高效地进行跨境支付。
mBridge等数字货币桥项目作为CBDC跨境支付领域的重要创新，其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的新型技术架构在带来效率与自主性提升的同时，也内生出独特的、复杂的风险挑战。这些风险直接关联其技术实现细节、多边治理模式以及在跨境场景下的应用，深刻影响着系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是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制约因素。具体来看，主要风险挑战可归纳为以下核心维度。
mBridge构建的分布式多边支付网络，其底层技术架构的设计与实现面临核心的内生性安全挑战，首要体现在隐私保护和系统韧性层面。
mBridge的技术架构（如账本透明度、数据广播机制）需要适配各国迥异的隐私保护法律框架和监管要求。例如，国际清算银行法国创新中心的Dunbar项目（基于以太坊）因其全网透明的交易数据广播机制，面临严格的隐私保护合规挑战。mBridge同样需在技术层面解决如何在共享账本环境下，既能保障交易的必要透明度（如满足AML/CFT监管），又能实现交易细节的机密性（保护商业和个人隐私）。各国对隐私权重视程度和界定标准差异巨大，使得在技术架构上设计并实施一套能被多国接受的隐私保护方案（如采用零知识证明、选择性信息揭示等密码学方案）成为关键难题。缺乏国际协调的统一隐私标准和技术规范，不仅可能限制数字人民币等CBDC在桥上的广泛应用，更将削弱我国在塑造全球数字金融技术规则中的话语权，影响金融强国建设所需的安全可信支付环境构建。
mBridge依赖特定的共识算法（如实用拜占庭容错PBFT或其变种）来确保分布式节点间交易记录的一致性和不可篡改性。然而，共识机制本身可能面临攻击（如女巫攻击、长程攻击），导致网络分叉或交易逆转，威胁支付结算的最终性和安全性。此外，分布式网络架构天然面临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网络分区故障等风险，可能影响平台的可用性和业务连续性。保障mBridge网络在高并发、跨境复杂环境下的系统韧性（Resilience），即抵御攻击、快速恢复的能力，是其技术架构必须解决的核心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跨境支付体系的稳定运行。
mBridge的多中心化治理架构在应对跨境复杂环境时，面临严峻的监管政策差异与协同失效风险。
参与国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外汇管制、数据本地化、资本流动管理等方面的监管框架和要求存在显著差异。mBridge平台上的跨境支付交易需同时满足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合规要求，这给治理架构的设计（如规则制定权、执行权分配）和技术实现（如监管节点接入、合规筛查智能合约）带来巨大挑战。缺乏有效的多边监管协同机制，可能导致合规成本激增、交易延迟，甚至引发监管套利或法律冲突，严重损害平台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多国央行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在决策效率、责任划分、危机处理等方面存在潜在风险。各国在政策目标、风险偏好、经济利益上的分歧，可能导致治理决策陷入僵局，难以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风险或进行必要的技术升级。同时，在发生安全事件（如重大漏洞利用、大规模资金损失）时，责任界定不清将延误处置并加剧系统性风险。构建高效、包容、权责明晰的多边治理框架，是确保mBridge在复杂跨境环境中安全稳健运行的治理基础。
在运行层面，mBridge基于存托凭证（DR）和同步交收（PvP）的汇兑机制设计，在特定市场条件下可能放大系统性运行风险。
mBridge提供的三种DR兑换机制（现行汇率、询价请求、约定请求）虽提升了效率，但并未消除汇率风险。汇率的最终确定仍需通过市场机制（报价、询价、协商），尤其在离岸市场深度不足（如某些参与货币）或市场波动剧烈时，交易方面临显著的汇率不确定性和潜在损失。复杂的兑换流程（涉及多方请求、报价、撮合）可能增加交易延时和操作风险，尤其在压力情景下。这与传统依赖成熟美元离岸市场形成的相对稳定汇率形成对比，是mBridge运行机制需要持续优化的方面。
mBridge的点对点PvP机制对参与商业银行的双边流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同于传统体系依赖大型代理行提供美元流动性池，mBridge要求交易对手方在特定货币对上有即时可用的CBDC/DR。对于离岸市场尚不成熟、流动性相对匮乏的货币（如人民币离岸市场虽在扩容但深度和广度仍待提升），可能出现临时性、结构性流动性短缺。例如，中泰贸易直接使用数字人民币兑数字泰铢DR，若一方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交易可能失败或延迟，影响支付效率甚至触发连锁反应。缺乏有效的多边流动性供给机制（如央行常备借贷便利、商业银行间流动性池共享）和压力情景管理工具，流动性短缺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威胁整个网络的稳定运行。国际清算银行Jura项目的实践（探索多币种净额结算）为解决部分流动性问题提供了思路，但大规模应用仍需机制创新。
mBridge通过搭建基于CBDC的多边数字货币桥，实现跨境支付的高效、安全和低成本处理，突破了传统跨境支付体系的瓶颈。通过系统性应对技术、治理与运行风险，并同步拓展生态应用，mBridge将能更安全、高效、稳健地服务于跨境贸易投资，显著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能力，为加快建设安全、高效、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实现金融强国战略目标提供关键支撑。为充分发挥mBridge在支撑金融强国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有效化解其面临的技术、治理与运行风险，亟须构建系统性与前瞻性的政策框架。当前，mBridge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创新实践。
一是筑牢技术安全底座，化解内生性风险。要化解mBridge在跨境CBDC支付体系中面临的内生性技术风险与监管碎片化挑战，须同步筑牢技术安全底座并深化多边治理协同。在技术层面，应加快集成零知识证明、安全多方计算、同态加密等隐私增强技术（PETs），在保障交易机密性的同时满足合规透明度需求，推动建立国际可验证隐私保护框架并主导BIS、ISO、IMF等机构相关标准制定，形成兼顾安全与隐私的全球规范。同时，建立严格的智能合约安全审计与密码学方案评估机制，防范代码漏洞与加密缺陷引发的风险；持续优化适用于多边央行场景的高稳健性共识算法（如改进型PBFT、HotStuff），构建多层次分布式防御体系，实施跨地域多活部署，完善7×24小时安全监控与应急响应，并通过定期压力测试与攻防演练持续验证和优化系统韧性。在治理层面，应依托G20、BIS、IMF、“一带一路”、RCEP等多边平台，推动制定涵盖AML/CFT、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安全、消费者保护及法律适用等领域的统一或兼容监管原则，并利用DLT特性构建智能合约驱动的自动化合规引擎与监管节点模式，在保障数据主权前提下实现实时监测与合规审查；建立多边参与的跨境监管沙盒，为创新功能试点与规则调整提供安全空间。同时，通过明确技术委员会、政策委员会、央行行长理事会等多层级治理决策流程，设定贸易权重与技术贡献度相结合的投票机制，确保权责利对等；在参与协议中清晰界定各方在安全、流动性与危机处置方面的分工，设立共同风险储备基金及损失分担机制，并预设跨境争端解决机构或仲裁渠道，以提供高效、可预测的法律救济途径。
二是深化多边治理协同，应对监管碎片化风险。为化解监管政策差异、治理僵局及责任不清等风险，应构建高效、包容的国际协作体系。一方面，依托G20、BIS、IMF、“一带一路”、RCEP等多边平台，推动制定mBridge专属的《跨境CBDC支付监管原则》，在AML/CFT、数据跨境流动（借鉴GDPR精髓并增强可操作性）、网络安全、消费者保护、法律适用等领域形成统一或兼容的规则框架；同时，深度利用DLT特性开发智能合约驱动的自动化合规引擎，实现交易前筛查、实时监控与报告，并探索在保障数据主权前提下可控访问必要信息的监管节点（Supervisory Node）模式；此外，通过建立多边参与的跨境监管沙盒，为复杂金融业务等创新功能的测试和监管规则的动态调整提供安全空间。另一方面，应优化多边治理架构，设计涵盖技术委员会、政策委员会、央行行长理事会等的多层级决策流程，明确决策主体、投票权重（结合贸易权重和技术贡献度）及时限要求，避免治理僵局；在mBridge参与协议中清晰界定各方在系统安全、流动性提供、危机处置等方面的权责义务，建立共同风险储备基金或损失分担机制；并预设独立、专业的跨境争端解决机构或指定国际仲裁机构，以确保提供高效、可预测的法律救济途径。
三是完善运行机制设计，防范系统性风险。针对汇率波动与流动性短缺可能引发的系统性运行风险，应通过机制创新强化流动性供给与管理，并优化汇兑与风险对冲安排。在流动性方面，可推动建立由参与国央行按贸易和投资流量预测、依比例注入本币资金的官方流动性池（OLF），并配套多边常备借贷便利（MSLF），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以合格资产质押方式临时获取流动性；同时，探索由持牌机构发行、以美债或黄金等高质量资产足额抵押的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如e-CNY Bridge），作为补充性流动性工具接入平台，并鼓励发展商业银行间P2P流动性市场；此外，应建设实时流动性监测仪表盘和压力情景预警模型，为参与方提供流动性头寸可视化与风险提示。在汇兑机制上，可在现有三种兑换模式基础上，引入自动化做市商（AMM）或中央限价订单簿（CLOB），提升报价效率与市场深度，减少协商环节与处理时长；鼓励在岸与离岸市场推出基于mBridge相关货币对的标准化衍生品（如远期、掉期），并探索在平台集成简易嵌入式汇率保护选项，为企业提供便捷对冲渠道；同时，推动建立基于平台真实交易数据的多边权威汇率参考基准，增强定价透明度与可预测性。
四是拓展生态应用场景，夯实发展基础。在管控风险的同时，还需积极拓展mBridge的应用边界，以释放更大效能。一方面，应深化国际试点与战略协同，优先吸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RCEP成员国及金砖国家的核心机构参与，将mBridge嵌入“一带一路”资金融通、RCEP贸易便利化、金砖本币合作等多边框架，并探索支持银行间批发业务（如外汇交易净额结算，参考Jura项目）和证券DvP交收等更复杂的金融场景。另一方面，应丰富国内应用生态与制度衔接，推动大型国企、领先民企及跨境电商平台广泛采用mBridge进行跨境贸易结算，开发智能贸易金融（如基于物联网数据的自动信用证结算）、绿色跨境支付（如碳积分交易）等场景化产品，服务中小微企业，同时紧密配合外汇管理改革与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政策，为mBridge落地应用扫清制度障碍。
来源：人大金融科技，链上海南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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